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主要靠中等收入者实现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12月中旬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扩大内需主要靠中等收入者实现。厉以宁分析，目前存在三种形式的收入分配结构，最普遍常见的是金字塔式的收入分配，即最底部大多数都是中低收入者；第二种是哑铃式的收入分配，它与金字塔式收入分配的区别就是富人比较多，而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比较低；第三种是橄榄形的收入分配，两头小、中间大。一个国家中等收入者所占的比重越大、人数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实现扩大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

　　扩大内需最要紧的有五个措施：一、给农民以产权。若给农民以产权，农民就可以抵押产权，拓宽资本形成的路径。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我国目前的技工是短缺的。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加强对职工的职业培训，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让更多人进入技工行列，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三、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给低收入者更多创业的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对于这些小微企业，应该减免税、降低流通成本，另外，给予金融支持，并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四、加快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最重要的是要解除一些低收入者甚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比如养老、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五、生产群众需要的、喜欢的新型消费品。

　　实体经济是稳中求进的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宪12月20日在《文汇报》发文称，实体经济是稳中求进的基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实体经济还要深刻把握时代背景。

　　这场危机表明，一国金融部门的健康状况对于本国经济乃至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有着深远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业要进行良性互动。金融业要通过自身的创新，在资金提供方与资金需求方之间架起更多的桥梁，解决双方风险与收益的匹配。首先，可以从技术和制度结合上，设计一些具体措施。例如着力建设沟通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业的信息平台，增加资金（资本）提供方了解企业的渠道，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降低以信息成本为主的交易成本。其次，应加强与此相关的机构建设，如专业性担保公司的建设，提高金融业对实体经济企业的风险识别能力，减少担保风险。再次，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金融机构一家的事情。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各相关主体的协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协同作用的前提，是各自作用的有效发挥。

　　预算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监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龙12月14日在光明网发表观点称预算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监督。陈龙认为，对预算信息公开的目标和作用的定位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和预算管理水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从更深层次上而言，预算信息公开既是完善民主制度的前提，又是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居民的政治生活、巩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手段。从完善民主制度角度而言，除了选举，民主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国家向社会的分权——国家管理中的公众参与。从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来看，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公众利益的增加以及公众的参与应该成为其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从重塑公众的政治生活、提高政府公信力来看，政治责任的关键在于公开，任何监督都不如公开有益，预算信息公开和预算参与对于将公众由普通群众提升为负责任的公民，将政府由一个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提升为公共利益的组织者、保障者，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教授龚维斌12月13日在光明网发表观点总结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的具体措施。一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二要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三要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大力培育和发展公益类、经济类、社区性社会组织，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四要加强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建设，督促各类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五是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居民参与和自我管理服务，强化驻区居民意识，平等对待各类居民，建设人们共同生活的和谐美好家园；六要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倡导先进文化，加强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加强社会规范体系建设，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要加强和改善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虚拟社会的管理，加大心理干预力度。

　　让社会资本规范转向金融资本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12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观点称，要让社会资本规范转向金融资本。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问题，可以说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首先，频频被爆出的“跑路”“跳楼”事件，背后与高利贷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民间借贷所引爆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危机，已经危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其次，楼市降温之后，民间借贷呈蔓延之势。在有些地方，放贷已经成为老百姓首选的“投资新贵”。因此，合法化的这一表态，不只是给长期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正名，更是为了应对当前体量庞大的民间闲散资金的投资冲动。

　　赵锡军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有关民间借贷的行为规范，目前散落于各种法律法规，《贷款通则》、《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有涉及，但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加以明确。这样就导致很多人不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出现种种“灰色”地带，甚至做出“越线”行为。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制度的确有待完善，但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民间借贷尽管有着四千年历史，但仍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

　　城市化不会自然导致经济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12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观点，认为城市化不会自然导致经济增长。他认为从纵向上观察，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序列相关性；从横向上观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分化。总体上，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初期，城市化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向工商业的转换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但在后期，城市化则必须通过人口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改进、专业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产生增长效应，即顺利实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