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论坛(实录)

　　新浪财经讯 中国银行与《21世纪经济报道》、《环球企业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2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高峰论坛——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于2012年1月17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论坛。

　　以下为论坛实录：

　　李振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个议题的讨论阶段，我们讨论的议题是“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

　　正式进入第一个讨论阶段，有请讨论嘉宾：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先生；中国人民雁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王佐罡先生；商务部财务司处长袁小明先生；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宗良先生；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先生；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景学成先生。

　　我们都知道，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先从五个地方开始试点，到现在为止已经推向了全国。另外，我们看业务的品种也从经常项目过渡到部分资本项目。我们也看到，整个发展过程，可能在头两年稍微比较平和，到2011年实现了结算量的大幅增长。我们看到一些数字，截止到2011年底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货物贸易结算量里，差不多到了一万六千亿，我们看到服务贸易里大概五千多亿。我们还看到，在对外投资这块有两百亿，外商对国内的投资差不多到九百亿。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大的，我们如何来看待在过去这几年时间内，人民币跨境业务的进程以及预期？如何看待政策推行的节奏和力度？我们现在请几位嘉宾谈一下看法。

　　我们先请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王处长发言。

　　王佐罡：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如果从跨境人民币业务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下，企业提出来，希望使用人民币做跨境交易的结算。为了适应这种市场需求，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人民银行、商务部等各个相关部委出台政策的节奏，只要是市场有需求我们就开始研究，开始出台相关政策。从2009年7月份开始，我们首先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是比较小的，一开始只有365家企业才可以做。很快企业需求就进一步反映上来，因为人民银行会同其他五个部委研究扩大试点。大家也看到了，2010年6月之后，到2011年8月份扩大到全部31个地区，这是境内，境外地域都没有限制。而且进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有其他金融项目也没有企业的限制。到今天，实际上在贸易结算这块，出口的货物贸易结算还有企业名单的管理，对这项政策我们也在研究，和商务部、税总、海关总署等部门我们在一起研究，看看怎么样进一步完善一下，这是贸易结算方面的政策。

　　我们双向的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从2011年人民银行的一号公告开始，我们发布了境外人民币结算管理办法，允许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到境外投资。同时我们也明确了，境内的银行可以给境内机构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而且没有事前的管理。这项贷款在2011年1月份我们就可以做，当然后续我们还出台了有关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是一些操作性东西，这是人民币的ODI。10月13日，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同时在互联网网站上公布了两个文件，宣布了允许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到境内投资，而且同时也明确规定，外部投资企业可以从境外的股东或者关联企业，或者是境外的金融机构来借人民币。这项政策，实际上我们也了解到，企业和银行还是比较欢迎的。这是从职业投资角度。

　　我们从服务实体经济，或者说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角度，贸易和职业投资，这个政策基本上框架已经建立。同时为了把人民币业务真正发挥对企业，对我们银行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也陆续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比如说，我们在2010年8月份同时又出台了两个政策，一个是允许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境外清算行和参加行，使用人民币到债券市场投资，这项工作也一直在稳步推进之中。我们还公布了境外机构在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结算办法，允许境外机构如果通过我们境内企业做贸易也好，做投资也好，获得的人民币可以在境内银行存款。这是2010年8月份已经出台的政策。再有，比如对融资方面，在贸易融资领域，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人民币的贸易融资，为了配合贸易结算，人民币的贸易融资实际上双向都没有任何限制。而且我们六部委共同发布的办法也明确，贸易上人民币对外负债不纳入现行的外汇外债管理的，也就是说，既没有事前的准入审核，也没有固定的管理。同时为了支持我们境内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也明确我们在2011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也明确，境内银行对外提供的人民币包涵不实行规模管理，不纳入现行的外汇外贷管理。这也都是为了解决银行给企业更好地提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需求，这是相应的配套政策。

　　当然不限于这些政策，陈行长刚才也提到了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一起出台政策，也受到市场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角度，我们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到目前已经有14个国家央行签了超过1.3万亿人民币互换。人民银行还跟一些国家央行签了一些本币的结算协定，这个本币结算协定其实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人民银行就签署了第一个边境地区边贸的本币结算协定。到现在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边境地区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签的是非比邻国家的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定，是和白俄罗斯央行签署的。之后我们又和俄罗斯央行修改了已经签订的边贸结算协定，扩大到一般贸易结算领域。这些工作实际上一开始互换的初衷，慢慢到现在已经转了，也都在探索，这种互换资本能不能用于支持这种双边贸易或者直接投资的需求。

