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铬时代 一个明星企业的环保危机

　　“铬印”

　　陆良，古称“陆梁”，也写作“陆凉”，云贵高原第一大坝子，滇东粮仓。陆良，从古至今的鱼米之乡，古行政称作“同乐县”。

　　初秋，陆良坝子依然炎热，行走在城区，还能见到“同乐大道”这样富有古韵味的标识。

　　“同乐”，一同欢乐，寓意美好。近日，“同乐县”黎民百姓并没有同乐，这个坝子正因一种金属元素“铬”，被外界知晓后，似有一种“被质疑”的身份。

　　“和平化工”一个在当地响当当的名字，其前身是“陆良化工”，一个以生产农业“氮肥”为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8年前，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浙江徐某等个人资本注入，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改制，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这也是当年一个极为重要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在土地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陆良县工业总产值为100亿元。同年，“和平化工”完成了5.7亿元的销售。这样的产值对陆良这个农业大县的贡献，毋庸置疑。

　　高产值的背后，是环境能否承受之重。今年6月初，相距六七十公里之外，一个小村庄70多只羊的死亡，才将“和平化工”非法丢放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暴露在阳光之下。

　　5000吨铬渣如何处置？陆良的工业化进程何去何从？水被污染后稻谷绝收，生活用水依靠运送，被污染地需要随时监测，为GDP买单的环境……陆良被“铬”痛之后，被迫走入了“后铬”时代。

　　“铬到”

　　如果羊会说话，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张家营村委会湾子村的70多只羊，一定会告诉你一个故事，用死亡的悲壮。在6月10日的一场大雨后，喝过村后一个坑里的水的羊，开始出现中毒的症状，“羊肚子鼓得就像吹满了气的皮球。”随后，这里的羊陆续死去……

　　70多只牲畜被毒死

　　湾子村，是曲靖市郊的一个小村庄，距离陆良县城近60公里。村后两三公里处，有一花果飘香的后山，解放初期村民称之为“花果山”，在不种果树后便成了村民放牧的好去处。

　　五六年前，六旬村民陆吉才成了村里最先养羊的人，羊的规模也由开始的几只扩大到六七十只。在他的带动下，两年前，年纪比他稍小的张忠德也开始尝试着养了二三十只羊。平素，两人就“搭伙”放羊，“两家的羊集中在一起，一人轮流放一天”。

　　今年6月10日，一场大雨后，三宝镇依然持续之前的炎热、干旱。当天羊轮到张忠德放，一早，留下十多只小羊羔后，陆吉才就将羊赶出羊圈，交给张忠德。

　　“气得耳朵都聋了，也记不清当天做了些哪样。”当天，对于陆继才来说是一场“浩劫”。傍晚时分，他从张忠德手中接过吃饱喝足的羊后，将羊关进羊圈。一如往常，夜色降临。次日，轮到他放羊，他一早就将羊赶上山，不知道哪儿不对，大多数羊都是懒洋洋的，青草就在嘴边，可就是不吃。太阳升起来后，这样的羊越来越多，中午他赶紧将羊群赶回。“是不是拉肚子啦！”凭借数年的养殖经验，他弄了一些土霉素给病羊喂下。几个小时后，症状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两三只羊的肚子开始鼓起来，犹如吹满了气的皮球。下午4点多，发现情况严重后，他打电话向政府部门求助。畜牧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察看了羊群的情况后，给它们打了针。当天夜里，肚子最鼓的两三只羊倒地死去。“是不是得了瘟疫呀？”陆吉才心急如焚。

　　6月12日上午，又有羊陆续死亡，陆吉才立即将这个情况向政府汇报。“是中毒了！”兽医对死亡羊只解剖后初步得出结论。同时，张忠德家一起放的羊只也出现了死亡的情况。随即，环保部门等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根据事发当天放羊的张忠德回忆，两天前的傍晚，羊在“花果山”附近吃饱后路过八仙桥，在公路边，有一个挖煤留下的大水坑，大雨后有一些积水，这些积水有点黄，正值太阳西晒，又热又渴的羊在水坑边喝了一阵水。

