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革全景解剖温州样本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1-19 07:59 来源: 东方早报
改革呼声再起之际，回望温州市场经济风雨历程，透视33年体制变迁与温州兴衰
评论：市场经济败，则温州必败
当我们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温州——这个曾被赞誉为“中国改革的麦加”的地方，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城市。
这座城市曾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但眼下其正在遭遇“体制围城”，甚至陷入危局，近百位老板“跑路”，是个不容忽视的信号。
这个曾经的中国改革排头兵，左冲右突33年，为何只“前进了半步”？
这个曾经流行过官员“下海”的地方，权力配置资源为何会回潮？市场退潮之忧缘何日盛？
这群“先富起来”的人，评价为何时红时黑，或灰或白？
……
问号很多。
改革呼声再起之际，我们重访温州。
东方早报评论员 胡宏伟
已经记不清温州是第几次如此强烈地牵动国人的神经了。这一次的缘由是温州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资金链崩裂的窘境，近百位老板“出走”或称作“跑路”。
温州一直是个姿态异端的是非之地，功过荣辱跌宕沉浮。就事论事地评说温州总是被事实证明容易沦入情绪化的宣泄甚至谬误。不妨把目光放远，在改革开放33年的时空背景下去梳理和还原温州的真相。
于是，早报记者调查组再下温州。意图十分明确：访温州、问中国，以史为鉴、把脉当下。屈指算来，这也是我媒体生涯中自1986年后的第28次重访温州。此行，我们想努力解开三个疑问：温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公正地看待温州人？为什么要持续关注温州？
温州的本质是什么？
提起温州，首先被人想到的往往是爆发的财富。的确，温州很有钱，最流行的数据称温州仅民间资金就达8000亿元。但这只是结果，问题是，温州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关键的爆发点又是什么？
温州曾经很缺钱。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今天老板遍地的温州，百姓的穷苦仍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为了糊口活命，卖儿、卖女、典妻等今天看来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发生的人间悲剧依然上演。
财富的引爆点无疑正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以及由改革催生的市场经济。33年间精彩上演于温州的改革历史大剧呈现出“三个率先”的显著特征：一是率先发展商品经济；二是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三是率先孕育产权彻底清晰的民营经济。以构建起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础细胞——专业市场为例，早在1982年前后，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就已发育成熟、名扬天下，被称作中国专业市场的“东方启动点”。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国而言，这一进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才告完成。在温州，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时，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确立，并构成了所谓“温州模式”的土壤性内涵。
温州人的改革先行有其历史渊源。1956年，温州永嘉县燎原社推行的“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大胆尝试，即被中央权威官方评价为“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而彪炳史册。不难发现，发端于温州的每一次率先改革的涌动，从来不是为了什么形而上的理论创新，而是仅仅出于吃饱肚子的最原始冲动，以及极力摆脱贫困的朴素追求。惟有此，其动能才得以生生不息，永不衰竭。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市场机制对温州人财富获取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温州以个体、私营为先锋的民营经济是一种面向全国实行大规模交换的开放性体系，绝大多数小商品的生产或经营环节很少存在足以产生垄断的进入壁垒。改革开放33年间，这片土地上先富起来的庞大群体中，你很难找到背景显赫的权贵者的身影，无论是行商走贩、家庭作坊主还是规模可观的企业集团掌门人，没有谁能独享垄断性的“保护地”，彼此走向富裕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在这样的社会坐标系上，成功者必然赢得掌声和喝彩，仇富心态注定没有市场。
有权威机构曾经从温州宏观市场的层面——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进行过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到21世纪上半期，温州的市场化程度已接近65%，分别高于浙江和全国5个百分点及15个百分点。全球范围内，欧美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程度的极限大约在80%～85%。依此推断，温州的市场化领跑中国并已走完了四分之三的路程。
底层民众的普遍解放——体制、机制的全面突破——“制度红利”引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这就是所谓温州奇迹的全部秘密。温州之于中国最大的贡献与价值，肯定不是数以千亿计的货币化财富的惊人累积，而恰恰是对上述基本逻辑与规律最经典、最淋漓尽致的样本演绎。
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出如下结论：温州曾经的胜利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改革兴则温州强，反之，市场经济败，则温州必败。
应该怎样看待温州人？
蚂蚁雄兵式的“老百姓经济”是对温州财富故事最精准的注解，温州奇迹的创造者无疑是温州全体人民。但33年间，没有一个地方的中国人像温州人那样在公众形象上出现“过山车”般的褒贬蹦极，黑白分明。
在因老板“跑路”事件引发的2011版温州人大审判中，最激烈的论调大概是：温州人天生一群可耻的投机者，救温州就是救赌徒！这肯定不会是温州人最后一次被诅咒。中国改革史上，温州人时而天使，时而魔鬼，一次又一次。
不妨让我们以时间为主轴，以颜色为分辨器，将温州人曾经被迫扮演的各路角色做一个明明白白的回放：
——1978年至1984年，黑色。关键词：温州＝瘟州；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
——1985年首提“温州模式”至1988年，灰色。关键词：“糟得很”或“好得很”。说“糟得很”：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说“好得很”：第一次“温州热”席卷全国，仅1986年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
——1992年至2002年，红色。关键词：温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引进温州人就是引进改革开放。
——2003年至2010年，灰色。关键词：炒房、炒煤、炒棉、炒大蒜、炒苹果等等。
——2011年，灰黑色。关键词：炒钱，老板“跑路”。
细加对照不难发现，33年间温州人形象上天入地惊人变化的阶段和阶段性特征，绝非偶然地与中国制度变革的大环境正相关：凡改革推进、市场经济升温，温州人形象的色调即随之变得亮丽，反之亦然。事实上，自始至今温州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只是一群肯吃苦、胆子大，头脑比较机敏，商业禀赋相对浓厚，愿意和已经为自己的家人过上好日子去奋力打拼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说，33年来温州人的信念和行为方式并未改变，不断起落改变的是外部的改革环境，是我们判断温州人行为的价值观。
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江水寒鸭亦先知。“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温州人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正是凭着流汗、流泪、流血的“四千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赢天下。他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然而很多时候，听的是骂声，挨的是鞭子。这一切，皆缘于他们的“原罪”。
针对以温州人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主而言，所谓“原罪”就是指他们在改革初期财富积累过程中难以洗脱的“深重的罪过”。主要表现为：假冒伪劣、行贿钻营、偷税漏税。既然“曾经有罪”，那么当一定时期社会公众积蓄已久的某种情绪需要宣泄，他们就会随时被无情地拉到审视质疑的聚光灯下。可怜的温州人！
当然也毋须韪言，33年的温州发展本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从社会最底层出发的农民创富运动，其主体的80%出身农民、80%的受教育水平是初中以下。起点奇低的草根特质决定了现阶段温州人及其商业行为仍带有难以自我超越的局限性，在一定条件下其重潜规则轻契约精神、重模仿轻创新乃至圆滑投机的劣根残留总会不时沉渣泛起。对此，正确的态度肯定不是泛道德化地一味责难，而是要善于通过持续改革，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将温州人的活力天赋引入健康的上升通道。
为什么要关注温州？
在中国改革史上，与改革开放如此休戚相关并受到持久关注的领跑者，当属温州和深圳这一对双子星座。而与深圳不同的是，温州崛起中的改革分量远重于开放，且改革核动力几乎完全源自民间，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本土化特征。
正是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内源式发展特征，决定了温州改革异乎寻常的艰难和坚韧，对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相对落后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借鉴意义。到目前为止，温州仍是中国改革的晴雨表，关注中国改革就不能不关注温州的命运。
近些年，从温州传来的消息似乎越来越缺少当年的那般激昂与振奋，甚至是多了几分惶然与焦虑：体制突围的创举乏善可陈；产业升级举步维艰；资本人才外流严重；过度投机导致实业泡沫化；GDP增速排名直线滑落。显然，温州式烦恼的产生原因是多样的，有些内在病症迟早会发作。比如，地处浙江东南一隅，地缘劣势凸显；人均3分地，经济增长的各种资源平台狭小；文化素养起点低，全民言商的商业机会主义氛围始终浓郁；起大早抢头口水的先发优势风光不再，水落则石出。
但这一切是否就是答案的全部？因改革而生、因市场经济而兴的温州民营企业曾经以“有雨露就发芽，有阳光就灿烂”赢得顽强生机，其今天所遭遇的烦恼甚至陷入尴尬无比的危局，是否需要从更深广的环境背景去问诊把脉？循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我们至少触摸到了以下几方面令人不安的忧患：
——金融等综合配套领域改革严重滞缓。本次温州老板“跑路”的祸根，被普遍认为是温州庞大而无所不在的民间金融或称“万恶的高利贷”，并由此推论温州人因实业致富后已再度蜕化至全民投机膨胀的悬崖边缘。事实上，实业如同人之骨肉，金融如同人之血脉，须臾难分、唇齿相依。自改革之始，温州民间的金融变革冲动就从未停止甚至惊心动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用1984年就在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冒险创办了温州乃至新中国建国后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的话说：“左冲右突，33年前进了半步”。承认民营企业就必须承认民营金融业，民间资本市场的阳光化、规范化，既是未来改革的难点也是关键的突破点。
——政府行为异变，权力配置资源回潮。温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从媒体陆续曝光的资讯看，至少已有数十位，其中最高职位是前温州市长。温州官员“下海”，基本集中于19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这也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定语被载入修改后的宪法，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最好时期。此后至今，温州官员“下海”的新闻几乎销声匿迹。 官员下海现象的背后，33年间，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才是正确的政府行为的激辩在温州从未停止。从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的“无为”，到1990年代初以“质量立市”、打造信用温州为起始的“适度有为”，争论是广泛的，探索是富有成效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官员“下海”潮涌。而近些年，我们在温州越来越多听到的是，政府意欲直接配置资源的“大手笔”频频，强势政府开始被推崇为“拯救温州”的良方。权力盛行之时，必定是市场退潮之日。
——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热情消退。温州改革史就是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民营企业无疑是“中国制造”的第一力量，其喷薄生机对温州、对浙江乃至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曾几何时，对待民营经济的姿态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国人对待中国改革的姿态。然而，往日的荣光在悄悄地改变：不知从何时开始，傍央企、追大型国企已然成为新时尚，小米加步枪的民营中小企业越来越让一些官员皱眉头，它们无法替大跃进式争先进位的形象工程增光添彩，它们属于早晚都得被淘汰的落后产能的代名词，它们是本地经济转型升级的麻烦的包袱。温州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颇为落寞地感慨：“戴大红花、上主席台，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33年来，曾经发生于温州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型市场经济变革主要触及并成功破解的，基本属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层面范畴，从某一区域点状突破相对容易。当下与未来所必须面对的，则更多的是诸如金融、财税综合改革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雷区和深水区，利益纠葛错综复杂甚至如同乱麻死结，往往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全盘的“顶层设计”，以及社会机制改革等深度配套。这是温州难以承受之重，然而，因改革而生的温州不进则退，惟有坚持二次市场经济改革才有活路，才有未来。
这是我们的期待，亦是我们继续关注温州的理由。
33年“体制变迁”与温州兴衰：“体制围城”重现
温州能否在下一个30年再破体制坚冰、收获新的制度红利，创造新温州奇迹？至少到目前，仍没有看到清晰的迹象。
早报记者 谢春雷