　　从这些政策来看，实际上我们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或者是按照“十二五”规划所说的，要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从这些政策层面来看，实际上我们理解，紧紧地扣住了服务实体经济这么一个基本出发点。其他一些配套政策，我们理解当然不限于贸易领域，有一些资本项下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出台还是为了使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人民币结算更好地做，更好地提升我们境外贸易伙伴接受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从这些角度来开展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展望2012年人民币跨境业务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层面的进展。实际上，这跟大形势也是相符合的，现在中央定调叫稳中求进。在人民币这块，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已经基本建立，2012年我想我们这块也是一个稳中求进的局面。稳中求进，以稳为主，可能我们要把一些现在出台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让企业、让银行，体会到我们这些市场化的管理政策，这些便利程度真正转化为一些，不管是商务部还是海关总署公布的对外贸易数据，这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目标。谢谢！

　　李振华：其他几位嘉宾。

　　管涛：刚才王处长讲的我都赞同，我补充三点。

　　第一，过去几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一个是适应市场需求，刚才王处长做了详细介绍，围绕实体经济有序的，循序渐进的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范围。

　　第二，取得了积极成效。有一些数据，从外部竞争的数据来看，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占到当年收付总额达到2.7%，意味着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个结算货币，成果非常显著。

　　香港人民币存款，到2011年11月末，相当于当地外币存款的20%，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外币存款，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风险是基本可控的，不论是前期的人民币跨境净流出替代了结算，增加了流入的压力，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转为净流入，减少了外汇储备的积累，这实际上都是我们之前预料到的，而且规模也是有限的。

　　我就说这三点，谢谢。

　　主持人：袁处。

　　袁晓明：我个人以为，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它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货币政策，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贸易投资结算政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取得跨越式发展。2010年我们国家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但是我们还远远不是贸易强国。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的主权货币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我们在一些贸易规则的制定上还缺乏话语权。所以，我觉得2007年以来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它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的意义我觉得可以比拟2001年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我还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事实上2008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08年12月份，我们商务部会同各部门提出来要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当时我们除了把它作为货币政策以外，同时还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来看待。正是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我们配合人民银行、央行等各个部门共同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开展。包括一开始我们试行跨境人民币结算，一步一步地往后推进。

　　刚才我在琢磨，其实我们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接受，其实有点像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几个原则，就是把握好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因为我们也要注重防范结算的风险，大家都知道，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我们是不需要实行结消的。

　　做外贸的企业都知道，在出口退税率很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骗退税的情况，特别是实行跨境人民币结算之后手续进一步简化，所以我们也要防范这种骗退税的风险，所以我们也在一直推行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我就说这么多。

　　李振华：我们知道在人民币跨境使用上流动是双向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目前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我们发现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单边性，也就是说进口支付的人民币可能比例在很大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出口收付的比例。大家看到，最近虽然发现状况有一点有所改观，但是并没有真正去扭转，大家怎么样看待这样的现象？在较短的时期内会不会有所改变？

　　管涛：我先讲，其他嘉宾补充。

　　首先，一个货币流出境外的起初阶段，肯定有一个先流出后流入的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前期人民币大量流出，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起来，香港人民币存款627亿人民币，到去年11月底的时候，香港人民币存款达到6273亿人民币，相当一部分流出的人民币变成了企业客户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海外人民币市场逐渐发展。

　　第二，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在逐渐趋于平衡。201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确实是付人民币的多，收人民币的少，当年收人民币只相当于付人民币的19%，一比五。但是我们注意到，在2011年这个比重已经有很大的改善，收人民币的比例相当于付人民币的比例46.3%，三比四。如果没有扭转的话，2011年9到11月份这个比例逆转，9到11月份是149%。前八个月人民币跨境净流出，后四个月人民币跨境净流入，所以去年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比2010年增长四倍，但是全年跨境人民币收付差额和上一年持平，逐渐走向平衡。而且我们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而且在某一个时点上流出的压力大一些，在某个时点上可能流入的压力大一些，这都是正常的。

　　王佐罡：刚刚管司长从国际收支跨境人民币流动角度有一些数字。实际上我们在2011年工作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收付款不平衡，也面临一些压力。因此我们在2011年开始，从人民银行或者是商务部，我们也一起想了一下，可能要做一点工作。市场选择，它也不能干预，所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我们要大力宣传我们的政策，让企业更多地知道贸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因为我们经过调研，有很多企业不知道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在春季广交会、秋季广交会都做了一些宣传活动，效果还不错。从2011年全年看，当然这个改善的效果不完全是政策宣讲的功劳，因为还有市场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这里有几个数字，2010年末的时候，单纯从贸易结算这块收付比是1：5.5，到2011年全年，贸易项下的收付比是1：1.7，从这个改善来说，应该说是实质性改善了。