　　“如果植物有毒，羊自己就不会吃！”陆吉才和张忠德都认为，人为投毒的可能几乎没有，问题应该出在这坑水上。由此，工作组对死羊和这坑水都进行了监测。

　　之后的七八天，每天都有羊陆续死去，前后死了30多只羊。中毒三四天以上的羊，经过解剖发现整个苦胆都呈黑色，苦胆周围但凡接触的内脏都变成了黑黑的一片。同时，张忠德家除死了20多只羊外，当天跟羊群一起放牧的一匹马、一头牛也被毒死。

　　“水有毒！”调查组得出结论，死亡的70多只牲畜全部统一处理后进行深埋。

　　都是铬渣惹的祸

　　每斤30多块，按照目前羊肉的市场行情，一周之前，陆吉才拿到了政府五万余元的补偿款。“前后八天呀，我整整瘦了两公斤。”陆吉才说，只知道有外地人来乱倒废渣，在湾子村，大家都知道有牛羊被水毒死，但具体是什么毒，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事发后，水坑里的水被政府工作组抽走，四周也拉上了警戒线，并立上了禁止村民和牲畜靠近的警示标牌。距离水坑两三公里外就有一家本地化工厂。

　　张家营村委会综治办主任李玉宝带着工作人员在水坑附近24小时看守。依照他的说法，今年5月的一天夜晚，有值守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地方突然多出一堆“矿渣”。“这样乱倒乱放，把这里当什么了，垃圾场？”李玉宝表示，目测只能初步判断是一些矿渣，但具体是什么大家都弄不清楚。随后，村委会在附近进行走访调查，排除了本地这家化工企业嫌疑，并安排工作人员在倾倒点附近蹲守。一天深夜两三点，一辆翻斗车再次在这里倾倒同样形状的物质，蹲守人员立即驾车追赶，可惜让对方逃脱。

　　十多天后一场大雨，矿渣下面的水坑积水，出现了羊群被毒死的情况。经监测，才知道这些矿渣是巨毒的铬渣。相关人员在另外一倾倒地落网后，才知道这些铬渣是从陆良运来违法倾倒于此。

　　知道村里后山被堆放了许多有毒的铬废渣，一位姓梅的村民心有余悸地说，虽然村里的用水暂时没受到影响，但如果遇上下雨，淋到废渣上的水必然会流入村里的地下水，“住在村里地势较低的人家肯定会受到影响”。

　　黑夜里的“罪恶”

　　蒋国富、张粉娥，一对朴实的农村夫妇，作为那些运铬车辆的唯一见证人，他们曾经生活在铬渣边，相距不足百米。

　　距离张家营村委会湾子村10余公里外，和平办事处小冲村，上百户人家沿着一座山脚排开。蒋国富家是最靠山脚的一家，一栋三层新建小楼即将完工。屋后的那座张家营山一角是一个废弃的沙场，白色的沙石裸露在外，在山底形成了一个大水坑。

　　8月25日下午，张粉娥和丈夫还在家门口忙着拌水泥，砌墙，他们身后，是今年1月刚刚盖起的两层楼新房。她和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今年1月回到村里。今年6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蒋国富夫妇正在看电视。“哐啷！哐啷！”屋后传来一片响声，蒋国富立刻来到楼下院子里打探，只见五六辆翻斗卡车，将一堆堆如焦煤的物质倾倒后便立刻离开。“可能是这个沙厂要新开张，拉点原材料！”当时，他也没有多想。

　　第二天一大早，妻子张粉娥到屋后一看，靠近山脚的地方凭空多了许多渣滓，上面还用防水的塑料布盖了起来，她和丈夫“研究”了半天，认为这可能是从哪里偷来的矿渣，“不然怎么会用塑料布盖起来”。虽然没猜中是什么，但他们还是告诉小儿子不允许到山脚去玩。这样的倾倒在次日晚上同样的时刻再次发生。

　　被“锁”住的用水

　　废渣堆放了四五天后，张粉娥的家门口又来了一个“车队”，把废渣全拉走了，她和丈夫以为事情结束了，家门口可以恢复往日的宁静。可谁想“环保的车来了，在山脚前的水塘插了个牌子，不准靠近。”