不久前，以老板被高利贷逼迫成批“跑路”为病症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一时惊动朝野，随着当地政府一系列组合拳出手干预，似渐趋平静。 然而1200亿元巨额温州民间借贷资本的出路何在？现有金融体制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官方利率与民间市场利率的巨大落差能随行政干预而消失吗？温州民间资金从“炒房”、“炒煤”进而升级至“炒钱”，当各种出路遭围追堵截后，它们作为“经济贱民”的下一个领域又会是哪里？
对这些疑问的探究无疑将触及现有经济体制，即体制是否允许民间资本合法进入金融、资源等垄断领域，并以公平的姿态参与竞争、分享红利。
温州是公认的中国民间草根改革的摇篮，甚至被赞誉为“中国改革的麦加”。改革之初，温州草根民众以异端的状态在荒草地中自下而上狂野崛起，率先致富，其辉煌成就堪称传奇。近年，温州却疲态尽显，问题丛生，经济总量徘徊不前，增长速度甚至已跌至浙江省倒数第一。
近日，早报多路记者重访温州，回望温州市场经济的风雨历程。其改革33年间各个阶段的起落故事，至今仍振聋发聩。无数事实清晰显示，温州经济裂变式爆发与体制变迁呈现出高度密切的关联性——当体制吸纳、维护民间改革力量时，温州经济便突飞猛进；当体制与民间力量“分道”，并试图代替市场配置资源时，温州便会出现大问题。
1978-1982：
杂草疯长于荒地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苍南县金乡人看到了商机：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新生，得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有多少利润！临近开学，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涌入各大学校长办公室，胸前如勋章般挂满了各式校徽。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达100多万元，占全国总量的一半。
温州民间的市场经济萌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经历整个温州改革开放过程的温州人也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在当时传统计划体制藩篱中，温州人率先选择经济改革并成为市场主体，不是他们有先见之明，一开始温州底层民众向体制发起敢死冲锋，仅仅是为了逃离贫困。
1977年温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仅55元，整个温州地区仍有2/3的百姓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78年苍南县金乡镇新镇委书记到任当天，迎接他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的海报。
受温州区域内传承自南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义利并举”重商主义的影响，一旦传统计划体制无能力让人吃饱饭，温州就不会安分。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苍南县金乡人看到了商机：全国上百所大学招新生，得需要多少校徽啊，这里有多少利润！临近开学，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乡人涌入各大学校长办公室，胸前如勋章般挂满了各式校徽。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达100多万元，占全国总量的一半。
为了脱贫，经济杂草开始在温州荒地疯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得益于南宋以来历代相传的发达手工业，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而更多的则是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
到1982年，10万在外谋生的购销员或靠低价贩运或靠投机倒把，大多赚得钵满盆满，成为温州的先富群体。正是因他们最早掌握商业信息，以商带工形成了“温州模式”的雏形，以购销员订单为纽带，温州家庭工业迅速崛起。在1980年代初，温州崛起了10大专业市场，在它们身后，是温州400余个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因交通不便、传统体制影响薄弱，温州出现了“边区效应”式的兴盛。
在这一时期，“温州模式”粗现雏形，民众坚决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而活力喷涌。对此，体制似乎很“无能”，面对为逃离贫困而疯长的经济杂草，温州各级政府态度摇摆不定、无所适从。
但山雨欲来，等待先富温州群体的是体制的致命打压。
1982-1985：
民营经济有了“遵义会议”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配评文章《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称“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文章第一次提及“温州模式”，称其是农村致富的又一模式。
体制并非真的“无能”，温州先富群体与突破体制的行为早被瞄上了。 1982年初，借着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东风”，政府以“投机倒把罪”把乐清柳市镇所谓“八大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逮捕，其中7个被判刑，剩下一个亡命天涯。柳市的“八大王”其实主体是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或称为购销能人。
此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自1981年8月履新不过半年。这位当时浙江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副省长到温州的使命是“治乱”。温州问题的根子在经济。他的任务之一，便是把那时温州被迫到外地谋生的几十万人全部圈回，把私有化的毒瘤彻底割掉。
然而他发现，抓了“八大王”后，温州经济迅速衰退，大大小小的个体老板跑的跑、躲的躲。当年第二产业同比竟下降1.7%。割尾巴割得温州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当时温州约有1/3的国营厂彻底垮掉。在到任最初的几个月里，袁芳烈为扶持这些国营厂耗尽心机，可结果却是阿斗扶不起。
1982年上半年，为温州经济发展、更确切说是为吃饭问题愁眉不展的袁芳烈下乡调研。一次，袁芳烈途经瑞安县麻布镇，发现当地把集体所有的牛分包给一家一户养，个个膘肥体壮，每头还能产生1500元的年收益，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那群牛，让我想了很长时间。产权关系、利益关系明确，人的积极性高，牛的效益也会发挥到极限。”袁芳烈说。
“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现实让袁芳烈彻底转向。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他决定召开由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代表参加的温州市“两户大会”。在会上，两户们被戴上了“大红花”。袁芳烈大声宣布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
就这样，在同一年里，体制从打压者变成了与温州草根创富者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这次‘两户大会’的召开是温州经济的转折点，是中国第一次民营经济代表大会，被誉为民营经济的‘遵义会议’。”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教授如是评价。
袁芳烈感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1984年1月，“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富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体制风向一变，什么都变了。有了地方保护伞的温州民营经济开始突飞猛进。1985年12月，袁芳烈调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他走时温州家底翻了一番。1984年、1985年，经济实际年增长率在20%以上，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配评文章《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称“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文章第一次提及“温州模式”，称其是农村致富的又一模式。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初始阶段。任何新生经济力量都不希望与体制发生剧烈对抗，而是希望能够获得被不断进化的体制吸纳和融入的机会。体制顺应形势对民间改革的退让与包容，使它们春风化雨，与体制共享改革利益。
1985-1992：
“股份合作制”诞生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温州政府在具体的企业管理发展上并无大的作为，但却在精神层面上主动顶住了层层压力，并将作为市场经济改革主体的温州民间创举上升到地方制度的合法化设计。
1985年乐清柳市镇发生的一起经济案件，把温州政府又逼到了是否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边缘。
名为集体实为个人出资的“红帽子企业”柳市物资储运服务站的2名合伙人分掉了8.6万元利润，次年6月他们被刑拘，后因贪污罪获刑。温州当时像这样的挂户经营企业约有10万户。此案在该群体中引发大地震，挂户经营到底按名算，还是按实算？那时国家法律规定只有国家、集体、个人3种企业性质。显然温州人的企业制度创新已超越了法律。
难题交到了新任市委书记董朝才手上，这位温州最高领导的态度，将决定一种脆弱新经济形态的生死。
与袁芳烈一样，董书记也是带着省里任务来的，“你去是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地改过来”。董到温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前任袁芳烈一样搞调研，整整3个月，他跑了几十个乡镇，上百家国企和家庭工厂。但温州的现实再次让它的书记转向了。
董朝才的选择不言而喻：不能把个人合伙企业当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处理。法院即改判柳市“红帽子企业”的两合伙人无罪，以判例形式承认新生股份合作经济的合法性。
但更大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1980年代中期，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的格局出现分化。1986年，除大量个体、私营企业外，冒出了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以股份合作形式存在的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占当年全市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8%。
这是一道必答题。这类企业划入私有，那温州经济成分中“资产阶级”成了主力军，超过半壁江山，改革改到对面去了。反之，“八大王”案的结果又会重现，甚至更严重。
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才能服人，并保护新生经济的产权。
一批体制内温州知识分子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们中包括时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宋文光、苍南县委办副主任黄正瑞。
“股份合作企业以户与户资源结合为基础，所有权归股东，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结合，同时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于两者之间生命力很强的混合经济。符合那时温州老板既怕太公又怕太私的普遍心态。”黄正瑞回忆。
1987年11月7日，中共十三大闭幕7天后，在这批体制内“秀才”的推动下，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体制为“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披上了合法外衣，此后它被全国各地改革所效仿。
从1987年开始，在董朝才的决策下，温州政府出台了8个行政规章，其中3个为中国首创，从地方制度层面有力保护了民间经济的合法性。到1988年，温州民营企业注册比上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企业在瑞安、乐清等地超过50%。1987年9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再三争取下，中央终于批准设立“温州实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温州的“自费改革”第一次得到书面肯定。
1980年代中期至1992年初，是“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股份合作制企业成了温州民营企业最典型的组织形式。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中写道，它的出现，基本完成了温州对家庭经济的形式超越，为温州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开了方便之门。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温州政府在具体的企业管理发展上并无大的作为，但却在精神层面上主动顶住了层层压力，并将作为市场经济改革主体的温州民间创举上升到地方制度的合法化设计。
1992-2002：
体制市场合拍
1993年温州建体育馆时，将馆内座位权拍卖，售价达每座几万元。建成10年内，凡遇比赛和演出，买主可优先免费使用该座位，此举共筹得2800万元。再如公厕经营权拍卖，新建桥梁、道路冠名权拍卖等，当时都是创举。
1992年邓小平巡视南方至2000年前后，是“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三阶段，温州民间经济的声誉达到了顶峰。改革前10年的关键性制度突破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同时，温州地方体制在这阶段与民间市场力量的关系可用合拍来形容，如温州在没有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引入民间资本，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即所谓“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是是非非中搞了10多年市场经济的温州人被尊崇为“启蒙老师”。中共十五大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以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开始大红大紫。
温州先发的制度红利优势也在此期间逐渐消退，温州面临着以基础设施薄弱为标志的地方综合经济后劲不足的严峻挑战。1992年以后，温州政府经济作用的重心发生了转变，从以保护民营企业产权为主转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产品上。 温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非单一靠行政指令，也不是完全市场化，而是行政化和市场化混合推进。当时很穷的温州政府在旧城改建中做了不少制度创新。如筹资渠道采用公开国有土地出让、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发行有价证券向社会公开募资等，一些具体项目上还出现了极具创新的筹资手段。如1993年温州建体育馆时，将馆内座位权拍卖，售价达每座几万元。建成10年内，凡遇比赛和演出，买主可优先免费使用该座位，此举共筹得2800万元。再如公厕经营权拍卖，新建桥梁、道路冠名权拍卖等，当时都是创举。