　　其实我赞同刚才管司长所说的这个观点，咱们说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都是来自于境内的，境外不可能自己弄出来人民币。如果按现在这种贸易的情况1：1.7，至少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听刚才管涛司长说，如果说加上资本项下的，比如有跨境投资，那个收入比更好。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各项政策，比如说贸易结算、直接投资，或者是跨境人民币贷款政策，再进一步落实下去，可能这种收入不平衡的情况还有可能再改善。而且我们也反思了一下，出口收入人民币少，可能有价格的因素，政策因素也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六万七千多家企业可以做出口货物人民币结算，进口没有限制，这可能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现在从政策层面能做的，就是把出口货物贸易的人民币结算管理尽快改善一下，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就补充这么多。

　　朱海斌：我简单补充两点，第一点，我非常同意滚司长说的，首先要在海外建立人民币资金池，我觉得这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两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包括香港市场人民币储蓄，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市场上最乐观的估计。我们去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预测，我们当时假设，如果到2013年人民币进口10%，出口3%，到2015年，我们当时预计规模应该达到2.6万亿。从2011年的发展来说，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是一点。

　　第二点，到目前为止，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最大的动力，我们观察还是来自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刚才也提到，如果从正常贸易出口进口面临的外汇风险来说，正常的应该说出口商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成熟的阶段，出口商应该选用人民币结算，进口商反过来。我们看日本的市场跟这个是一致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字，日本现在的贸易里，出口用日元结算比重占到41%，远远高出进口，进口大概是24%。中国是一个发展初期的阶段，跟这个现在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反过来说，支持现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一个很大的动力在于，第一，中国现在汇率、利率都有管制，包括资本项目相对还没有完全开放。在外资来说，对于海外人民币的吸引力，它有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是他进行套利的市场行为，这也是到目前支持人民币市场发展最大的一个原动力。

　　最近我们看到，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反转，这可能导致一些最近在贸易项目上收付出现一些不同趋势的主要原因。

　　景学成：业务能力上开展还是不错的，节奏也好，速度也好，速度比较快，节奏也比较稳，出现问题能及时解决。我个人来看这个问题，好像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还可以推广比我们想象得更好一些，速度上还可以更大胆一些。稳中求进，刚才袁处长说我们强调稳，发展快也比较稳，现在我觉得进的程度应该比较快一点。

　　我个人看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从跨境人民币业务本身出发，我觉得我们整个人民币走出去，或者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恐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稍微快一点。企业的需求和国际社会对我们的需求，我们还有国际社会责任问题，不能等的时间太长，再等二十年人民币才走出去，这样不行。我们都看到最新的消息，英国的财务大臣奥斯本来了，要搞第二人民币，明确提出第二人民币离岸市场，国际社会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本身对自己的希望，我们自己还在小心谨慎小心翼翼，还怕社会上说点什么，怕高层说点什么。现在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很快采取动作，人民币走出去作出更大贡献，我觉得在结算业务这方面我这么看，我这个说法可能不顾风险，我觉得完全可以比现在国家走得快一些。

　　我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观点，我已经讲了几次，这期《中国金融》上有一篇以前的文章，有一点说法，还是希望加快一点，不辜负我们自己发展这么钱庄，不辜负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期望。

　　第二，涉及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我在学界中头一个讲了，大家可以查一下比比先后，你可能肚子里有，但是没讲出来。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巴不得人民币有双向波动，避免升值预期，这是很好的现象。而且我今天有一个观点，由此我想我们在外汇管理方面，贸易结算方面，自由开放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出现？我觉得这事值得探讨，我认为可以强力推进。为什么这么说呢？资本流动问题，我们好多新闻记者老去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多还是少，从这里探出蛛丝马迹，觉得资本外流了、资本外逃了，一会资本又流进来了。我现在有一个说法，如果我们想搞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想融入国际社会，想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流动不是正常现象吗？为什么把它看成另类要加强管理，报刊、杂志给监管部门很大压力，好像一有流出、流入就说这个事情不好了。我觉得，整个我们的思路还是站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要不然就控制不住了，害怕我们控制不住的角度思考问题。

　　今天我特别提出一个问题，机遇和挑战，我看现在机遇大于挑战。我说得可能离题了，但是主题思想比较清楚。老九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促进国际化进一步发展，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现在到处都在讲条件，我看如果不出去走一走的话，不贸易一下的话，不金融交易一下的话，条件永远创造不了。

　　李振华：谢谢景局长。

　　宗良：刚才几位专家说得都很有道理，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成绩都看得很明白，应该说咱们这几年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在这一点上我既跟景老师有一致，但是又不完全一致。做什么事必须考虑中国的情况，有两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一旦出事，美国和其他有关国家肯定看咱们的笑话，正好趁这个机会把好多事情做下来。

