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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学教授:共同富裕的定义随时间改变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06 10:21 来源: 新浪财经
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教授卡尔·瑞贝卡(新浪财经 陈鑫 摄) 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教授卡尔·瑞贝卡(新浪财经 陈鑫 摄)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6日,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在北京举行。图为纽约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教授卡尔·瑞贝卡。

  卡尔·瑞贝卡:谢谢你们请我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被邀请到这种场合来跟大家谈,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痛苦,我要用中文跟大家演讲,我中文很不好,请大家原谅!我尽量用中文谈一下,从中国历史的观点来看共同幸福这个问题。

  幸福在过去很少讲这个问题,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共同,共同从清末以来就是一个很严重、很重要的历史性问题,因为我也是学术界的人,所以我讲的可能带有新的味道,给大家讲一下学术方面的,首先要讲的共同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在近现代的意义上,共同富裕或者共同问题,也可以说国民问题,在清末的时候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近现代的意义上,清末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过,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一个共同点,共同是在全球体系里面所提出来并展开的。三种不同的说法我要说一下,康有为的“大同”,刘师培和他妻子生计的观点,还有孙中山的民生问题,清末的时候这三种说法是三种不同对于“共同”认识的不同观点。

  康有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写的大同书,模糊一点,中国和全球性的世界有什么关系,这方面还没有弄清,可是中国的大同是有一点总结,用儒教的那种概念来概括大同,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体,共同幸福的概念。所谓的大同,要处理的问题,社会里不平等的关系,提出大同作为调节社会的不平等,当时的不平等的问题,经济上的,中国和国外的等等这些不平等问题。所以他提出的这些大同也不一定是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中国民族的,也不一定是中国国民的,大同里面的概念也是全球的大同,全球性的一种概念。

  再稍微晚一点,1905年到1908年,刘师培和他妻子,他们当时是积极分子,对共同问题概括为生计,不能限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殊状况里面,对于他们来说,生计问题是全世界不平等所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历来也有这种问题,现在他们所说的20世纪初,历来的这个问题就变形了,变形是变成一种全球性的问题,中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明全球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能解决。在他们的理解中,生计问题如果不是全球性的一种解决方法,根本不能解决不平等的问题。生计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性各地方所面临的困惑,每一个地方所面临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可是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国家都面临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生计问题所指的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矛盾,我刚写完一本有关于毛泽东的书,所以我用的都是毛泽东的话语,他们讲的社会矛盾是以生计问题为代表的,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像我刚刚讲的,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也不等于全球能解决,别的地方解决了,也不是说中国能解决,所以要想出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一定要全球性的方法。

  讲到孙中山,这是第三个,清末的理解,孙中山的民生问题你们大概也比较熟悉的,孙中山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思想家,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民族国家框架里面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说,民生是依靠土地和生产关系问题,土地改革和农村主要问题,对于他来说,民生和农村土地问题是完全相关的,完全做到一块儿的。民生对于孙中山来说是一种国家与民族之间,特定历史阶段要解决的困难。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怎么调整自己民生的问题。民生具体一点讲,民生指的是在国家和民族之间有财富积累矛盾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理解权利和追求的适当范围,怎么理解国民生活的范围在哪儿,国家的范围在哪儿,国民的生活范围在哪儿。在我的认识当中,他是第一个提出共同体,就是国民的概念,当然在接下来到今天,国民概念大家都在谈,可是在以前,大家谈的共同也不一定是国民这个范围内。对于孙中山来说,民生问题还是以国家为中心提出来的,意思是民生的概念依靠国家的富强,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

  接下来我讲一下共同富裕,还有Happniss,刚才听王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说的幸福或许是一个主观的概念,或许是非常抽象、笼统的概念,很难说这个Happniss到底是什么。在清末,谁也没有做什么社会调查,也谈不上幸福问题。只是自己怎么看幸福,或者怎么看共同富裕这一类的。

  像我刚才讲的30年代清末的时候,共同富裕到孙中山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之后才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到30年代,问题又变了,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中国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还挺多,共同又成为一个很大的历史性问题,我最近写过一本书,有关中国30年代思想家王亚南,他对共同的认识,共同不是国家,就是人民,跟毛泽东革命以后的人民的概念有所不同的。王亚南所理解的人民概念,他说了很多,主要说的是人民不是国家,人民是国家之外的一个共同体。他主要要讲的官僚政治问题,只有人民,包括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只有人民参政,才有希望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官僚政治以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而是一种重新结构的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建构的东西。

  到了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又重新提出共同体和富裕,他也没有讲幸福,他讲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主要讲的是我们对幸福有些疑问,什么是幸福,我们也要问一下共同是什么共同,共同的概念是有所改变,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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