“结果是多赢的。”一位熟悉此段历史的温州学者称，民间投资通过政府确定的部分公共产品产权获得了投资回报，民众享用了改善后的城市环境，而温州旧城改建的每一步都成了形象工程，政府博得了丰厚的政治支持。
这时期的体制还改善了日益恶化的外部市场环境，这是单一民营企业难以解决的。
温州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外部性问题莫过于产品质量问题，即假冒伪劣现象。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的同义词，从而严重影响温州经济。
1990-1994年，温州各级政府认真打假治劣，基本制止了区域制售假冒伪劣产品。1994年，温州在全国率先树起了以“质量立市”为支点的“二次创业”大旗，打假治劣与保护优秀产品、扶持名牌产品并举，同年制定全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效果立竿见影。1995年，温州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88.9%，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27个百分点。至2000年底，全市28个产品获省级名牌，4个产品获中国驰名商标。
这一时期，温州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了低税负刺激。如1992年底，政府提出了许多鼓励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政策：废除累进税，实行15%比例税；对年产300万元以上、上交税收3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减免流转税；新办企业首年免税，第二、三年半额征收等。温州个体工商户在整个1990年代，其税收额和经营额比例一直维持在个位百分比，有的年份甚至仅有2%出头。
在温州改革开放的最初20多年，民营经济自发成长与地方政府“默许护航”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体制前期在意识形态上的“无为”，和后期在管理层面的适度“有为”，达到了辩证统一，顺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温州GDP由1978年的13亿元增长到2002年的1055亿元，增长81倍多。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南风北渐，逐步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最终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
2002-2011：
“体制围城”重现
一位在体制内任职的温州知名企业家近日在席间向朋友感慨：这些年地方主要领导很少到民营企业调研，政府在忙着办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都将是国企的天下，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优势竞争不可避免。“现在的体制演变趋势和民营经济越来越像是划江而治”。
进入新世纪，曾让温州引起国人连连惊叹的制度创新，这一时期再无大作为。在引领曾支撑温州经济大半江山的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方面，体制变革后继乏力，民间力量与体制甚至渐行渐远。
近年，温州经济增长似乎已辉煌不再，GDP增速持续下滑。作为曾经的市场经济“启蒙老师”，温州人也因所谓的炒房等投机行为，成了社会情绪宣泄的“垃圾桶”。
尽管温州官方一直否认自世纪初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但温州大量企业外迁及巨额民间资本外溢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200万在外温州商人每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温州市相当。
近10年间，与省内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相比，温州制造业结构演变相对缓慢，基本局限于皮鞋、服装、打火机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年以来，官方监测的当地200多家高耗能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均为负，35家眼镜、打火机等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
“1980年代实业利润达30%，1990年代15%，2002年后只有5%，现在只剩下1%～3%。”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很多温州老板现在做实业只是为了借‘壳’融资，用来做其他资本性投资的平台。”
而滚大至数千亿规模的温州民间资本，如脱缰野马般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这期间温州游资与实业资本转型而生的“炒房团”、“炒钱团”，甚至成了中国的经济奇观。
有不少人将此次温州实业老板“跑路”潮归咎于利息疯长的民间借贷，事实上，体制难以通过制度创新吸纳、规引民间游资恐怕更是隐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后果是，温州实业融资困局与民间资本钱多成灾形成强烈反差。
温州政府曾制定产业政策试图引导民间力量，但两者仍难以默契合拍。
早在1999年，温州就出台了《温州产业升级计划》，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机械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三大主导产业，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至今，温州民营企业整体仍以传统低小散产业格局为主。
2005年，温州政府颠覆性地将“招商引资”定为政府“一号工程”，当年前9个月全市新批外资投资企业141家，同比增加48.2%，总投资10.6亿美元，同比增加96.8%，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两项增幅都居浙江前茅。 “民外合璧”在温州几个大型民企集团确实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温州民间经济主导力量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炒房”等领域赚取成倍的利润。
一位在体制内任职的温州知名企业家近日在席间向朋友感慨：这些年地方主要领导很少到民营企业调研，政府在忙着办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都将是国企的天下，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优势竞争不可避免。“现在的体制演变趋势和民营经济越来越像是划江而治”。
温州民间一直试图突破金融体制，为民资找到出路，但一直未获体制的有效制度性回应，均以失败告终。
1980年代中后期，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苍南县委书记周方权等官员保护下，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曾私下运作具有揽存放贷功能的“方兴钱庄”，后遭金融监管机构坚决否定。近年，他仍屡屡尝试突破，结果都遭遇体制的“弹簧门”和“玻璃门”。
近日，由温州市政府起草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审批。这个听上去令人颇为振奋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属于“重提”。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来温州调研5天，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年12月，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温州作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但业内人士表示，“真正的推进甚微”。
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二次突围”前景会如何？无人能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温州能否在下一个30年再破体制坚冰、收获新的制度红利，创造新温州奇迹？至少到目前，仍没有看到清晰的迹象。
温州体制创新大事记
1978-1991年：
1980年10月1日，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国首试利率浮动。
1980年10月13日，温州市发放新中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1984年4月23日，苍南县龙港镇成立。而后实现土地有偿转让和级差地租改革突破，建成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1984年9月29日，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在苍南县钱库镇成立。
1986年10月5日，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股东大会全票通过全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
1986年11月6日，全国第一家民营城市信用社温州东风城市信用社成立。
1987年8月18日，温州市政府颁发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挂户经营管理规定《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
1987年10月26日，《温州私营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成为全国最早的地方性私营企业管理办法。
1987年11月7日，温州颁发《关于农村股份合作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行政规定。
1988年8月，“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这一全国首例“农民告县府”案，在苍南县开庭审理。
1992-2002年：
1992年，温州在率先颁发《温州市区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基础上进行一体化试验，是全国最早实现社会保险一体化的城市。
1993年，温州市全国首创拍卖体育馆座位权筹措建设资金2800万元。这一阶段筹资多元化的创举还有，拍卖公厕经营权，拍卖新建桥梁、道路的冠名权，拍卖出租车经营权等。
1994年5月10日，温州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启动“二次创业”转型。同年制定全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
1997年3月，总投资16亿元、启动于1988年3月的温州市区人民路改建工程完工，此举开全国筹集社会资金进行城市建设的先河。
2003-2011年：
2011年初，温州市外经贸局发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后因上级金融部门异议，方案被搁置。
2011年10月，温州市政府上报审批《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温州官员“下海热”退潮背后：政商“转身”成本渐涨
在官员落马事件频发后，网友戏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
在官员落马事件频发后，网友戏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而在30年前，也有“温州的官最难当”一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台风”刮倒。个中之变，意味深长。
作者 早报记者 徐益平
上市公司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891)的一纸公告，将前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这则2011年10月中旬发布的公告大意是，秋林集团曝出一桩离奇的资产转让事件，“董事长卖掉公司的房产，公司却毫不知情，也未收到相关款项。”媒体在历数秋林集团近年来违反公司基本治理准则之事时提及，黑龙江证监局2010年8月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身为董事、总裁的吴敏一自2008年以来，从未亲自出席公司现场会议。
此吴敏一即是8年前毅然辞职的温州市副市长。彼时，与吴同时辞官下海的还有另一位副市长以及一位市政府秘书长和一位副秘书长，温州官员弃政从商现象一时震动全国。辗转腾挪、接连换了3个“东家”后，2004年，吴敏一受邀北上，加盟当时深陷亏损泥淖的秋林集团，直至2010年低调去职。
吴敏一这段至今为止并不算理想的政商转型生涯，从某种角度看，可能更折射出他当初做此义无反顾之选择的勇气和胆识。事实上，由其领衔的这波温州要员集体下海事件，一度被视作将消解社会的“官本位”意识，并逐渐向“财富本位”转移的标志，形成常态化的政商转换机制。
然而，现在看来，这一论断显然过于乐观。继吴敏一之后，在温州，辞官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伴之而生的是，在这个最盛产老板的地方，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竟然屡创新高，持续居浙江首位。
两种对照明显的现象相继发生在中国民营经济的“桥头堡”温州，其中蕴含的意味，很难让人相信只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其背后的“隐形指挥棒”是什么？
“那时官员大量下海，与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比较淡薄有关。但目前，这种思想反而越来越强化。”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不能说现在没有官员下海，但确实越来越少。”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则认为，“官本位”的分配制度“正导致社会资源向公务员阶层流动”。
甚至有当地学者担心，在体制配置资源能力越来越强、权力获得利润越来越容易的当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必然被压缩，官员下海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下海成本越来越高，“吴敏一的呛水境遇，一定程度上会增强岸上人们的这种观感。”
温州现象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吴敏一和另一位副市长、52岁的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一个省辖市的4位政府要员同时辞官，在地方政坛尚属首次。
吴敏一不是中国政坛辞官者中官衔最高的，但8年前他与同事却一道以集体辞职之势，掀起了一轮举国瞩目的“温州现象”。
2003年4月，时年45岁的吴和另一位副市长、52岁的林培云，以及56岁的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1个省辖市的4位政府要员同时辞官，在地方政坛尚属首次，4人中，又以吴敏一最受关注。有“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的吴，当时几乎被所有人认为“年轻有为”，凭他的能力和政绩，在仕途上还会往上走。在1998年出任温州副市长之前，他当了3年的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副院长，曾被有关领导称为浙江“官厅经济学者第一人”。
