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您看病不再锁愁眉捂腰包

　　

　　■本报记者 任震宇 李 建

　　如何改革现有医疗体系，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是近年来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今年的两会也不例外，采访中，代表、委员纷纷表示，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必须斩断目前存在的“以药养医”的利益链，同时建立起能保障医患双方利益的机制。

　　加大财政投入

　　“调查显示，按现行定价，目前医院技术性护理及一般诊疗项目成本回收率平均仅为38%，挂号费与一般护理的成本回收率仅分别为 13%和15%。这个数字意味着，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远低于钟点工、理发师、家政人员等简单劳务价格。”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李铀说，医院和医生不能通过自身劳务获得合理的收入，就只能“以药养医”，靠药品、检查、器械创收。如此，医务工作者就被迫成为高药价、大检查、贵器材的幕后推手。李铀分析，沿用多年的医疗服务定价不科学，造成医疗服务收入与成本严重倒挂。而政府投入不足是造成“以药养医”、药价虚高的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原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也持类似观点。他向记者表示，当前，虽然部分地区全部由财政解决了基层医护人员的工资问题，但是并未全覆盖，有的地方对绩效工资部分还是实行差额拨款。深入推进医改，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从体制、机制上对计划和市场、盈利和非盈利作合理区分，并通过加大投入和合理分配来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由财政全额承担国有公益性医院医护人员的工资。

　　破除“以药养医”是医改的重要任务，卫生部在2012年初卫生工作会议上，曾表示我国争取“十二五”期间全面取消公立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弊端。

　　对此，李铀委员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从体制、机制入手，采取综合措施探索治本之法，具体来说，有3个途径可以参考：一是大力完善政府投入补偿机制，消除“以药养医”的制度空间。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合理补偿机制，切断医与药之间利益链条；二是改革药品流通管理体制机制，消除”以药养医”的价格空间；三是合理提高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建立科学的医保付费机制，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改革药物流通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和“以药养医”痼疾的另一个重点，则是改革目前的药物流通制度。

　　重庆市人大代表王晓琳告诉记者，近年来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开展了诸如打击商业贿赂、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打击“挂靠经营”行为等整治行动，但医药流通领域的腐败、“药价虚高、药价虚低”混乱现象却未得到根本治理，甚至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药品流通环节这么多，这么乱”的原因之一就是药品流通环节存在巨大的价格利益空间，国家只定了药品最高零售价，而没有定药品的出厂价和流通差率，治标而没有治本。

　　王晓琳举了2010年5月的“芦笋片事件”的例子。芦笋片出厂价15.5元/瓶，经过层层加价后，最终以213元/瓶的价格卖给患者。在这个销售链条中，生产厂家川大华西制药公司芦笋片利润为1.11元/瓶，药厂只取得了微薄利润。绝大部分利润被低价大包代理商、药贩子、药品居间人、医生给赚走了（医生回扣80元/瓶、居间人利润大约80元/瓶）。

　　王晓琳建议，以药品的实际出厂价为依据制定药品最高零售价，合理确定生产环节药品的期间费用率、销售利润率、药品流通差价率，这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的升级，增强我国医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加大对药品流通领域的价格监管，严格实施“两票制”，即规定由药品生产企业供应给药品配送商（医药公司）为一票，药品配送商直接供给医院为第二票，从而减少流通环节，限制层层加价。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院长曹书杰认为，现有的基本药物制度所涵盖的药品品种十分有限，对于目录以外的其他新药、特药不能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这在药品管理制度上留下了很大空白，药价高、药品质量低下等问题仍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台《药品专卖法》，从法律层面全程规范所有药物的生产、流通、定价、使用等环节，有效保障药品安全，合理定价，维护广大患者合法权益。

　　全国工商联此次提交的团体提案则建议，建立新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目前并存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目录、新农合目录逐步整合，建立一个覆盖品种比较广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进入目录的药品基本药品要多家生产，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进行公平竞争。既要剔除质次价高、疗效不确切的药品，也要增加患者需求、医生认可的药品。同时，通过建立国家基本药品目录的监测评价体系，定期对目录进行调整扩充，做到动态管理，以保证种类有增有减，适应病种病情变化。

　　规范医疗服务

　　造成“看病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医疗。

　　全国人大代表陈万志告诉记者，根据其调研结果，目前，我国对医院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鼓励了医院的创收冲动。一些地方的省级大医院实行以科室为单位的财务核算机制，科室人员的奖金也全部从科室账上支出。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钱。有的甚至将住院率作为一项考核指标，与科室内医护人员的奖金挂钩，迫使医生多开住院单，导致本来不该住院的病人也要住院。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表示，针对过度医疗问题，他将向全国人大提交两个建议，一个是组建“国家医疗安全中心”，这个中心相当于医疗技术的国家标准委，其职能之一就是推行全国统一的患者医疗安全的目标和标准，建立医疗安全的全国性管理平台，目的是形成公开、客观、理性的医疗安全和质量监督机制，促进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可持续提高。陈海啸解释：“比如对某种疾病，它的诊疗程序是什么，用听诊器需要听几次，听哪些部位，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程序，这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度诊疗，又提高了医疗安全水平。”

　　另一个建议是要求“加强立法规范引导医药新技术发展和应用”。陈海啸表示，医学高新技术发展和运用，给人类的健康与幸福带来了巨大的恩惠，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很多疾病其实用传统手段也能诊断、治疗，但目前存在过多使用先进技术的趋势，造成治疗成本快速上升，这也需要正确的规范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内蒙古医学院副院长牛广明也提出了解决过度医疗问题的途径与办法。他表示，除了需要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外，还可以让新农合医保部门把全年的医保补偿资金根据服务人口分配给各乡镇，按月考核兑付，乡镇卫生院超支自付、结余归己，以此遏制“大处方”行为。另外，疗效相近的进口药和国产药价格相差很大，但医保报销比例一样，建议对同类药品，使用国产药的，提高医保报销比例甚至全额报销，使用进口药的，医保只报销国产药同等价格部分，超额部分患者自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