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中国政府债务总体风险可控

　　新浪财经讯 2011年12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亚洲的角色”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图为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局长刘勇。

　　刘勇：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我是连续第三次参加此类的研讨会。今年5月份到了首尔，参加了一次类似的研讨会，今天在社科院的讲台上是第二次。我的研讨题目大家已经有课件了。我想从一个实务的操作角度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来谈一下我们对债务，尤其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国的总债务，以及目前日益演变的欧美债务问题。

　　我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银行的历史，就是做基础设施的，因此，在今天的地方政府融资贷款当中，开发银行是数额最大、增速最快的，而且我们一直秉承着一个理念：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结合今天的演讲，我想我们很关注中国的债务，以及欧美债务、财政体制、投资体制的改革问题。

　　我曾经带了一个课题小组，受国家自然基金委的委托，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应该是10.7万亿，包括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6.7万亿，加在一起17.5万亿，作为中国目前中国总体的债务，这个债务在2010年底占GDP的比例大致是44%。因此，如果按照欧洲的标准，我们中国整体的债务是可控的；但是，我们在分析中注意到，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从09年开始，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的债务，迅速的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非常之快。我们觉得，我们会出现阶段性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来看，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

　　第二个观点，我想从中国政府的债务、欧洲的债务，以及亚洲的债务，我们谈几点意见。

　　第一，总体债务可控。这里面有几个层面：一是我们债务17.6万亿的总额并不是很大，绝对额很大，但是占比比较低，说明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二是中国的债务99%是国人自己持有，境外的债务对于我们总债务来讲是很小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跟日本的债务还是很相近的。三是中国的债务是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所进行的举债，这一点和欧洲目前的债务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觉得，欧洲的债务，尤其是欧元区的债务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这既与过去传统的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坐吃山空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应对这种债务危机的时候，也暴露出西方在民主制度、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对于解决危机在效率上出现的问题，包括对财政来讲，叫短期的不慎重，财政政策的短期化和财政政策的长期化，带来的非常大的矛盾，也包括最近，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和法国的总统萨科奇正在对欧洲宪章的修改，建立财政协调机制。因此，我们觉得，从欧洲的债务来看，它的解决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国际背景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与美国的战略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我刚刚注意到李扬老师和吴晓灵主任提到了国家货币体系的问题，或者是多元化的储备问题，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直觉得，美国在美元的霸主地位是不容别人进行质疑的一件事，它一定会坚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我们觉得，无论我们在执行10+3也好，包括美国这次提出的TPP也好，我想我们在亚洲国家，中日韩会担负起重要的角色，就是要有一个合作，来推动区域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将会对亚洲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二，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对亚洲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面我们也算一下，根据国际的经验，当人均的GDP达到3千的时候，国际的经验大致城市化率在50-55%，而我们2010年，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4460美元，但是我们的城市化率只17.5%。因此，我们觉得，在“十二五”期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这种城市化率一定会带动整个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化率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源，这个资金的来源，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是49万亿，平均每年将近10万亿，这笔资金来源，我们研究课题的观点是要借鉴欧洲债务和亚洲的特点，来大力推动资本市场业务。我们的考虑是大力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财税制度的改革，使我们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和所承担的责任能够相匹配。因此，包括中国政府最近刚刚发行了四支债券，一共发行了129亿的债券，我们觉得在债务体系上会借鉴目前在欧洲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正在做的对预算法的修改，把积极收入和预算收入统统纳入财政的总收入，同时对政府的债务进行预警。在这个问题上，我刚刚讲到中国的政体和欧洲的政体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旦建立政府债务的预警系统，那么我们认为，在中国这种政体，包括在亚洲这种东方国家政体当中，效率会高得多。

　　我刚刚也讲到，实际上日本的债务率已经超过了100，甚至150%，但是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我也看到韩国的债务率占GDP的总额也很高，但是都没有发生类似于像欧洲的这种债务危机，由一个货币的主权债务衍生到货币的风险，最后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因此，在欧洲的债务研究，东方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债务研究，以及包括结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应该说对于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要建立一种债务的预警系统和发展这种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与此同时，加强中国的改革。我们算了一下，中国整个在债务的问题上大致经历了四次危机，每一次从中国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靠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发展来消化我们在债务中所产生的风险。因此，从我们作为中国的一家银行来看，虽然我们08年由政策性银行转为股份制银行，但是开发银行仍然是一个国有的银行，我们在关注，在研究中国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中央债务、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债务当中，从我们自身的风险防范角度，从我们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角度，作为开行始终在关注和分析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想，要把公益性的投资留给政府，把经营性的项目留给市场，或者是市场和政府结合起来，来推动中国城市化的道路，这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方向。

　　因此，我们觉得，包括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些减税，预算法的修改等等，我们想从一个实务部门的角度，实际上开发银行7、8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债务率的概念，当时我们为了一个项目或者是跟政府要算总共的债务率有多少，包括动态债务率和静态债务率，已经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想利用这么一个机会，从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看待债务的问题，看一个货币政策的问题，也是看一个财政政策的问题。

　　因此，我们想，在这种后危机时代，亚洲人大家应该是要团结、互信，推动整个亚洲地区的区域发展。所以，我今天的一些个人意见，希望媒体朋友不要对外报道。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