如此口碑和素质俱佳的“潜力股”官员，却在自己的“黄金时期”选择急流勇退，加上出现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标杆城市温州，这使人们隐隐感到，市场经济及民间草根改革正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和政商观念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温州可能正是他们所乐见的破冰之地。
对为何递交辞呈，吴敏一的回答颇为坦率。他说，自己希望成为下一届市长候选人，“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能够成为市长候选人，就全力以赴为温州百姓多干些事情，“当得知自己不再有这种可能后，决定辞官下海。”吴称，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现在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
而对挂冠后的去向，他提出六大择业标准：企业立足温州，却又超越温州；立足原有产品，但已超越原有产品；跨越了单纯追求利润的发展目标，把事业作为第一目标；已经越过风险发展期，进入低风险发展阶段；追求品牌效应，知名度至少享誉全国；企业家素质高。
“那时官员下海，大多有个人具体原因，但也与当时‘官本位’思想比较淡有关。”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比如吴敏一，“其实离市长位置挺远，因为他连常委也不是”；再如王运正，“虽然是副秘书长，但没管一个人，是个‘光杆司令’。他想干事情，就想到了去企业。”
市场经济的发育及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确实为个人的选择途径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能。1992年邓小平南巡至2000年前后，温州的政治声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红遍大江南北，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亦大幅提升。民企所提供的机会和财富想象空间，对因国家原有的大学分配制度和干部培养体系而留在政府机关内的大量优秀人才来说，充满了诱惑力。
人们在追踪吴敏一辞官故事时发现，温州官员辞职经商实际上早有先例。从1990年代起，单县级以上官员辞职经商的，已有多宗，并在19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集中出现，代表性人物包括原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国林，原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邹丽华，原平阳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董希华，原洞头县委书记、市政府副秘书长叶正猛，原市经委副主任、乡镇企业局局长钟普明，原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原温州市委副书记、后任省信访局负责人何树鑫，原永嘉县副县长李浩然等。吴敏一等人的集体请辞，使这股“温州现象”迅速潮涌至峰顶。
吴敏一下海的第一站是温州鞋业巨头红蜻蜓集团。2003年5月18日，他担任集团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
巧合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曾经的下级、却是“官员下海的前辈”钟普明。2001年10月，任期尚未过半，钟就正式下海，被聘为红蜻蜓总裁。红蜻蜓老板钱金波“让贤”的故事一时轰动温州，被视为温州民企引进职业经理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钟普明2004年底离开红蜻蜓，2005年5月又任温州另一家著名鞋企康奈集团总经理。在温州，钟甚至得到了“第一职业经理人”的称号，经常作为成功者给其他职业经理人上课。
隐形指挥棒
“温州的行政力量始终是相对‘无为’的‘有限政府’。权力有限，‘官本位’意识也就不浓。”一位长年关注温州的观察者说，数年前，当地市经委主任曾对他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连我这个主任手头都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设备采购、市场销售、技术改造，统统让民营企业自己管了。”
与“顺利转型者”钟普明相较，吴敏一的职业经理人之路却是一波三折。在红蜻蜓集团停留了不到3个月，吴便选择离开。之后，他频繁“跳槽”，先到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2004年又转投吉利集团，帮李书福组建了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1月，他受温州籍商人、黑龙江奔马实业集团董事长蒋贤云相邀，转战后者刚刚收购的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过，查阅秋林集团的公告发现，该公司已在2011年9月接受吴敏一的辞职申请。
“这其实很正常。好比企业的成长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10个官员下去，有1个冒出来就很不错了。”曾先后担任苍南县外经贸局局长、总工会主席，“现在帮几个温州商人打理生意”的黄正瑞说，“我个人就体会到，在政府部门做中观、宏观经济研究，与在微观层面搞企业，感觉很不一样。”
下海官员的“呛水”，显然无法掩盖这个特殊又略显神秘的群体赋予时代的意义，他们一度被视作重构官员价值体系以及政商转换机制的精英力量。尽管没有准确数字，但温州可能是浙江乃至全国下海官员最多的地区。除了可见的商贾集聚、全民皆商，以及繁荣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还有哪根隐形之棒，指引着体制内官员跃跃欲试？换言之，为何温州官员的“官本位”意识淡薄？
“温州的行政力量始终是相对‘无为’的‘有限政府’。权力有限，‘官本位’意识也就不浓。”一位长年关注温州的观察者说，数年前，当地市经委主任曾对他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连我这个主任手头都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设备采购、市场销售、技术改造，统统让民营企业自己管了。”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政府行为的演变脉络，大抵经历了3个过程。1990年代之前，温州政府只是在精神层面主动顶住层层压力，“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在管理层面，并无大的作为，主要是放任自流，让民营企业迅速壮大。温州地方政府日后为人称道的“无为而治”即发轫于此时。“当时的无为主要是无能。”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无法用计划经济的一套去管理新生的民营经济，只能放弃管理。”
政府冒风险，民企也为政府提供全面支持，部分改革官员被罢免后，民企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例如一位县委书记因激进改革被免职，上万群众送匾，1328人签名，民企还邀请他下海当董事长。民企与政府形成利益互动，“在温州坐在政府的位置，能感受到强大的民间力量：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一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士说。
1990年代，温州将政府投资的重心转移到交通与城市设施建设。一度，政府曾想扶持部分企业，结果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他们开始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值得质疑。所以1990年代中期，温州政府在总体产业指导方面作用仍非常有限。此时，政府的“无为”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有为的无为。”
1990年代中后期，温州政府已逐渐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政府，其有所作为表现为一定限度下的“有为”，也就是无为的“有为”：政府不参与企业运作，而是设立一条标准线，一旦达标，企业均可获得政府在技改等方面的支持。
时任温州市长钱兴中曾以“出租车故事”对此做了阐释。对温州第三代出租车的车型选择，市政府并未自己定，而是将该问题让当地媒体讨论了两个月，由老百姓发表意见自己定。随后，政府根据意见制定选择标准，让汽车厂家参与竞争。他说，本着“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的思路，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不断矫正政府自身的“坐标”，努力正确地发挥作用。
作为该时期政府施政理念的佐证，以“民间力量代言人”姿态浮出水面的市场化中介组织——行业商会集中崛起，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定位形成良性互动，承担许多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饶有意味的是，“适度政府”正是吴敏一在任时，与钱兴中携手推行的，也是其较为得意之作。钱兴中2003年2月卸任温州市长后，转任浙江省政协常委。当年9月，他也选择辞职下海，去了香港嘉里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楚河汉界
近年来，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经济似乎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当地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批评，政府忙着办国有企业，“现在的政府和民企就像是楚河汉界，政府对民企的热望明显下降。环境恶化将使民企步步退缩。”
2011年10月27日，温州市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文化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卫生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大国有投资集团成立。加上此前组建的10家，迄今为止，在政府一手操持下，这个民企大市已耸立起13家国有独资集团。官方称，这标志着温州新一轮国企整合重组改革基本完成。
此轮国企改革始于2010年11月。温州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数十家国企进行合并重组，改变后者“多、小、散”以及布局不合理的现状，最终以“航母”之势，成为政府投融资平台。重组完成的企业，将分别把守在城市建设、公用事业、交通建设、运输、现代服务业、工业等领域。
微妙之处在于，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温州即已历史性地将工作重心由国有企业转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时隔20多年后，“国企的价值”为何被重新发现？
近年来，经历了长期高速发展的温州经济似乎疲态尽显，发展速度由全省之首跌至末位。当局坚持认为，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
由此推演出如下逻辑：温州今天的滞后主要是速度的滞后，包括投资的滞后，“投资不足关键在于投资环境不佳，投资环境不佳关键在于政府投入不足，政府投入不足关键在于国有资产管理不顺”，所以扩大投融资平台，放大投资能力，国企整合重组势在必行，“要把政府资源转化为注册资本。”
对于政府此番高调的押宝之举，民间态度不一。支持者认为，在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下，人多地少的温州财政其实只是现有3个区的财政，“捉襟见肘”。同时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温州官员的取向与全国并无二致。
更多的是质疑声。当地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批评，政府忙着办国有企业，偏离了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政府行为，“现在的政府和民企就像是楚河汉界，政府对民企的热望明显下降。环境恶化将使民企步步退缩。”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认为，政府转而倾向大型国企，是资源配置回到计划时代，“这并不是市场的进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代，在制度先发优势消退后，温州也曾面临以基础设施薄弱为标志的地方综合经济后劲不足的困扰。官方的应对之策是，根据“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在政府的推动下，以企业为投资主体，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逐步将水、电、路、港、城作为一项重要产业来经营，政府、民间各取所需，由此有了“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说法。
一些学者担心，当下的温州会否重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怪圈：在出口与消费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垄断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政府亲自进场，操盘经济发展，形成GDP越来越仰仗于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而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生产要素瓶颈，最后形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格局。
尽管如此，温州官方仍然期待，通过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纾解民资出路难题。不过，观察者注意到，近年，为收复因民营经济不振而导致全省垫底的GDP增速，政府早已亲自出手，或培育、发展临港重工业，或将“招商引资”定为政府“一号工程”，或力推大石化，但终难见起色。相反，民企生存愈加举步维艰，实业利润日薄西山，民资大量外流，企业沦为融资平台。纠结至去年，终于以一场大规模的民间债务危机“报复”肆意挥舞的有形之手。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吴敏一等人之后，已鲜见温州官员辞官下海，集中的官员下海潮更是几乎绝迹。“相比下海，留在机关可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相对照的是，“到体制的围城内去”成为越来越多人简单而明确的不二之选。数据显示，2002年，温州公务员报考人数与聘用岗位之比为19：1；到2005年，跃至34：1；2006年又攀升至44：1，近年来都在50：1以上，且屡创新高。温州成为浙江公务员报考人数最多，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城市，2010年6月市环卫处8个“80后大学生粪便处理工”岗位，竟引来1102人报名，招聘人数与报名人数之比接近1：140。“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向局部倾斜刺激下的反应。”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认为。
官场“异象”