　　第二，比如香港市场，别说其他的了，就光人民币债券市场，你从它的发展变化来看，就能够感受到每一个时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在这个事情做的过程当中，要稍微注意节奏。我一定走得挺快的，我只要稳步走就可以，用不着特别急。我跟景老师很熟，说的不一致。

　　李振华：好，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继续讨论，刚才景老师其实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已经做了回答，我们接着问问题。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人民币汇率在盘中一度跌停，持续了好几天时间。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现象是，人民币外汇储备的速度开始减缓。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议论，大家认为是不是要把人民币跨境业务暂停一下，如果长期这么持续外汇贷款，减少外汇储备，资本外逃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景学成：我说一点小数据。如果误差遗留以内的平衡大概少了332亿，我记得是这么一个数据。我们现在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是三百多亿，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的水平，这样如此大呼小叫说我们的外汇储备会怎么样，我觉得好像还不至于这个程度。如果把它看作一个资本流出、流入正常的波动，因为资金总要流动，不是流出就是流尽，它根据国内外的通货膨胀情况资金会自己作出选择，我觉得不是大事情，基调还是比较稳的，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求进是主调。宗良先生考虑国情是必要的，我补充一下，应该多考虑国情，我刚才主要考虑外情了。

　　管涛：我用数据说话。

　　人民币跨境业务是不是放缓？市场感觉有些新的变化，前八个月，2011年8月份以前都是对外付人民币多，收人民币少，但是9月份以后这个情况发生了逆转。去年最后四个月跨境人民币，从我们监测的指标来看，由前八个月的净流出转为净流入，这确实对外汇市场带来一定影响，新情况、新变化。

　　从增长速度来看，我们看去年前八个月人民币收付总额同比增长9.8倍，但是到后四个月只增长了两倍，就是增长速度放缓了。

　　但是我认为从这两个方面还不能说整个人民币跨境业务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看到同比速度放缓了，但是环比的，最后四个月月均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比前八个月的增长了54%。前八个月整个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包括外币，占6%，后四个月这个比例提高到7.9%。12月份的时候这个比是8.6%，所以还是在稳步上升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确实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但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个情况就停顿下来了。

　　今年年初推出了新政策，人民银行还是在按照预定的节奏、力度在逐步推跨境人民币结算。

　　王佐罡：我补充一点看法。外汇或者汇率的事我不大懂，也不敢说。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有变化人民币业务要暂停或者放缓，这个观点。坦率地说，我是不赞成这种看法的，其实刚才景老师也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从开展跨境人民币那一天开始，就是一种很直白的感受，现在咱们这种对外贸易、直接投资越来越红火，这些都有数字做证据。企业提出来说，我能不能用人民币做跨境贸易结算？有什么理由说不行呢？当然说不行的理由也有，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这种要求从管理部门来说，或者从政策层面来说是没法拒绝的。我们背后的逻辑其实也是跟咱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或者说这种科学规律是相一致的。比如我们一直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从经验、实践的角度出发，既然说企业有这个需求，我们就让企业先试，先试了，如果说有什么风险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应该是这种逻辑。

　　我们两年多试下来，风险倒没太看到，至少系统性风险是没怎么看到的，小的风险也没怎么看到，有一些问题我们也及时采取措施。更多看到的是企业欢迎、银行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管是储备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市场变化，资金流动方向的变化，那都是市场的问题，从我们政策层面来说，应该不会有调整的充分理由，我就补充这一点。

　　朱海斌：我先从汇率方面开始讲。

　　关于最近人民币市场上说有很大贬值压力，这是最近出现新的变化。我觉得有些炒作比较过分，比如报纸上经常看到的十一连跌、十二连跌那种词，大家很容易想到股票市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实际上那段时间里人民银行的中间价一直比较平稳，甚至升值，只是显示在那一段时间里，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比较大。中间当然有一些全球金融市场的因素，不仅中国，发达国家的货币都面临着很大的贬值压力。

　　另外，中国最近经济发展和海外投资者忧虑也有关系，我们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关系。从中国汇率改革来说，我觉得出现汇率贬值压力是好事情。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说，人民币一直很单向的升值，我们很担心外汇储备一直不断往上升，对储备管理的压力，对国内的货币政策也有压力，因为你要增加国内的基础货币。在过去两年，这方面一直是人民银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最近市场上出现这些不同的新趋势，其实我觉得对于汇率改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所以从短期来说，汇率改革如果往下做的话，短期考虑做的事情就是把每天的波幅，从目前的千分之五，我们建议再往上升一点，这样汇率的波动范围可以更反映市场化的因素。