　　一周前，村委会和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张粉娥的家里称那些水被倾倒的矿渣污染了，家门口的井水也不能用了。工作人员从井水里采样以后，将靠近这片沙场的七八户村民家的井用铁锁和铁链锁住。刚开始，村民用水是靠相关部门用大桶运送。

　　张粉娥和丈夫这才知道，堆在屋后的不是普通的矿渣，而是有毒的铬废渣。这下，张粉娥不仅不敢喝家门口的水，连生活用水都从别处挑来。虽然家里有自来水管，但张粉娥也不敢用，“太阳能里的水也不敢用”，张粉娥用白色的水桶从太阳能里接了一桶水，担心地看着泛着淡淡的黄绿色的水，她摇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用太阳能。现在，他们只敢用水管里的水和水泥，但这水究竟是否还安全，和出来的水泥能不能敷墙，张粉娥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铬痛”

　　其实，远在上两处倾倒场所之前，相距两地数十公里之外的越州镇寨上村才是首个违法倾倒点，也是危害最为严重的倾倒点之一。寨上村后面是几座大山，前面有一湾“半月”形湖水，几个村庄散布一侧，甚至有一个村庄“伸入”湖心，类似一个“日”岛，山上的几个小型水库为太阳岛水库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水源。

　　被“铬干”的水库

　　这里有一个优美的名字——太阳岛水库，背后的大山名却走向极端——光头山，背山面水，寨上村成为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湖里打鱼，湖边种稻。可就在丰收即将到来之际，这种美好的生活被中断。

　　8月25日，艳阳高照，曲靖已在这烈日下连续了数月干旱，而对曲靖市内越州镇寨上村的村民来说，今年的干旱显得尤为严重。曾经祖祖辈辈用来浇灌农田的水库，因紧邻铬废渣堆放点，水质受到污染，水库里的水全被抽干，昔日的水库，变成了干涸的大坑，水库底的泥土在烈日的炙烤下开始龟裂。

　　寨上村的村民叫这个水库叉冲水库，其实它不过是水库旁光头山和道路间的一块洼地，而光头山便是铬废渣的堆放点，寨上村与光头山间仅这一水之隔。

　　这里的村民都知道水库被污染了。从今年五六月起，光头山上来了群不速之客，曾经很少人去的光头山，每天夜里开始有大货车的轰鸣声，白天山上就会多出些黑色渣滓。刚开始，很多村民以为这是些废“矿渣”，每天依旧用叉冲水库里的水浇灌农田，可没过多久，一场山雨过后，水库里的鱼全死了，随后有人来山上把“矿渣”运走，把水库里的水抽干，在水库旁插上了“此水库动态监测中，不得靠近”的警示牌。仅两三天的时间，水库和山全变了样，村民们这才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矿渣”，而是有毒的铬废渣。

　　“过去，我们农田里用来浇灌的水都是从叉冲水库里引过来的。”一位寨上村村民用手比划着引水的方向，因农田的位置较水库地势低，他们从来不担心围绕农田的沟渠没有水流淌。而现在，“沟渠里已经没有水了。”没有了水库，他只能靠天吃饭，而今年还遇到了干旱……

　　“那些裂口可以放下一只脚！”“那些田都张着大口子，从太阳岛水库抽上来的水一到田里就不见了。”52岁的农妇田左蓝，对干旱的形容朴实而生动。往年，她家4亩稻田要收成20多袋稻谷，每袋50多公斤，而今年，这些结满谷粒的稻谷大部分已经发黄，即将死去。况且，这些已经被污染的稻谷，能不能吃还要等相关部门的检测。一两个月来，但凡用叉冲水库浇灌的蔬菜都不敢吃，家常菜以之前收获的土豆为主。