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2001年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1990年代以来，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与此同时，近年来，温州官场之于外界的印象，也往往停留于一些离奇甚至荒诞不经的故事。
虽然贵为市场机制发育最早之地，但温州并不是任何领域市场发育都最好。由浙江大学、温州市委党校等机构2001年联合完成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指出，1990年代以来，温州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显形收入相对较低，寻租欲望非常强烈，“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相当严重。”
表现有三：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管理掺杂较浓厚的“集团利益”色彩，典型地表现在出让土地收费和权力创收上；二是公务员设租、寻租突出；三是权力参股、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权力制造的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威胁着市场机制的正常发育，损害区域性整体经济绩效”，最典型的例证是“导致了温州部分产业的不正常转移”。
2003年，温州掀起一轮广受瞩目的“效能革命”，“用硬措施改善软环境”。其核心内容是所有机关部门和全体干部“严禁有令不行、严禁办事拖拉、严禁吃拿卡要、严禁态度刁蛮”，且“有群众投诉的一律追查到底，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处理，效能建设不力的一律追究领导责任”。半年间，有148人因违反规定受到处理，其中辞退29人，撤职或降级、降职的29人。
然而，随着改革渐入“深水区”，加上相关约束机制的羸弱、缺失，近年温州官场的沉疴似乎改观微小，乃至“放大”，异象频出。
2011年6月，外逃多年后，原温州市现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胜华归国自首，旋即被检方以涉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依法逮捕。杨备受关注，是因其与“浙江外逃女巨贪”杨秀珠特大贪污受贿案有着重大干系。杨秀珠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时，杨胜华曾为其做过司机。
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出逃美国。杨曾在温州做过3年副市长，分管城建，其主要违法违纪行为即发生于该阶段。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通报，杨案涉案金额2.532亿元，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有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牵涉经济案件12起。当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
数年后，温州官场再曝“外逃门”。2008年9月，前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利用带团赴法国考察之机“滞留”当地，自此不归。杨湘洪案至今仍扑朔迷离，所能见到的，只有浙江主要领导在次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次定性：“这么下决心地不归”，“从我们一般的常理上来分析判断他应该是有错误的，如果是没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他不至于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国家。”
又过半年，2009年4月，温州曝出“安置门”事件，数十个政府部门要员被指以极低价格“私分”本该属于拆迁户的安置房，其中不乏多个市级部门一把手，一时官场人人自危。由于该份名单被疑泄自于杨湘洪妻子任职的市旧城改建指挥部，有关杨在海外幕后操纵、“对政敌反戈一击”的传言不胫而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9年11月，原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在与情妇邵颂乔发生争执时，采用捂嘴、扼颈等手段致后者当场死亡。谢将尸体肢解，从杭州运回温州，抛入瓯江。在2010年3月底被纪委调查前，谢一度也曾谋划外逃，企图复制2年前杨湘洪的出国路。
当年9月，谢因故意杀人罪被处死。坊间流传的有关他的经济问题，亦随之隐遁。直至2011年温州发生民间债务危机时，有了解谢再兴案情的政法界人士透露，在瓯海当地，有人帮谢操作放高利贷。谢以1000万元为本金放在担保公司，获取每月5分的高利。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元利息之前都打入情妇邵的银行卡，杀人后谢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
事实上，在此轮危机中，隐藏在高利贷身后的“官银”被高度关注。细心者注意到，温州因此次风波而成立的相关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排在第一个的是市纪委。2011年10月底，因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非法集资涉案7亿余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余元的永嘉人施晓洁被逮捕。坊间称，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在官员落马事件频发后，网友戏言：“在温州，当官真是高风险职业”。而在30年前，也有“温州的官最难当”一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如其来的“政治台风”刮倒。个中之变，意味深长。
温州民间金融的33年“体外抗争史”：最后始终是“输家”
当1999年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地方政府再无异议，积极组织实施，甚至动用警力。
早报记者 徐益平
“为什么温州出了这么多企业家，他却成不了银行家？”时至今日，黄正瑞仍为自己的苍南县老乡方培林“抱不平”。
两年前从温州苍南县总工会主席卸任的黄正瑞是中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的起草者。1980年代在县府办当常务副县长的秘书时，目睹了方培林创办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风雨起落。
“姓社姓资”、私营经济、温州模式……这些温州改革史上一度异常敏感的话题如今都已尘埃落定。然而，还有若干项探索至今如坠雾中，“民间金融”便是最引人关注的一个。
几个月前，一场惊动朝野的民间债务危机使温州民间金融旧话重提。学者冀望倒逼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使地下金融阳光化；官方也已上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然而，早报记者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温州民间金融发展史上，类似的契机已出现多次，结局却无一例外。国家出于风险防范和主导金融资源配置的考虑，仍实行管制政策，且市场感受到的管制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严密，最后的“输家”始终是民间力量，尽管民间资本急剧膨胀，民间金融依然以“灰色”的状态在体制外徘徊。
“银行业改革开放的路径，在制度选择上基本走了一条排斥民间资本的道路，迫使部分民间金融在地下野蛮生长。”长期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说。
思考良久，黄正瑞也似乎找到了答案：成不了银行家，是因为方培林从事的是改革最落后的领域。
缝隙中成长
疯狂的游戏持续了一年多，“抬会”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在各乡镇飞散。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冲进会主的家。在这场“抬会大灾难”中，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温州模式有几个特点，民间金融是其中之一。”温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说，“在浙江，温州一直是不良贷款率最低的地区——按理说，金融生态良好，应该有民间金融的一席之地，但事实并非如此。”
温州的民间金融滥觞于互助性质的“会”。作为古老的民间信用形式，俗称“抬会”、“标会”的“资金互助会”最初并不具有营利性：亲友聚在一起筹集资金，轮流使用，主要是为了盖房、办婚丧事或买大宗物件。互助会蜕变为民间借贷组织，发生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
1970年代末，家庭工商业在温州起步，农民购销员“十万大军”走南闯北，但在传统金融体制下无法从银行、信用社得到贷款，资金需求只能求助于民间信用，许多互助会转而为家庭工商业筹集资金。由此，会金的用途由消费转入生产、流通领域，不能生利的货币变成经营性的生利资金。同时，民间会数量激增，规模也扩大许多，有的地方几乎家家入会，不少家庭同时入几个会。
经数年经营，家庭工商业收获第一桶金，反过来为民间资金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来源。另一方面，家庭工业迅速扩张、专业市场涌现，对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到1986年底，温州个体工商户13.8万户，从业人员约35万；全市农村贸易市场近400个，其中规模最大的10个专业市场年成交额10多亿元——以一年周转四次计，周转金在2.5亿以上。方培林所在的苍南钱库镇，其综合商品市场就是十大市场之一，全镇每四人就有一人经商。
如此相互作用，民间资金市场成为初步发育的金融市场，专门从事货币经营的金融专业户出现，并达到一定规模。这种专业户有两类：专门从事各种民间会的大会主，仅乐清柳市镇就有大小会主100多个；私人钱庄，如方培林的“方兴钱庄”。
此时的银行信用也有很大发展，但囿于信贷管理体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银行体系缺乏动力和活力，民间借贷在温州始终占主导。到1980年代中期，以抬会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3亿元。民间资金市场已成为温州家庭工商业运行的齿轮，并推动温州模式的诞生。
“大量分散、沉淀在民间的闲置资金按市场导向配置，对创业、成长阶段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诸葛隽认为。
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也没有法规和制度保证，自发的、处于半明半暗境地的民间资金市场注定埋下风险基因，成为投机者的狂欢场。
常规的借贷收益毕竟太低，马上有人想到高息融资，抬会开始异化。在滚滚的金钱与滚滚的欲望之间，一种新游戏启幕，玩法是以超高利率为饵吸引大量资金，转手出借获利，资金完全脱离生产、流通空转。1985年，仅温州乐清一地，会款总发生额就有近12亿元，入会5万多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3%。
疯狂的游戏持续了一年多，“抬会”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在各乡镇飞散。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亢奋转为极度恐慌。整个秋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冲进会主的家。在这场“抬会大灾难”中，短短3个月，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机构化”亮相
1984年9月29日，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挂在了苍南县钱库镇横街29号的方家老宅门前，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市农业银行第二天就上门“抗议”，方不得不把招牌摘下，他自嘲：“新中国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阳光。”
“会案”爆发后，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整顿，共清退债务1.54亿元。由于当时这方面的法律近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多人被处极刑，在民间金融史上留下了令人警醒和带着血色的惊叹号。
在灰色金融的部分参与者向“黑色金融”畸变的同时，另一些人则尝试以机构化民间金融之姿“洗白”。
首先浮出水面的是方培林。1984年初春，30岁出头的国营医院收发室工人方培林像往常一样，在单位看报纸打发时光。这时，报上刊载的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抓住了他的眼球：文件明确指出“鼓励农民入股”。
“既然股息是合法的，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利息也是合法的。”多年以后，方培林仍清晰地记得当年自己脑海里那惊险的一闪念。此前的1982年底，温州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的“两户大会”，宣布发展商品经济的鼓励措施。
1984年9月29日，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挂在了苍南县钱库镇横街29号的方家老宅门前，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开办的金融机构。
但这显然有悖于金融管理制度。市农业银行第二天就上门“抗议”，方不得不把招牌摘下，他自嘲：“新中国第一家私营钱庄，其实只见过一天阳光。”
尽管如此，钱庄还是生存了近5年。由于经营灵活、存贷条件优惠，“生意兴隆”。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分行1985年8月的调查，方兴钱庄一年累计存款990笔、金额652.7万，存款余额89.2万；累计放款1031笔、金额456.9万，贷款余额71.64万；月利差收入6000元。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1980年代中期是个奇妙的时间。1986年11月，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这都开创了全国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1988年，经省人民银行批准，温州设立16家农村金融服务社——与城信社同属股份制信用合作组织，只因设在县城，名称有所区别。1992年8月，温州第一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苍南成立。
至此，由城信社、农村金融服务社、农村合作基金会构成的“两社一会”掀起了温州民间办金融的浪潮。资料显示，1980、1990年代，温州存在过51家城信社、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188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平均每个乡镇至少一家机构，城信社数量占浙江全省的1/3。
经过七八年发展，温州较成规模的33家民营小金融的总资产已达20亿元左右，较有名的几家存款一度超亿元，股东权益逾千万。而彼时各地办了几十年的属官方的农村信用社一般仅四五千万元规模。到1995年“两社一会”发展顶峰期，这些机构占全市存贷款市场的份额达20%。
但1995年也是转折之年。当年12月，温州泰顺县金鑫城市信用社发生挤兑，最终破产，这是新中国第一起金融机构倒闭事件。随后，因股东关联贷款过多、经营不善及政策不稳定诱致机会主义行为，温州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不断暴露，挤兑频发。1998年底的普查显示，22家城信社的资产不良率为7.7%，34家农村金融服务社为20.6%，33家民间融资服务部为22.4%。