　　第二，联系到人民币离岸市场，刚才我提到，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其实是驱动海外人民币市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近由于升值预期降低以后，造成最近一些新的发展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是从未来一两年看，人民币贬值、双向波动，可能在未来是一个短期现象。从基本面来看，中国的项目顺差应该还会持续若干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人民币未来几年还是持升值的预期。可能升值速度不会像前两年那么快，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缓慢升值的速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人民币离岸市场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波动，但是中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很看好这个市场的。

　　第三，如果说只是以人民币升值预期作为一个推动力的话，从长期来说它应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程度之后，那时候从人民币海外市场发展的角度来说，可能就会更多涉及到资本项目开放，或者是金融市场深化，你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建设。这方面我很同意景司长说的稳中求进进这方面也不能忽视。从今年来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上，去年推出了很多新的措施，但是总量控制还非常严格，现在规模200亿，在这方面，尤其在量上可以考虑步子再迈大一点。

　　李振华：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新的情况，比如在贸易，在投资方面，最近注意到，贸易顺差在逐步收窄，中国对外投资总体速度其实也在放缓。再看目前整个国际上的形势来说，大家其实对2010年的预期都是非常悲观的，大家都认为在2012年世界经济是比较疲软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家认为也会进一步放缓，出口形势也比较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更多使用人民币来进行投资，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它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袁处长。

　　袁晓明：2008年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顺差是2981亿美元，达到历史高点，此后逐渐减少。我记得2009年、2010年贸易顺差分别是1957亿美元和181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3.2%和7.2%的百分点。2011年我们国内顺差实现1151亿美元，同比下降14.5%。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进出口的基本平衡。去年前11个月，我们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不到2%，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进出口的平衡。贸易顺差减少有很多方面因素影响，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政策性因素。

　　看看我们的对外投资，去年前11个月，我们国家是501亿美元，同比仅仅增长5.2%。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复杂，全球需求减少，我们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还有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等等。我们判断，世界经济将处于一轮低速调整期，我觉得这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因为经济的增长无非是三个因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口红利。

　　技术创新，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互联网技术拉动了经济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种拉动作用边际效应逐渐递减，目前我们在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推进一些物联网、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但是这些还没有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加的引擎。

　　制度创新。全球贸易治理结构和国际货币的缺陷，短期内也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

　　人口红利。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的作用在逐渐减弱，所以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形势，商务部在对外经贸工作中，我们也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主基调，我们会着力在对外贸易方面促进稳增长、调结构，着力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发展，使外经贸工作能够平稳健康发展。

　　货币的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刚才我也说了，在2009年我们抓住金融危机的机遇，顺势而为，我们实施了人民币跨境结算。我觉得它是我们国家深化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适应我们国家开放性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要求，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对进出口企业来讲，很明显，刚才我们中国银行的行长也说过，它是电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节约汇兑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确实是这样。刚才我也说了，我们虽然是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我们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规则的制定上，在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我们还缺少话语权。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币是国际货币的话，我们可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上更主动。

　　对于很多进出口企业来讲，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下，这个月11日央行倪先生在进出口年会上有一个演讲，演讲非常精彩。有一个数据，用人民币结算交易成本比用外币结算交易成本平均节约两到三个百分比。我们也对一些重点中小企业进行了调整，结果发现，我们几个出口利润率是非常低的，不到3%，远远低于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更低于一些银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所以我觉得，世界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确实对提高贸易投资的效益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跨境人民币结算是我们国家对外贸易新的竞争优势，也是一个新的利益增长点。所以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配合央行和有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让这个结算政策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谢谢大家！

　　李振华：谢谢！其实我们看到，在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同时，我们发现在内地、香港形成了两个市场，一个在案市场，一个是离岸市场。在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表现出了不同的汇率价格，形成两个价格体系。这两个价格体系会对我们未来业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去把握中间发展的机遇，并且防范中间可能出现的风险？宗总。

　　宗良：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确确实实在香港跟大陆这边会形成两个市场，从总体来看，这两个市场有利于汇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汇率的形成机制，比如从汇率的形成机制来讲也会有一定差异。比如说，香港市场可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比如就像国际化一样。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有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两个市场里，香港市场交易两与大陆市场的交易量不能比，这个市场量仍然是主导作用的市场，两个市场总体上会趋于平衡，但是短期局部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差异。