　　“鱼米之乡”鱼翻白眼

　　寨上村旁，更低洼的地方，是村里的日月潭水库，这里的水被用来浇灌水库旁的果树。几名从外地来打工的小姑娘，正在用从水库里抽出的水逐次浇树，她们很高兴这里的水还“能用”，因为据她们所知，被污染的是叉冲水库，而日月潭离光头山还有一段距离。可对守水库的一位村民来说，这种看法有些站不住脚。这位40来岁的村民，一年多前来到寨上村，在他的记忆中，日月潭里有很多十多厘米长的大鱼，可因为光头山上的铬废渣，他开始在水库边看到死鱼。指着一条躺在水库边的死鱼，他有些痛心地说，这条鱼是刚死的，鼓胀的鱼肚皮上粉红色的“斑点”十分清晰，“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更大的死鱼！”在这位村民看来，日月潭肯定也受到了污染，莫名其妙的死鱼便是证明。

　　用水被污染，光头山另一边的杨齐营村和寨上村有着同样的困惑。杨齐营村村口，一名40岁左右的农妇正悠闲地在家门口削梨，可一说起铬废渣导致的水污染，她的话语变得有些激动。几个月前，她丈夫和往常一样到田里弄秧苗，可回家没多久，她丈夫的脚上、手上便长出了许多红色的大包。刚开始他们不清楚这是什么包，虽然有些担心，但随便擦了些药膏后，她丈夫依旧每日到田里弄秧苗。一段时间过后，这些大包依旧没有好转的迹象，两人这才到医院看病开药。她不清楚丈夫身上这些大包是否与铬废渣污染有直接关系，也不清楚这种污染的严重性，但“铬废渣”这三个字却印在了她的心里，每当想起它，就有些担心。

　　“你怎么能伤害本村人”

　　从陆良到曲靖，60多公里，倾倒地都属于曲靖地区，而工厂却在陆良。三处倾倒地地处偏僻，相距十几公里，倾倒之人一定对几地的地形颇为熟悉。

　　“兴水被抓了！”在寨上村，村民都知道村子里有人因此事被抓，谈论起此事，他们有着区别于其他村民的畅所欲言，总是有所保留。兴水本名刘兴水，中年男子，早年携妻子在曲靖做生意。村里还有弟弟一家。

　　据曲靖市对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此次事件“系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铬渣运输协议，承运该公司的铬渣到贵州兴义三力燃料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处理的吴兴怀(曾用名张兴怀)、刘兴水所为”。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某、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职工王某及贵州省兴义市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某三人涉嫌犯罪，麒麟公安分局已依法将涉案的上述三人刑事拘留。而涉案的两名司机也被抓，刘兴水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他成了村子里的“名人”，村民们都知道他“犯了法，被关起来了。”

　　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直接表达了他对刘兴水的“恨”：因为刘兴水的所作所为，村里的环境受到污染，灌溉的水源没有了，土壤也受到污染，靠土地吃饭的村民不知道还能指望什么。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有着朴实的认同感，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不论走到哪里，还是村里人，是一家人，他们想不通，村里人怎么能拉着外人做伤害村子的事？

　　刘兴水70岁的外婆，说起孙子被抓一事，脸上的惊恐几乎让她的嘴唇僵硬。老人家不知道孙子被抓的具体情况，她只是反复地念叨着“兴水在外面打工，但被抓了”、“兴水家的房子就在村子另一头，家里还有亲戚在”。看到村支书走来，老人便不说话了，扭过头慢慢走开了。

　　对刘兴水和吴兴怀有着相似“怨恨”的是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工人们。8月27日上午，化工厂正门门口，几名工人正在路边的树阴下闲散地聊着天，现在化工厂已完全停产，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开工，现在每天来工厂也是帮着受污染村庄做些善后的处理工作。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工人说，他家住在陆良城边，已经在工厂干了四五年。在这里上班，是很多和他一样不想再种地的农村人的希望，要进工厂，还要经过考试，“想进这里一点都不容易”。在这位工人眼里，工厂每月会发劳保用品，每年要进行体检，各类保险也按规定购买，“是很不错的一家工厂。”“但就是因为这几个司机，把工厂害惨了”，他的语气里透露着对这“坏事”司机的埋怨，现在工厂3个车间完全停产，800多名工人无工可开，虽然工厂依旧给他们发着工资，但谁知道还能发多久？