宏观层面，1998年起，国家清理部分混乱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原本支持“两社一会”的温州地方政府痛下决心，从1999年起，与金融监管当局携手采取分步骤的市场退出政策。至2001年，“两社一会”全部退出。
“民营金融机构是改革中没有先例的创新实验，对‘两社一会’的政策也比较复杂、存在不稳定性，但总体趋势是管制逐步加强。”人行温州中心支行2008年的一份材料认为，“这些民营金融机构最终退出，表明当时金融的民营化、自由化和金融监管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都是不成熟的”，“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会导致金融改革倒退和金融效率损失”。
尴尬的“配角”
“1980年代，只要搞制造业就赚钱，实业利润30%，现在是1%-3%，还不如出租厂房。”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上述资料显示，当时温州家庭工商业的年资金利润率极高，一般超过100%，有的高达投资的十几倍，与此相比，民间借贷20%-40%的年利率并不高。
与温州民间金融机构的归宿形成对比的是，与它毗邻的台州市却保留，并发展了2家民营金融机构。台州的城信社也诞生于1980年代末，很快也遇到和温州一样的问题，风险暴露，官方决定一揽子解决问题：路桥银座城市信用社2002年改建为台州市商业银行；泰隆信用社2006年经银监会批准，改建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这似乎说明，民间金融机构如能被顺利纳入体制，一样能健康成长。不过，人行温州中心支行认为，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与台州不同的深层原因是温州的利率浮动改革、国有银行转轨、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等，使金融体系更适应市场，更与当地经济格局、社会金融需求合拍；同时，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也使温州的金融供求矛盾不像外地那么突出、体制外突破的压力不像外地那么大，“因此，在金融管制下，温州的民营金融反而没有发展起来。”
而1992年国家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向后，以个私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红极一时，银行也开始对民营经济高看一眼。整个1990年代，除了1991年比1990年有所下降，温州官方金融系统对私营经济、个体户的贷款比例逐年上升。特别是1997年金融体制改革后，银行信贷服务改善，民企对银行贷款的依赖逐步加强。同时，随着民营经济跨过草莽期、企业量级增大，民间融资单笔规模难以满足需求，民企融资逐渐由以民间借贷为主转为以贷款为主。
人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资料显示，199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慢于银行贷款市场，虽然规模在2001年超过300亿，但与银行贷款的比值降为45%。与1980年代相比，企业资金来源中，民间借款的占比由30%下降到15%左右。民间金融正由持续、快速、活跃发展转向增长放缓、停滞和在区域金融结构中的逐步边缘化。
这在经济学上有据可依。诸多专家通过理论推理、实践考察认为，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民间金融创新程度会随民营经济发展而上升，但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之后，则会不断下降。
至此，民间借贷的故事似乎可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此轮温州的民间债务危机，再次使民间借贷成为聚焦点，人们将“恶之花”的土壤归咎于高利贷，对民间借贷的争议再度泛起。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造成温州老板跑路的逻辑其实如下：制造业举步维艰，加之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为追逐高利润激进扩张，进入陌生领域、房地产市场；而随着银根紧缩，银行抽资或不续贷，为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高利贷，成为民间借贷链条的一环；然而，新产业尚未见收益，实业利润难抵民间高息，加剧了企业困境——换言之，主角是银行，民间借贷仅是配角。
以“老板跑路事件”代表人物、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为例，其在2008年靠银行贷款，由眼镜业转战光伏新能源产业；在货币紧缩后，被迫求贷民间，最终资金链断裂。
“依托银行融资，固然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金融债务也会损害民企较合理的资本结构，一旦银根紧缩，就会影响长期增长。”诸葛隽说。
但在金融结构单一化的背景下，能救急的只有民间借贷。温州银监分局的资料坦承，民间借贷是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渠道之一。据瓯海区对105家中小企业的抽样调查，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完全靠自有资金；其余90家均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其中32家的初始创业资金完全通过民间借贷。
“不要一味指责民间借贷，事实上，宏观调控时期，民间金融发挥着经济、就业增长的自我稳定器作用。”诸葛隽说，它尝试着种种金融创新，将区域经济增长所受宏观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程度。
她的调查显示，2004年调控时，温州民间金融的缓冲作用明显。一是民间借贷利率应声而涨，到2008年底，加权平均月利率达2003年来的最高点；二是民间借贷总量递增，达580亿——从2004年到2008年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频频上调，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被入笼。
历史是如此相似。在步步惊心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节奏下，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也屡屡刷新纪录，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比上年劲增300亿。
“如果没有民间借贷支撑，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沿海经济增长、就业将大受影响。”诸葛隽认为，迫切需要培育民间金融资本和民间金融机构，建立更包容的金融体系，增强经济的抗震性。
此情此景容易让人联想：在民间借贷横行温州的1980年代，当遭遇此类政策变化时，又是怎样的景象？据资料记载，1985年-1986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抽紧银根，许多依赖贷款的企业受严重影响。相反，1985年，依托民间资金市场的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销售额11.36亿，同比增幅高达42%。
只不过现在和当年不同的是，“1980年代，只要搞制造业就赚钱，实业利润30%，现在是1%-3%，还不如出租厂房。”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上述资料显示，当时温州家庭工商业的年资金利润率极高，一般超过100%，有的高达投资的十几倍，与此相比，民间借贷20%-40%的年利率并不高。
金融改革“棋局”
1986年，杨嘉兴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城信社，却被金融监管部门拒绝。尽管如此，杨还是拿到了营业执照，准备开业。这时，人行温州分行发通知：“不准开业”。杨找到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人行行长仍反对，说银行是他管的。董朝才‘威胁’他：你的党委书记是我管的。”马津龙回忆。
2011年的民间债务危机后，官方冀望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补齐“改革落后于发展”的短板。2011年10月，温州出台“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此前，当地已上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举措与“行动方案”大同小异。按工作计划，争取在年内获得国务院试点批准。
“关键是看国家能给温州什么试点内容。”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说，“批给你又能怎么样？”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则认为，金融改革靠自下而上、自发完成已无可能，只能从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应该是供给导向型，而不是需求诱致型。”
显然，未来的金融改革博弈中，角力者仍是民间力量与官方金融制度及其背后的管制力量，地方政府很难插足。然而，纵观30多年温州民间金融史，却不尽然。当新生事物以“改革”之名出现时，地方当局并不愿意站在对立面，或默许、或鼓励，甚至公开支持，出现金融权威部门、地方政府、民间金融三方博弈的局面。
这样的故事俯拾即是。方培林回忆，办方兴钱庄是“歪打正着”，“根本没想到小钱庄会惊动朝野，幸好温州领导很开明。”
最初，方培林只想办股份制金融服务社。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镇委书记黄德余更开放：“还是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办吧，也不要叫‘金融服务社’，就叫‘方兴钱庄’。”稳妥起见，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了改革经济体制，适应我镇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1986年初，国务院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私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面临关停，营业执照也被收回。但恰在当年，温州决定申请“温州试验区”，方培林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向市里请示将钱庄作为试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同意。于是，方培林打出“中国温州试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
而事实上，方兴钱庄自始至终未能领到“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换言之，属“非法经营”。
1986年，杨嘉兴向鹿城区政府申请开办城信社，却被金融监管部门拒绝。尽管如此，杨还是拿到了营业执照，准备开业。这时，人行温州分行发通知：“不准开业”。杨找到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得到了他的支持。“但人行行长仍反对，说银行是他管的。董朝才‘威胁’他：你的党委书记是我管的。”马津龙回忆。
在“两社一会”野蛮生长的年代，地方政府寄予其“金融突围”的厚望，甚至站到监管当局的“对立面”。1993年5月，浙江省人民银行提出取缔、撤销、规范、改组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要求，但温州地方政府仍在批设，至1994年底审批80家。
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说，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扶持民营经济；扶持民营经济，又必须合乎逻辑地扶持民间金融组织，鼓励其更多地提供资金支持。
但分水岭出现在“两社一会”风险爆发后。1995年金鑫城信社事件后，地方政府不得不处置善后，逐渐意识到，政府对地方金融安全几乎负有完全责任，必须“兜底”。当1999年全面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时，地方政府再无异议，积极组织实施，甚至动用警力。
此后，温州民间金融创新试验的背后几乎再无政府身影，包括“财团”民营经济组织的出现、民营银行申请、金融港建设、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甚至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也严格执行浙江省政府规定：发起人须是实力雄厚、信用优良的民营骨干企业，而将国家规定的自然人排除。
对此次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当地人士认为，方案试图吸纳民间资金，但整体感觉缺少“抓手”，思路集中在增加金融机构数量上，缺乏创意深度与厚度。
2000年重新出山、开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的方培林，如今仍四处推销他钻研《担保法》后创新的两项业务：存单质押履约担保、房产抵押履约担保。但因该业务挤占银行贷款额度，已越做越难。业务虽被允许试点，但监管部门曾找他谈话，要求“不鼓励、不推广、不做大规模宣传”。
闲暇时，他会向外人“炫耀”自己又发现一个“政策瑕疵”，“金融关系国计民生，被严格监管，不能乱来。我要确保我的任何举措都有法律依据，符合金融法规。”
稍顷，他说：“因为我怕坐牢。”
“农民城”龙港27年“扩权怪圈”
1997年前后是龙港镇政府权力最大的时候。当时苍南县的部分财政权实实在在地下放到了龙港镇。龙港还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镇级金库。
早报记者 李克诚
温州一布品店主在装货时卡在了车厢里。“温州模式”就是发轫于这种个体户经济。 早报记者 贾代腾飞 图
自温州南下78公里，在浙江八大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南岸的平原上，一座城市突然映入眼帘。漫步其中，高楼耸立、车水马龙，银行宾馆酒店商场一应俱全……
从仅6000人的小渔村，到如今辖区人口50万的中等城市规模——龙港只用了27年，就从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城市，其以市场为主导的建城模式、户籍改革、强镇扩权的尝试，更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探索出了“另类之路”。
回溯龙港27年来进化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如何从旧体制的边缘率先突围，探索出“农民自费造城”的新模式；进而，随着城镇体量的壮大，又如何在新规则的束缚下步履沉重、左冲右突。
滩涂上耸起“农民城”
1980年代初，土地、户籍都是“高压线”，陈定模的举动几乎触犯“天条”。就在龙港日渐腾飞的同时，他本人被卷入争议的漩涡：有人指责他“毁田建房”；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清理干部私人建房”，他“被抓”、“被抄家”的传言四起……1989年，陈被撤去职务——理由是为其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这位“改革明星”狼狈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龙港，远走他乡。
1984年6月，40岁出头的陈定模带着苍南县委的一纸任命(他刚被任命为设立不久的龙港镇委书记)、数千元开办费以及7名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干部，站在鳌江南岸龙江港区的滩涂上。