　　利率角度来讲。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短期也会出现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之间的差异可能会给我们国家的汇率政策带来一定的操作难度。但是总体来看，由于香港市场的规模还是在一定范围之内，规模还没有那么大，在香港占六千亿，跟大陆整个80万亿的存款市场相比，应该说还算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觉得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太大。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由于这个有差异了，实际上也意味着风险的存在，也意味着机会的存在。比如说，香港的汇率处于贬值的趋势，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一个通道，接受汇率的方向跟升值的过程当中，两个方向是不一致的，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值得关注的方面。同时，这样一来的话，也会给我们带来好多业务机会，值得我们关注。

　　朱海斌：我补充一下，关于离岸人民币市场，人民币另外有一个汇率和利率机制。从目前看，当时发展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思路是想通过海外利率和汇率，对国内利率和汇率改革有一个参考或者是倒逼的机制，这可能是刚开始的一个初衷。但是从目前看这个作用非常小，影响非常有限。我们刚才提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两个市场出现一些脱节，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第一，市场海外定价机制很不一样。从某种角度来说，现在离岸人民币市场，尤其是汇率它主要是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基于对国内汇率政策的猜测，对于人民银行的汇率，定价定在哪里市场有一个预期，是升还是贬，这是很大的市场猜测，这是一个因素。另外，更多来自全球金融市场，可能跟中国的汇率并没有太大关系，由于金融市场的资金，尤其是美元跟人民币之间的供求发生变化，对于离岸市场的汇率会有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汇率也未必是一个更加接近均衡汇率的，某些时段它上面的噪音可能也会很多。

　　为什么在香港市场、国内市场上出现那么大差价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套利，把差价进行弥补？第一，两个市场由于总量的限制，它套利的渠道并不是很畅通。另外，目前香港的市场规模偏小，流动性不是很高，我觉得这也是导致这个现象存在一段时间的原因。

　　王佐罡：我补充一个信息。因为刚才朱博士提到，香港市场发展，我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倒逼的没有，倒逼的改革意图据我了解是没有的。当初这个过程基本是这样的，2010年2月份监管局给香港市场发了一个通函，对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有一些说法。2010年7月16日，我们行副行长去香港有一个活动，和中银香港修改协议。关于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这次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只要不涉及到人民币资金从境外，或者从香港回到内地，香港的人民业务是按照香港本地的法规和市场因素开展。也就是说，只要不涉及到资金出去和回来，香港金管局说这事怎么做就怎么做。比如说，人民币兑港币、兑美元在香港是可以自由兑换的。比如说近期人民币对外汇的交易，包括各种产品，基金、理财产品。

　　从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因为毕竟咱们还有一个关口，这个还不简单地说因为有规模管理，因为我们的跨境人民币业务还是有管理的。咱们内地的各个部门，为什么那个规定由六个部门来发？因为从内地各个部门是有管理的，虽然是市场化管理，但是还是有管理的。我们现在探索这种事后为主的市场化管理，会同各个部门一起做，充分的信息共享，形成监管合力。我们体会，这两年做下来，可能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可能更有效，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就补充这一点。

　　景学成：从研究的角度看待这个市场的发展，早年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我在虹桥宾馆开会的时候，头一次研究离岸市场，因为它不是正常的金融交易，量非常小，对我们不能有任何作用。

　　经过这一段发展，离岸市场的情况也发生改变。那个市场有很多对冲基金，一些交易者来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国内市场还是我们自己的企业、个人参与。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正常的和实体经济结合的市场，而那个市场，在我们的观点，它有点脱离了实体交易，和虚拟的交易结合。因此它的汇率形成、利率形成，对我们来讲可能只有一个借鉴作用。过去我说没有任何作用，现在我说可能有点借鉴作用，至少给我们一个观察的窗口。我们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制定方面，看那个市场如何动向，我觉得有一个参照物比没有一个参照物还要强一下，我从这个角度把它吸纳到理论分析角度。但是我仍然不强调它对实体经济市场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我认为没有这个作用。我是这样看的，朱博士在香港生活的时间长，你可能看得更真切一些，我现在是戴着望远镜看的。从一点没有作用到可以提供参考，我已经给它很大的扶持了。

　　李振华：谢谢！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个离岸市场的问题。

　　谈到离岸市场，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香港。前一段时间很有意思，香港联交所的总裁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题目叫“养儿子和幼儿园”，他对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进行了思考，他把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比喻为养儿子，只要大家认为养儿子是必要的，就必须以平常心看待养儿子要付出的成本和必须冒的风险。他又说，养儿子得有地点，这个地点是哪儿呢？他说这个地点必然在香港。原因是他认为，香港是一国两制，有这么一个体制上的优势。另外，离大陆很近，对内的经济联系上是最紧密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他的观点？我们发现很多地方都愿意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

