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既得利益话语权大致改革政策难以出台

　　20年前的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开始为期35天的南行，其间发表了史称“南方谈话”的重要讲话。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任玉岭表示：“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任玉岭还就发展转型、贫富差距、既得利益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提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坦承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本版文图据《东方早报(微博)》)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谈改革“雷区”既得利益话语权大改革政策难以出台

　　有必要再学南方谈话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纪念？现实意义又在哪里？

　　任玉岭(以下简称任)：从长远看，邓小平这个讲话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指引我们前进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在现代化建设征途上、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应该遵循的一个方向。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南方谈话体现了实事求是，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所以在2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动员全国对南方谈话再学习。

　　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我刚好到北海市出任副市长两年多的时间。南方谈话对北海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南方谈话的背景是：当时经济出现了困难，“左”的思潮重新泛起。当我引进日本捐资改造一个中学，教学楼建起后，有人把我告到外交部，说我卖国。就连农民工外出打工都遭到各地堵截限制。如此等等，“左”的思潮泛起，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邓小平讲话以后，明显克服了一些“左”的干扰，全国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新局面。

　　转型重在转变投资方向

　　记：目前从政府到各行各业都在主动强调转型，“转变发展方式”、摆脱“GDP崇拜”等，您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是什么？

　　任：高消耗高污染的转化是必然的，但我个人觉得真正需要转变的还有投资方向。

　　比如说，一些大城市不接受农民工，不能给农民身份保障，那么政府就别再向这些大城市投资了。农民工是随着投资和项目流动的，大城市占了大量投资，用了大量土地，你不接受农民工，要农民工在小城镇去买房，这既浪费了国家土地，又增加了农民工负担。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坚决控制向大城市投资，调控资金投向欠发达地区，投向小城镇。

　　尤其不能通过占补平衡土地，让大城市吃掉小城市的土地指标，吃掉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指标，进行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使本来应该向欠发达地区向小城镇流动的项目仍然引向大城市，从而剥夺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劳动力或作为资本参与分配

　　记：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您认为，什么是共同富裕？现在“富民”是否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关键课题？

　　任：在我看来，在中国70%人口要达到共同富裕是应当考虑的，把他们作为中产阶层来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是中产阶层。在我看来，只有这个人数达到总人数的50%，才能构成中产阶层，这样才可以形成收入的橄榄形结构。现在中国的收入结构，就像一根棍子举一个大草帽一样，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收入状态。

　　富民的观点是对的。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考虑我们的富民政策。

　　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虽然整体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其在GDP所占比重与1990年代相比在下降，这是不应该的。广大一线劳动者收入过低，不是仅靠一些救济和中央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最终是要靠劳动分配，提高工资比重。社会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过分注重资本分配，资本在分配中的权重过大，是民众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提出要考虑将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分红。这是马克思当初没有提及的，但是确实很值得研究。现在工人只是被雇用，拿的工资是雇用费，没能享受到企业红利。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应该让劳动者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参与企业红利分配。这个问题可供理论界展开讨论。

　　遗产税有助缓解社会乱象

　　记：要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是什么？有人认为，这一改革就是政府要减少自身和国企的收入，那必然动力不足，您怎么看？

　　任：党的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财富是一个恒数，我们有那么多人口，蛋糕怎样切，这是改革收入分配的关键。少数人占有过多，必然造成多数人穷，因此要从少数人占有过多改起。在我们老龄人口将过2亿，社会迎来“四二一”人口格局情况下，需要提早为我们的第三代考虑他们的负担问题。

　　在我看来，国家要制定遗产税。我觉得如果有了遗产税，大家的发展都是为了社会，这时候，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机制问题没解决，大家都在拼命赚钱，拼命为亲属、为子孙找钱，不仅导致人情关系代替了政策，而且也为贿赂腐败埋下了祸根。现在很多社会乱象实际与没有遗产税有关。

　　国有经济不能完全利益化

　　记：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任：根据当今发展实际，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存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放开，让它继续市场化。增量，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搞好顶层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多做工作。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

　　任：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续是：

　　一、依靠国内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续。

　　二、依靠农民工的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续。

　　三、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过低不能持续。我们为世界上每人生产两双鞋，3.5套服装的产业状况必须改变。

　　四、对国外技术依赖过高，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是贴牌生产，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边拿走。像我们数控机床有40%的营业额是要拿出来给外国交专利费的。

　　五、经营粗放、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续。

　　六、二氧化碳排放过大，能源消耗过高不能持续。

　　七、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生态不能持续。

　　“八个必须转变”是：

　　一、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

　　二、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

　　三、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

　　四、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

　　五、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

　　六、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

　　七、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

　　八、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既得利益集团”涉多方面

　　记：《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在您看来，“既得利益”主要指什么？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哪几种？这个既得利益“雷区”的突破口是什么？

　　任：所谓“雷区”，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问题。现在中央很重视改革，但是很多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拦，或是政策难以出台，或是出了台也无法实现。

　　比如，我们的住房，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政府出台的文件还少吗？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这些文件就是贯彻不下去。某些既得利益者话语权大，他们一反对，一些文件就停止了。2007年出台的两个70%，70%的土地给保障性住房，70%的土地盖小户型。政策很好，但谁执行了呢？没有！

　　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固定某些人，而是涉及多方面。医改推不动，是医疗方面有既得利益者，择校费改革推不动，是在教育方面有既得利益者。

　　又比如说，招标采购的混乱与腐败，也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者。还有灰色收入，改革难，也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的灰色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大，谁能拿到灰色收入？绝不是普通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普通工作人员。正因为拿灰色收入的人有权势有地位，所以灰色收入改也难。

　　记：有学者认为，近几年来，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步伐应再快些，您怎么看？

　　任：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一靠发展，二靠改革。但改什么，革什么？我认为十分需要找准“靶子”，需要切中时弊。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重视四大差距问题，推进新的改革，四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