吴晓波在其《温州悬念》一书中，生动再现了当初的情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歪斜不齐的泥坯农舍；再往前便是大片滩涂。鳌江汩汩而过，竟没朝这片荒芜了百年的土地望上一眼。
半年后，这里成了大工地。据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的研究，高峰期，有3000多间楼房同时开建，37支工程队、4000多木匠、水泥匠和2000多杂工忙碌在各施工现场。
似乎是一夜之间，龙港镇平地崛起。其中的“故事”，后来变得几乎人人皆知：陈定模在当地报纸刊登《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通俗地说，任何人只要交一笔钱，就能从龙港获得一块地皮，并在上面建房。更有吸引力、甚至算得上破天荒的，是可以将户口落在龙港镇。为实现“做城里人”的梦，附近一批靠家庭工商业先富起来的农民携款蜂拥而至。
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正式开始。而凭借“卖地”筹集的资金，龙港开始了公共设施建设。不到三年，新兴小城镇初具规模。
据学者统计，1984年至1990年，龙港投入建镇资金达9亿元，其中国家投入仅0.44亿，其余95%来自于进城农民集资。这一做法开创了中国农民集资建镇的先河，龙港因此赢得“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美誉。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教授称，改革开放以前，温州获得国家投资的建设资金极少。1978年，温州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3762万，连宁波市同期的1/10都不到，“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集中在县城区，无暇顾及乡镇。”龙港运用市场机制、有偿使用土地、购房落户、打破城乡隔离，走出了体制创新之路——这一思路也成为后来温州“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的探路之举。
但在1980年代初，土地、户籍都是“高压线”，陈定模的举动几乎触犯“天条”。陈定模对早报记者回忆，就在龙港日渐腾飞的同时，他本人被卷入争议的漩涡：有人指责他“毁田建房”；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清理干部私人建房”，他“被抓”、“被抄家”的传言四起……
1989年，陈被撤去职务——理由是为其母亲大操大办丧事。这位“改革明星”狼狈地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龙港，远走他乡。
负重前行：小马拉大车
“龙港这几年落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该镇一位主要领导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产业结构的问题，有当初规划的问题，有民众期望值过高、落空后导致投资信心下降的问题——但体制束缚是最大的问题。”
借助先行改革吸纳的资金、人口和制度红利，龙港镇在此后10年一枝独秀，成为浙南的明星乡镇。最辉煌时，龙港曾是温州第一经济强镇。1990年代中期前，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明显高出浙江省、温州市的平均水平。
然而，接下来几年，“改革明星”的发展显得温温吞吞、后劲乏力。“九五”期间(1996年-2000年)，主要经济指标在省、市仍有优势，但已不甚明显；到“十五”(2000年-2005年)，则全部低于省、市平均水平。
“龙港这几年落后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该镇一位主要领导说，“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产业结构的问题，有当初规划的问题，有民众期望值过高、落空后导致投资信心下降的问题——但体制束缚是最大的问题。”
他解释，面对不断聚集的人口和扩张的城镇规模，龙港因为缺乏执法权限、人员编制过小等，管理有心无力。一个常被提及的实例是：龙港现有道路190多条，不计公交车、货车、摩托车等，仅轿车就有25000多辆，且每年以5000辆的速度递增，而交警队能上路管理的民警才8人。
“人长大了，衣服要换大号的；镇变大了，也应给予相应职权。”镇长王忠秀说，有专家称龙港是“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小马拉大车”在平地还能凑合，若是爬山，一旦“小马”无法承受“大车”的负荷，则会“马倒车翻”。
龙港镇要求“扩权”的呼声从1990年代初就出现，但得到积极回应要等到几年后。1995年，国家十一部委出台《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龙港被列入首批试点。1997年，全国小城镇改革综合试点工作会在龙港召开。
龙港镇委委员金珍敏对早报记者回忆，为迎接试点会，当时苍南县四套班子驻扎龙港现场办公，把县里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赋予龙港镇：设立工商、税务、土地规划等多个分局，人、财、物权均交镇政府；分局负责各项事务审批，县局不再审核，而是“简章盖章”、无责任签字。
“那时是镇政府权力最大的时候。”金珍敏说，当时县的财政权实实在在地下放到镇(如教育附加费全额留在镇财政)，龙港还建立了浙江第一个镇级金库。
但“大权在握”的时光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县、镇主要负责人变动，县里悄悄“收缩”下放权力。2000年前后，下放至镇的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几乎全部收回。
镇财政局局长杨安辉对早报记者说，“收权”进行得很巧妙。以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土地出让金”为例，最初县里把其中的94%留给龙港，后来不断发文，一再压缩为89%、70%、60%……
县政府一位官员解释，站在全县立场就能理解县政府的苦衷。“县里不只你一个富裕的龙港镇，还有很多贫穷的乡镇。就像父母养了几个儿子，大儿子富得流油，但二儿子要盖房娶媳妇、小儿子生病了，只能在有限的家底中向二儿子、小儿子倾斜。”
对苍南县的“收权”，龙港不少官员颇有微词。他们说，由于财政收入绝大多数被收回，龙港已变成“吃饭财政”，无力投入长远事务，势必削弱竞争力。龙港的一份内部材料显示，镇财政累计负债2.45亿，“镇财政处于高额负债运行状态，每年银行利息支出近1000万，目前银行无法再融资，镇财政周转困难。”
在前任镇委书记汤宝林看来，1995年的“扩权改革”被收缩，不仅是县、镇利益分歧使然，也有政策层面的必然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相应的条条框框也多了，出于“合法性”考量，改革措施只能在规则中打转。例如，镇级政府不具备执法权、土地审批权，这些权力被收回几乎是必然的。
“扩权麻痹症”
与“改革反弹症”
2010年中，随着主推手、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调离，“强镇扩权”改革再次陷入停滞。近日，早报记者在龙港采访时提及最近的扩权改革，不少官员不愿多谈：“有什么成果？几乎没什么成果！”“又回到原点。”
进入新世纪后，龙港官员的改革热情一度再次被点燃。2007年4月，浙江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提出重点培育200个左右的中心镇，形成一批特色优势明显、经济发展辐射能力强的小城市。
“当时我们有很大的期待。”龙港镇一位领导说。但是，希望很快变成失望。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化，也无考核、问责机制，“文件在温州、苍南都没得到很好落实。”
两年后，“强镇扩权”被重提，这次的改革意见是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龙港再次被列入首批试点。
龙港镇一位官员回忆，温州市在出台强镇扩权改革意见前有很长的酝酿，市农办、市发改委等数次前往龙港调研。“开始，镇领导没当回事。”上述官员称，他们认为调研来、调研去，最后的文件“估计也不会有实质性的东西”。但2009年6月，当市委、市政府第57号文件《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发到龙港时，大小官员“确实激动了一阵”。“感觉这次力度不一样”，有含金量很高的硬性规定：市、县单独安排一定的土地指标，直接下达到试点镇；市县政府部门的管理、审批权限下放到强镇的分局，“分局审批、县局备案”；试点镇书记进入县市常委会、镇长为副县长级，等等。
最令龙港官员看重的一条是，市委文件强调，每年考核各县、市、区的强镇扩权改革工作力度、成效。这也意味着，苍南县要实打实地再次放权了——算上建镇初期的改革，这已是近30年来龙港镇的第三次扩权改革。据介绍，龙港镇马上组织人手做“扩权改革”方案，同年11月向县委、县政府上报。但有意思的是，苍南县并未直接批准龙港的方案，而是重新出台一个方案。“这是有讲究的，说明他们的方案与龙港的方案有很大差距。”果然，在龙港申请县里下放的88项权限中，得到批准的只有49项。
2010年中，随着主推手、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调离，这项改革再次陷入停滞。近日，早报记者在龙港采访时提及最近的扩权改革，不少官员不愿多谈：“有什么成果？几乎没什么成果！”“又回到原点。”
2009年温州“强镇扩权”试点强力推进时，温州市委政研室社会处副处长黄朝钦曾挂职龙港镇副书记。在与早报记者接触时，他低调地表示，自己已离开龙港。“强镇扩权改革，与地方主要领导的重视、推动紧密相关。主要领导重视，可能就能推进；主要领导一旦更换，改革便陷入停滞。”他说。
温州打火机：落寞的昔日巨头
“现在温州打火机行业的状况只能用‘非常严峻’来形容。”他点起一根烟，欲言又止。
早报记者 周瑜
“啪！”——银色的出火口蹿出火苗，一束光刚好照在黄发静紧蹙的眉前，“现在温州打火机行业的状况只能用‘非常严峻’来形容。”他点起一根烟，欲言又止。
黄发静，全球最大金属打火机生产厂家之一、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这个曾因带领温州打火机企业抵制欧盟CR法案(Child Resistance Law，即儿童安全法规)声名鹊起、面对国际贸易壁垒斗争到底的企业家，如今却为温州打火机企业的运营和行业发展伤透脑筋。
回溯1980-1990年代，这个由近30个零件组成的打火机照亮了市场经济萌动期的温州人，脱贫致富的冲动促使他们对其拆装研究并批量生产，直至占据世界垄断地位。然而，这个温州制造业曾经的当家花旦之一，现在却面临着资金短缺、成本急增以及政策制度上的诸多问题。从最辉煌时期的3000多家企业，到如今的百余家，黄发静伤感地承认，“打火机已经从温州最红火、最风光的行业，跌到最夕阳、最挣扎的行业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90年代中期，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一只电子点火器，进口单价至少4元，温州人自己做，一开始是1-2元，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1-0.3元；密封圈，进口的0.2元，而温州产的从0.05元降到0.005元。
“当年是谁第一个生产打火机的？”在温州，无人能说清这个问题。和历史久远的温州皮鞋不同，金属打火机是舶来品。1980年代中后期，金属打火机最大的产地在日本，零售价至少两三百元人民币，属于海外探亲的温州人带回来的稀罕物。当时，温州的农村家庭工业已蓬勃兴起，对市场感知敏锐的温州人，在这个新奇货中嗅到了商机，争相研究甚至动手拆装从国外带来的打火机。
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温州打火机行业初期的发展，绝不为过。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回忆，几个年轻人用手工打制的方式做出了外形酷似日本货的打火机后，一个个小火苗开始在简陋的厂房，更准确地说是作坊里蹿起。喷涌而出的改革发展动力之下，温州人的致富潜能是无穷的。到1980年代末，小小的温州已经拥有500多家金属打火机厂。同时，专业化分工也越来越细，大大小小的配件厂迅速串珠成链，温州市区的信河街成了世界有名的“火机配件一条街”。1999年，温州金属打火机的年产量达到1亿只，其中70%以上出口，占据全球70%的份额。
作为让中国打火机走出国门、开始国际贸易的“第一人”，李中坚的公司当时每天出口的打火机最少达10万只。他回忆起当时市场呈现的几乎癫狂的状态：货车就等在路边，一下装配线，马上打包发货。
分析当时成功的原因，黄发静认为主要是产业高度集聚、专业化细致分工，充分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成本价格的巨大优势。较小区域半径内从配件到组装的完整产业链，使得第一时间获取市场信息后能在全行业迅速传播、共享。那时，市面上最新款的打火机，不出数月，温州就可量产并不断改进，而且出厂价不到日本产的1/5。压倒性的价格优势促进了温州打火机在市场上的旺盛需求，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1年前后，打火机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年产量超过5.5亿只，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份额。
这个产业在温州诞生不到20年，就取代了当时金属打火机的世界生产基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1990年代中期，日本打火机生产商组团到温州，考察后他们终于承认自己毫无还手之力：一只电子点火器，进口单价至少4元，温州人自己做，一开始是1-2元，形成大规模生产后只要0.1-0.3元；密封圈，进口的0.2元，而温州产的从0.05元降到0.005元。为降低成本，一些厂家甚至直接将零配件拼装组合生产，把价格缩减到近1/30。
停运的生产流水线
虽然现在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注册会员企业仍有117家，但目前持续开工的仅为10余家。
从2002年起，“春风得意”的温州打火机行业开始遇到了CR法案、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按黄发静的说法，美国、欧盟CR法案的贸易壁垒，“每一次都让整个行业蜕了一层皮。”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需求萎缩，日本市场占了温州打火机出口市场的55%。因此，2010年12月17日正式实施的日本CR法案，给温州打火机行业又一记重创——实施仅一个月，打火机生产企业只剩100多家。
情况看似在2011年5月中旬出现转机——温州摩登工贸有限公司第一个拿到了日本CR通行证。此前半年，和众多温州打火机厂一样，摩登处于半停工状态，很多工人都离开了，工厂只能以生产烟灰缸等烟具边缘产品来支撑。总经理罗毅介绍，目前尽管连续接到日本JT、PM烟草公司等客商的订单，但由于日本市场打火机以礼品为主，本身价格就偏低，而CR的认证工序又需要增加更多的检验设备和工人，因此对企业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目前，拿到日本CR通行证的企业，除了摩登，只有日丰、特灵、东方、东大等为数寥寥的几家，仍有许多以日本贸易商为主要客户的企业遭遇“断粮”困境。
从事了3年打火机装搭工的张年君，现在开起了出租车。他说，打火机企业的形势一年不如一年，如今车间的生产线已从原先的3条剩到1条，工人也走了大半，“以前在打火机行业打工的老乡都纷纷改行。到2011年年底，正常生产的企业会更少。”不幸言中，早报记者在温州采访的一周中，几乎发动了所有熟人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打火机企业，但是处处碰壁：“日子不好过，说的都是丧气话。”据了解，虽然现在温州市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注册会员企业仍有117家，但目前持续开工的仅为10余家。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分析说，造成这一局面的，不仅是国际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动，温州打火机行业低技术、高同质化的现状也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因素。他指出，温州打火机企业绝大多数以代工为主，在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有限，政府应该出手推动其加快技术升级，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想法似乎是“任其萎缩”。