　　宗良：黎总裁的这个描述还是比较明显的，确确实实说出了我们国家这几年在人民国际化走的这条路上确立的一些想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我们国家人民币从未来的发展趋势上来讲，必然成为一个比较占有一定规模的货币，这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国家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实力，你的人民币还在家里面待着，这是不现实的。就是说，这条首先决定儿子必须得养，这个儿子将来长大成人必须得很强，这是必须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刚才我也提到了，中国做事有中国的逻辑，这是一方面。另外，确实我们是一个大国，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出事了不一定救我们。一旦真想救我们的时候，别说不想救，就是想救你也不一定能救得了，因为你这里一看根本就是救不了的。中国在做事的时候比较稳妥的，能通过这种特定的方式来做，可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应该说我们国家这几年走的路子还是比较可行的。

　　同时还得考虑一个因素，我们国家的资本项目短期来讲是完全开放，可能还存在一定难度。同时，人们常常认为，资本项目的开放必须作为一个条件，完全做不到的情况下，资本项目可能面临一定管制的背景下，来推进我的人民币业务的一个重要选择。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得找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需要来做，另外我们还需要找一个特定的条件来做，相当在几个方面上还是比较符合条件的。

　　一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具备，如果在香港做的话容易得到国际认可。同等条件下来到大陆做可能担心，但是来香港做觉得没关系。

　　第二，香港有一国两制，这也是很重要的。可以与人民银行签订相关协议，我能够在实践中把这件事操作下来。如果是海外可能就存在一点问题，如果我的法律或者我的协议一签，签到其他有关国家和地区，有可能会存在一些障碍，需要找一个渐进的渠道。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感觉从当年，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有一个离岸市场也有助于推进一个国家的货币国际化的。比如说，在这里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当年美国采取了一些管制，利率上有一定的管制，反过来促进了欧元美元离岸市场的出现，还发展壮大，对美元的国际化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反观，我们看日元，只有在日本能做，在其他地方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做，它没有一个海外市场。反过来可能对于日元国际化也不太有利。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感觉到，相对而言，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推进中国人民币跨境使用或者国际化当中有一定实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景学成：关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实际上我基本上赞同于黎先生的意见。首先他是深刻讨论怎么样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客观需求，而且他出必须养儿，养儿子最好的地方是香港。

　　有人在报纸上直接说到，跨境人民币结算应该停，口气是很厉害的，好像他是个当局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就错位了，我们搞研究的还上不了台面，我们只能给当局提一点建议。

　　刚才几位领导都讲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中间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出现一些工作上的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排除、解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至于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觉得这需要很好的研究，除了风险更多的是要把路线图讲清楚。

　　我说一个自己的观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敢宣传人民币是可兑换货币呢？有人说你这个想法太大胆，我早就讲过，什么意思呢？人民币放在现在这个程度已经是基本可兑换的货币，为什么我们的当局，或者我们的高层领导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把这个东西局限在一个方面，自己显得很被动。去年3月20日南京会议上提出三条以后，我们就没有正面和他交锋。实际上，可兑换的概念自从体现出来之后，它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哪有纯粹的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你找一个分析分析，美国就没有管制吗？

　　已经发展三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还用那个老的概念框住我们自己，我觉得是不适当的。我说人民币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基本可兑换，就是经常可兑换，加上放开长期资本项目，这就是资本可兑换。同志们愿意回去研究的话可以看一看美国的金融史、发展史，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路数前进的。我们现在不敢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我说现在就宣布人民币是基本可兑换的，你给我挑出几条是不可兑换的，这都是可以解释的。我们可能在那方面还有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内部体制需要调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对不起全世界人民的，完全可以宣布我是基本可兑换货币，然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比较主动。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货币放在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好像是在流沙上，今天他说你这个方面还存在问题，资本方面还存在管制，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拿不出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年人民币国际化，从当前的角度来讲是可悲的，我们自己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我们处于哪个十字路口？我们不敢讲。

　　第三，养儿子要不要在香港的问题。我觉得香港的发展，中央很重视一国两制，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作用。人民币可兑换完全国际化之前，应该给它一个发展的空间，既发挥它的作用，又促进了我们人民币走出去的路程。

　　今天不是专门讨论的，我就不详细说了，今天摩根大通的朱海斌在这儿，我私下里跟他说了，希望就这个问题跟摩根大通好好研究，当然不只是跟你们，从战略的角度研究。我今天特别提出，要是《21世纪经济报道》敢说就赶快说，现在人民币是基本可兑换货币。