　　铬废渣污染事件一经曝光，这名工人便被连夜派到了黄泥堡村，参与废渣回收工作，“他们倒的时候倒是轻松了，可我们是把那些废渣一筐筐往上背，小的渣滓还用手捡”。清理工作完成后，他又到帮村民们抽水浇地，每天都要去黄泥堡村一趟，“这些都是工厂组织去的，我们现在也整天在干这些活”，他有些无奈，但也积极服从，因为在他心里“工厂真的做得很不错”，有错的就是那两个贪了小便宜的司机。

　　14.8万吨铬渣堆存江边

　　当外界的焦点从被污染的几个村庄和违法司机身上转移开后，人们开始追问，陆科技究竟产生了多少废渣？在运出前这些废渣又在哪儿？

　　兴隆村虽然不是非法倾倒铬废渣的村子，但它是距和平化工最近的一处村落，被媒体报道称为“癌症村”，村民郑某说这是个“死亡村”。一直住在兴隆村的郑某，对和平化工厂的味道十分“熟悉”，“只要工厂开工，烟囱里就会冒出呛鼻子的味道”，风大一点，刮过来的味道就浓烈些，“有时闻得人头疼”。五六年前，郑某开始养牛，每次放牛来到化工厂附近，呛味便会扑鼻而来，呆得时间久了，脸上和手上的皮肤还会有轻微的瘙痒刺痛，“火辣辣的”，虽然工厂已停产数月，但郑某对这种味道的感觉依然清晰。

　　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介绍，兴隆村委会共3563人，2002年至2010年，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病例有14人，其中11人已经死亡。14人中，患肝癌的有6人，其他还包括淋巴癌、结肠癌、乳腺癌等；死者最小的9岁，最大的77岁。而村民则说，癌症患者超过30个。

　　郑某说，五年前的一天，大雨过后，他放完牛，正赶着牛群沿工厂墙边回村。墙拐角处正巧破了一个小洞，而墙里堆放的“渣滓”淋雨后，渗出了少量的废水，看到牛在饮这些废水，郑某急忙赶开了牛，可没走几步，牛便倒下了。把牛拉回家，他找来了兽医，兽医告诉他牛的内脏“被辣烂了”。他找到了工厂，获得4000多元的赔偿。他说，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到工厂堆放铬废渣的江边放牛。

　　据曲靖市政府通报，江边堆存的14.8万吨铬渣，将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

　　“铬后”

　　和平化工生产的用于饲料添加剂的维生素K3已占据全球40%的市场份额，为全球最大制造商。这家“明星企业”在陆良县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0年陆良县工业总产值为100亿元，其中，和平科技完成了5.7亿元的销售额。

　　配套设施紧缺的“明星企业”

　　驱车进入陆良县西桥工业园，尘土漫天飞舞，园区门口“加强污染企业治理、建设环保工业园区”的宣传标语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着，来往的大小车辆，扬起的阵阵尘土也反复地落在工厂墙上粉刷的各种建设绿色企业的字样上。

　　沿着工业园区主道进入1公里左右，一块相对开阔、干净的地方，“和平科技”的字样显眼地映入人们的视线。当地人更喜欢称这家工厂为“和平化工”，它曾是西桥工业园区甚至是整个陆良县的“明星企业”，是一家有着23年历史的老厂，作为此次非法倾倒铬废渣事件的主角，它又以“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名字，被县城外的人们熟知。

　　据陆良县宣传部史副部长介绍，西桥工业园区可以说是陆良为数不多的重工业集中地，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以造纸、水泥、氮肥等服务农业的传统项目为主。即使发展到现在，整个园区也只有十余家大小企业。和平科技前身是集体所有制的陆良化工厂，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上世纪末，陆良化工厂开始改制，2003年前后招商引资引来和平化工，通过股权交易形成今天的陆良和平科技。