越压越薄的利润空间
在2000年前后，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以上。但现在，即便像日丰这类有日本、欧洲市场稳定订单，境况相对较好的龙头企业，一年的利润也只有数百万元，行业平均利润仅3%～5%。
在2000年前后，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利润至少在30%以上。据介绍，当时出厂价5-8元的打火机，利润可高达3元。但现在，即便像日丰这类有日本、欧洲市场稳定订单，境况相对较好的龙头企业，一年的利润也只有数百万元，行业平均利润仅3%～5%。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认为，虽然温州打火机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依然存在，但企业的利润空间因为原材料、人工成本、信贷、汇率的上涨而被不断挤压。
这是一个残酷而冰冷的事实。不仅打火机行业，温州市经贸局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比上年同期)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这些企业中亏损的占1/4多，仅三成企业利润保持增长。行业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根据测算，《劳动法》颁布实施后，一个员工一年将增加1万元的费用，企业相当于增加了15%～20%的成本。这个数字已是近年来打火机行业平均利润的五六倍。而另一方面，一直变化的原材料价格、汇率也迫使企业有选择地接受订单，“如果订单量大，生产周期长，原材料、劳动力变化都不可预料，企业很有可能做亏本买卖。”黄发静说。
有资料表明，温州银行只与10%的中小企业发生借贷关系。而李中坚更是直言，打火机企业基本无法获得银行贷款，“银行非常务实，更青睐于所谓科技创新型和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他非常怀念前几年的金融环境，“以前接到进口商开出的信用证就可以从银行获贷，利息也比现在每月1分(即年化利息12%)低许多。”
温州市经信委监测结果显示，导致企业接单难的因素中，原材料价格波动、用工、用电、流动资金紧张等因素分别占了57.2%、34.6%、43.8%、29.2%。身为温州市政协委员的黄发静2010年进行了一项有关“温州企业外迁和投资环境改善问题”的调研，结果显示，不论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资源还是制度供给，温州民营企业都已失去优势。
现实玻璃门的夹缝
周大虎一心想把打火机行业传承下去的他，为表明让儿子接班的心意，在前几年甚至将其改名小虎，但如今周小虎的精力都转移到了新开的西点连锁商业上。
在最风光的上世纪末，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的每次年会都热闹非凡，除了会员企业，还有政府要员捧场，颇受重视。“如今，协会是越来越冷清了。”协会秘书长邵颖甚至担心，2011年的年会，还有几家企业参会，有多少领导道贺？
仍在坚持的李中坚同样流露出对前景的悲观情绪。10年前，东方已经雄心勃勃地涉足品牌专卖店，而后却因反倾销、CR法规一系列贸易摩擦中止，“似乎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他表示，这几年政府对打火机行业的关注，和10年前中国“入世”时不能同日而语，那时上至商务部都经常会派相关人员对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帮助。
“主要是大部分人都嫌制造业利润低，而政府对扶持新兴产业更有兴趣。”对此，周大虎也颇为无奈，一心想把打火机行业传承下去的他，为表明让儿子接班的心意，在前几年甚至将其改名小虎，但如今周小虎的精力都转移到了新开的西点连锁商业上。
黄发静透露，已经转战的打火机老板在其他行业中也碰到不少困难，“做得好的没几个。”对于政府提出的产业转型政策，黄发静提出异议，他认为，制造业是市场经济发展之本，打火机行业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关键还是怎么做。在企业家坚守实业的时候，政府更应该推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而不是一味强调转型。“当企业家处于多个现实玻璃门的夹缝中，连基本的国民待遇都成为一种奢求时，如何树立信心？我很担心，照此下去，打火机这个产业会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温州人：“天使”还是“魔鬼”
温州人又被炒了。随着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
温州人炒房，却被更多的利益群体当成了被炒的对象，如期望楼市涨跌必先抛出“温州炒房团”重现楼市或抛盘的惊耸新闻。
早报记者 谢春雷
温州人又被炒了。随着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
有学者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更有人对温州人搞民间高息借贷深恶痛绝：“让温州的体外金融去死吧”，“‘赌徒’死了都不救”，“温州人，出来混总要还的”。
事实上，对温州人极端化的褒贬评价早就不是第一次。回顾33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此一时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时污名化痛踩到底。
“天使”可爱
或“魔鬼”狰狞
10余年间温州炒房团携千亿计的资金横扫中国，所到之处，房价一路飙升。“天使”成了“魔鬼”，炒房的温州人成了过街之鼠。但他们竟然得寸进尺，炒煤、炒棉、炒大蒜、炒红酒、炒游艇、炒钱，没完没了。
没有人会否认温州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自下而上草根创富的最大群体。全民言商，仅在外经商的温州人就达200多万人。
1970年代末，温州仍有2/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温州人开始集体无意识地逃离贫困。10万温州人被迫到外地谋生，大多推销温州家庭小作坊生产的低廉货。这些草根出身甚至是文盲的温州人，凭着温州地下工场模仿抄袭却又五光十色的紧俏小商品，将当下中国稀缺的货币一点点吸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许多国人的眼中，温州人无疑成为无耻的“捣乱者”。他们打乱了传统的体制秩序，因而被人讥为“十万细菌”，而细菌的原产地温州，则被称为传播瘟疫的“瘟州”。
在此起彼伏的骂声中，温州人义无反顾地先富了。他们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首先成为历史明证。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文，首次在媒体舆论场中正面颂扬所谓中国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体制需要温州人做致富榜样，转而高调肯定了曾经的“捣乱者”。温州火了，温州人成为贫穷者羡慕的先驱，成为改革者取经的对象。
因率先致富，1983年至1986年，温州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人次。
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无论懂与不懂，人人言必称“市场”。先行者温州人自然被推上了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被奉作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启蒙老师”。1992年至1994年，第二轮“温州热”不可阻挡，参观取经者约50万人次。
尽管当时泛滥全国的温州假冒伪劣商品让人大呼上当，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这并不影响财富冲动的崇拜，人们如此渴望能在大街上“一头撞上5个温州老板”，快快领悟发财致富的“葵花宝典”。
至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轮“温州热”随之而起，当年参观考察者近10万人次。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温州始终像一口煮沸的大锅，骂它“糟得很”也好，说它“好得很”也罢，温州人姿态异端的致富之路一次次让我们爱恨交加。
时间走到了1998年。中国开始住房制度改革，代之以全面市场化。从该年至21世纪初，最早完成资本积累的温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进入房地产领域，从温州到上海、杭州、北京，逐渐形成规模效应。在媒体的报道中，以此为始，10余年间温州炒房团携千亿计的资金横扫中国，所到之处，房价一路飙升。
国人发现，相比温州人买房赚取翻倍利润，自己的薪水却怎么也赶不上房价增长的步伐，曾经“最可爱”的致富榜样，如今怎么看都越来越觉得面目可憎。
“天使”成了“魔鬼”，炒房的温州人成了过街之鼠。但他们竟然得寸进尺，炒煤、炒棉、炒大蒜、炒红酒、炒游艇、炒钱，没完没了。
温州炒房团谎言
恰是中国房地产特殊而畸形的运行体制造就了10余年中国楼市只涨不落的国际奇迹，温州人充其量只是全民置业、投资投机财富游戏中击鼓传花的知名度最高的参与者之一，独独将其推上道德审判台，实属替罪羔羊。
直到今天，温州人炒房仍是被污名化最甚的典型案例。每每谈及令人咬牙切齿的高房价，温州炒房团必是要被拎出来痛打的罪魁祸首。
温州人炒房是真的，炒房发财也是真的，但说温州人炒房推高了中国房价，却是“真实的谎言”——真相是，温州人炒房被推波助澜夸大、被合谋操纵、被各取所需地异化。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温州人最先进入楼市投资与其行商的特质有关，最早掘得楼市巨利是必然的。
温州人是先富群体，有最先投资房产的资本和冲动。以房价开始步入快速增长的2003年为例，当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温州总人口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这种特有的人口分布，催生了温州人全国置业的主要形式。
遍布各地数十万个温州家庭长期落户异乡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须，兼带投资升值。在外经商置业的温州人成为房产信息员，以乡土、宗族观念为纽带，带动家乡人抱团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类购房多集中于房产升值较快的沿海城市。还有的温州人到外地购房最初是出于解决子女就学安居的需要。
这些购房行为的确存在狭小圈子内温州人喜好抱团的习性，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绝无有效的制度化的组织。
温州人买房有据可查的所谓“有组织、有预谋”的行为，也出现在2003年。当年由温州的强势媒体、房产中介与开发商精心谋划，组织了多起数十至上百人的看房团杀往上海、杭州等地，温州人快速下单像“买白菜”似的抢房，迅速被媒体报道放大，“温州炒房团”横空出世。很清楚，这仅仅是温州人背后利益相关方的合谋操纵，媒体与房产中介获得了广告回报和组织费，开发商借“温州炒房团”声势迅速清盘。
2003年下半年，百度搜索有关温州炒房团的新闻多达11.6万条。其中上海某媒体报道的温州“10万人1000亿元资金”炒房，被其他媒体疯狂引用，成为温州人大规模炒房的直接证据。
该报道的作者日前向早报记者证实，数据是他和温州某房产记者经一下午推算讨论出来的，后向温州房地产人士和主管部门求证，得到了他们的默认。
这一数据明显被放大。1000亿元与在外温州人1050亿元累计投资相当，超过了2004年4月底温州人行统计本地居民存款900亿元的数字。
温州人炒房，却被更多的利益群体当成了被炒的对象，如期望楼市涨跌必先抛出“温州炒房团”重现楼市或抛盘的惊耸新闻，于是，温州人必然沦为千夫所指。最极端的审判者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其于2004年3月18日发文认为，“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
自此，温州人炒房的恶名背负了近10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恰是中国房地产特殊而畸形的运行体制造就了10余年中国楼市只涨不落的国际奇迹，温州人充其量只是全民置业、投资投机财富游戏中击鼓传花的知名度最高的参与者之一，独独将其推上道德审判台，实属替罪羔羊。
为什么挨骂的
总是温州人？
温州人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出发之初，没有文化，穷得只剩下无产者的胆量。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显示，温州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仅7.1%，低于浙江平均的9.3%。
香香臭臭温州人、真真假假温州人、好好坏坏温州人，33年间，舆论褒贬长期偏好这一群体，这是一个打上了强烈时代印记的灰色幽默，更是温州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痛。他们的角色永远是被动的，他们无权选择。
杭州国土部门一位官员曾经对早报记者转述了一个现象，购买杭州商品房的人群中，本地市民不到50%，而外地购房者以温州人、台州人、义乌人居多。但在如潮的抨击舆论中，台州人、义乌人从来没有享受到被揪出来口诛笔伐的待遇。
与温州人相伴而行批量购房的，肯定不仅仅是同样很有钱的台州人、义乌人。楼市10年，市场规律潮涌之下，无数国人尽折腰，但被唾骂得千疮百孔的只有温州人。
“温州人是更能吸引眼球的财富明星，拿他们说事天经地义。”一位自称多年追踪温州炒房团的资深传媒人对早报记者分析，在楼市新闻中，深挖哪怕编造温州人的劲爆故事根本就不用铺垫，谁人不知温州人？同理，要谴责楼市投机成风，没有比温州人更好的责骂对象了。
温州人的成功有目共睹，他们的大胆、机敏、肯吃苦以及精于算计的天然禀赋无人可比，但其劣根性也常常露出小尾巴。
许多国人对温州人的印象至今定格在如下漫画式的记忆中：丑陋的暴发户，爱慕虚荣，十个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还喜欢漫山遍野修建家族的豪华坟墓，等等。
温州人很可能是中国改革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出发之初，没有文化，穷得只剩下无产者的胆量。直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仍显示，温州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仅7.1%，低于浙江平均的9.3%。
人文素养的先天不足在温州人群体的商业行为中必然留下容易被诟病的烙印。要改变这一点，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时间。
更多的原因显然在温州人之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表示，舆论对温州人的极端抨击与整个社会的矛盾有关，房价、物价攀升，贫富差距拉大，普通民众幸福感减弱，内心抱怨、愤懑的情绪偏高，对外宣泄的概率也就拉高。而在长期媒体传播中，温州人是投机炒作的代表，又是最扎眼的富裕群体，民众自然会在自身的低幸福感与温州人的一贯“恶行”之间努力找到“因果关联”。温州人的“被抨击”，更多的是当今社会情绪浮躁、焦虑的印证。
温州人对富裕的追求不会停步，对温州人非理性的骂声恐怕也还会在中国人耳边回响。
温州人曾经的标签
说温州人“糟得很”：
黑(走私)；白(漫山遍野建椅子坟使青山白化)；黄(淫秽书刊录像无所不在)；假(假冒伪劣商品多)；骗(诈骗行为屡禁难止)。
温州＝瘟州
温州人买房就像“买白菜”。
说温州人“好得很”：
十万元是贫困户，百万元才起步，千万元才算富。
头发都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
跑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尝千辛万苦，挣千金万银。
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说下岗言转岗。
温州人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