　　朱海斌：我补充一点。刚才您提到路线图问题，黎先生的比喻非常有意思，从养儿子的角度，国内怎么样培养儿子，有没有一个最优的策略，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相似的类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长期过程，可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意见，要怎么走。我觉得要防止这样一个趋势，太拘泥于我们要先有一个很清楚的路线图之后，然后按部就班地来。实际上就是可能你在培养儿子的时候必须先上最好的幼儿园，再上好小学、中学，一步一步地来，可能有一定意义。但是在实际的时候不一定只有一个单一最优的策划在人民币国际化。比如刚才提到的欧洲美元市场，其实它完全就是一个另类的因素，当时实际上国内有利率管制，利率管制是促进市场发展的最大的推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路线图没有最佳的策略，从中国的市场需求出发，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次序，这几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可能人民币国际化走在其他某些项目之前也可以。

　　李振华：由于时间所限，我们最后讨论一个问题，目前来看，除了香港、新加坡这两个地方人民币供应是比较充足的，我们看其他地方，发现人民币相对还比较稀缺。同时我们也发现，人民币代理行的网点和清算也还不是特别完善，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每位嘉宾用一分钟时间做一个阐述。

　　宗良：人民币国际化渠道两大类，一大类是代理行的方式，一大类是中国中银香港的清算渠道。我觉得整体来看两类有一类差异，第一类是到银行，银行到代理行，最后这么来。第二类可能要通过香港，这个角度来看，从香港来转更多像海外人民币，这么去转更多像跨境人民币。但是我觉得从更大一个层面上来看，应该说两者之间又是统一的，最终只不过在香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与人民银行有连接的，相对而言比较批发式的代理行性质，有点这个味道。

　　从更广意义上来看两者之间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客户来讲是比较完整的，对于客户来讲，这里面走的往往是银行的渠道，对客户、对服务器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都能够保证客户的服务。从未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两个方式也是，不一定说你现在就开始堵死哪一块，可以根据整个发展，任其发展，逐步规范，看看最终市场做出选择。

　　王佐罡：我补充一点。现在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渠道，从我们实际工作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顺畅的。基本满足现在各项业务开展的需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如果比较的话，我们稍微复杂一点，中银香港清算行的模式，这是别的国家看不到的，因为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因为2003年末、2004年初的时候，人民银行宣布给香港个人人民币业务提供一个回流的清算安排，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安排，只有在一国两制下，内地和香港之间既要可控地开展业务，因为有额度，目前也有，个人业务香港是有很多条条框框的，不是随便干的，在这个基础上。

　　到我们开展机构人民币业务之后，刚才我提到修改了清算协议，现在也在做跨境贸易、直接投资清算。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符合国际惯例的渠道，我们成为代理行的模式。其实这种代理行的模式又和现在欧元、美元、日元这种国际清算是一样的，境外的银行在我们境内银行开立一个人民币清算账户，这个账户现在没有任何的限制，说你不可以干这、不可以干那，是完全放开的。实际上像日元、美元、欧元这些主权国家的货币就是一个代理行的渠道。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判断的话，最少是应该基本上满足，至于是不是有一些有待改进的方面，这倒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判断是第一位的。

　　管涛：我个人认为，目前这种发展格局应该符合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先周边再逐步向外部扩散。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随着我们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从中资企业内部的关连交易开始，然后逐渐到第三方结算，然后与金融服务跟进，应该说会逐步扩大。

　　刚才王佐罡也介绍了，在政策上我们是没有限制的，我们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有的地方是有中资金融机构的，有的地方没有，但是也有全球性重要的银行，只要有这方面的市场需求，我相信银行都会发现这方面的商业机会，我个人比较看好这样一个前景。

　　李振华：其他嘉宾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

　　景学成：解释对跨境人民币的看法，什么概念呢？为什么人民银行说的是跨境人民币结算，没有直接讲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逻辑顺序讲的很清楚。讲跨境人民币业务就避免说人民币国际化做了多大工作，这个概念比较扎实，连环套也比较清楚。

　　我提出两点：

　　第一，把中银香港作为清算行，这个路子和代理银行的路子是可以的，这两个更好的结合。跟香港地区的离岸市场情况，和我们香港地区的一国两制的情况，考虑到离岸业务，把中银香港作为清算行是一方面。另外，国内其他正常行的贷款业务，就是一般业务结合得比较好，这就是因地制宜，非常好。

　　第二，不要把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14国政府签的协议也看作是跨境人民币业务，那是另外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人民币国际化将来可能是两条腿，一条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跨境业务结算、金融交易、定价权。另一方面，我们要和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协议、互换协议，能够把互换协议扩大应用，同时加入国际渠道，换句话说是国际路线渠道。如果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话，在签定协议的同时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如果我们进入ST2的话，我们有成为主权货币了。

　　我说这两个的意思就是补充，主持人让说一点观点，我说研究性的战略观点，不知道能不能丰富内容。

　　李振华：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