　　和平化工生产的用于饲料添加剂的维生素K3已占据全球40%的市场份额，为全球最大制造商。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陆良县工业总产值为100亿元。同年，“和平化工”完成了5.7亿元的销售。这样的产值对陆良这个农业大县的贡献毋庸置疑。产量、产值如此庞大的“明星企业”，在爆出铬废渣污染事件后，相关各方在解释时竟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铬废渣是历史遗留问题，工厂目前无法处理这么多废渣”的说法。但目前，各方不得不想办法为“历史欠账”买单。据史副部长介绍，该工厂处理铬废渣的配套工程目前一期已经建成，年处理量在1—2万吨左右，二期工程正在建设当中，建成后，铬废渣年处理量可达3万吨左右。

　　而目前，那些被违法倾倒的铬渣被“掘地三尺”运回工厂，铬废渣共有14.8万吨左右，放置在工厂后面，而堆放点与南盘江水系一路之隔。两三天前，工人们还在紧张地进行相关处置。而厂区的铬渣二期处理工程也在紧张进行。

　　为GDP买单的环境

　　在过去多年里，和平科技在陆良县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10年，陆良县化工行业产值30多亿元，轻工行业产值30多亿元，建材和生物产值都在10亿元以上。化工占该县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30%，其中陆良化工年产值为3.38亿元，占化工行业产值的1/10，企业规模在陆良县排第六，年利税2000多万元，在陆良县财政不足4亿元的预算收入中占1/20左右”。

　　陆良县招商局陈红刚局长介绍，陆良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其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7%、35%和28%。西桥工业园属于老工业园，上世纪60年代便已存在，园区内集中了陆良县主要的工业生产厂商。2008年开始重点打造青山工业园，而较老的西桥工业园也将进行整体地改造和升级。

　　而对发展重工业，陆良县招商引资计划并未将此视为重心，“重工业偏向于选择资源丰富的地方，从矿产、水利等资源的角度来看，陆良无法支撑重工业对资源的需求”，对现有的一些工业型企业，政府考虑的也是如何升级改造或搬迁。陆良县宣传部史副部长也称，西桥工业园的位置位于陆良县城的上风口，政府正在考虑如何对工业园区进行转移。“对引进的企业，在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社会效应三方面，现在我们更注重后两者”，陈局长补充道，更确切地说，陆良县的“招商引资”更偏向于“招商选资”。去年，总体接触招商项目40多个，能够初步通过的仅有为数几个轻工项目。

　　“反哺”生态补偿停留表面

　　多年研究区域经济的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学院党委书记骆华松说，在发展经济后，通常政府会对受影响地区提供很多资金支持，恢复该地的生态环境，但这并不代表要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地方发展经济都把环境问题纳入了考虑范围，开始把环境成本纳入发展成本当中。骆华松认为，从大的理论层面来讲，不可能存在政策支持引入污染企业污染当地环境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主要还是有的当地政府、企业对政策的忽视和对环境保护的不重视。以此次铬渣污染事件来说，上游城市、企业对环境的保护问题对下游企业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不能接受污染过重的企业进入云南，云南政府对此是有明确认识的。”骆华松说，但要真正做到将重污染企业拒之门外，不仅需要有政策执行的基础，还需有人文环境基础，他解释道，在制订政策时，首先应当对企业类型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订不同的限制标准，具体到地方来说，则应制订符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招商政策，对引入企业的类型要有所选择；此外，政府、企业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上应提高认识，这才能保证推出的政策不会变成一纸空文；政府还需投入精力，对整个地区的环境监控、保护进行更频繁地跟踪。

　　透过这次事件，骆华松思考的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其实对上游城市、企业来说，他们对保护环境承担了很多责任，也放弃了很多发展机会，现在需要思考的是“下游城市、企业如何对上游城市、企业进行反哺”。“生态补偿已经是一个讨论了20年的话题，但却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骆华松无奈地说，上游城市为了保护环境，不致影响下游城市，放弃了很多发展机会，产生了成本，下游企业因此获利，理应对付出成本的上游城市进行反哺。“国家完全有能力协调上下游企业间的反哺问题，通过财政支付转移，将下游城市的财政收入拨一部分给上游城市，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骆华松也承认，这样的反哺政策在下游城市看来是非常“吃亏”的，因此生态补偿的提法20年间一直停留在讨论层面。

　　本报记者李俊佳/文刘凯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