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6成人盼加大投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公言霞

　　3月29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出席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议时指出，养老机构在建设档次上，一般应当保持非营利属性，不得片面追求高档、豪华；公办养老机构尤其要杜绝档次偏高现象，避免产生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

　　此前，3月26日有媒体报道，作为北京“标本”养老院的北京某社会福利院，目前有1100张床位，后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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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几日各种关于养老的报道，让国人对于自己的养老生活开始“浮想联翩”。在本报“视点新闻部”与搜狐网联合进行的在线调查中，近2000名被调查者中有69.6%人表示对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感到十分担忧，另外24.2%的被调查者表示“有些担忧”，只有6.2%的被调查者表示“只要自己努力创造财富，今后养老不成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相关部门缺少规范系统的管理机制和精确可行的制度安排，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民众的焦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说。

　　超过半数人不愿意去养老院

　　“老鲍，你那咳嗽好点没啊？”虽然医生嘱咐要少说话，但躺在病床上的赵明仍旧放心不下独自呆在养老院的老伴，时不时就拿起电话嘘寒问暖。

　　今年89岁的赵明和79岁的老伴此时本应都住在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家养老院里。“可能是流感还是什么的，我们那里的老人最近都感冒了，我体质比较弱，发烧到39度，连夜就让我女儿送到医院来了。”赵明说，即使是这样，他仍然觉得养老院的生活很不错。

　　“我们现在的生活很丰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已经快80岁的老伴还参加了模特队，我们还能去放映厅看电影什么的。我们住的屋子走不了几步就是养老院那个特别大的花园，鸟语花香，散散步感觉好极了。”赵明告诉记者，当初是他们老两口力主去的养老院，“家里4个孩子在单位都是骨干，平时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我们，我们又不习惯家里有个保姆天天呆着，在研究了很多资料后我们决定去养老院。”

　　不过，在此次调查中，虽然有15.84%的被调查者愿意同赵明老两口一样去养老院体验机构式养老，但仍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还有33.3%的人希望“靠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养老”。

　　事实上，是否去养老院养老这个问题，也曾在赵家引起过轩然大波。

　　赵明的儿子赵丹告诉记者，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经济条件还算不错，所以都尽最大努力满足父母的各种需求，“三年前，因为父母身体原因需要经常去医院，我就把他们接到我那套离医院走路只需要15分钟的单元房里，还请来小时工做饭什么的”。

　　“但2010年年底，我爸又突然提出来他们要去养老院。”说起往事，赵丹笑了笑说，“当时我们做子女的多是坚决反对，子女都在身边，哪有让老人去养老院的道理，这不是让别人戳我们的脊梁骨嘛。”

　　不过，面对态度极为坚决的父母，赵丹几个人只好从2011年年初开始了“养老院探访之旅”。

　　“考虑到父母尚能自理但身体机能已经严重衰退等情况，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养老院的医疗水平。”赵丹告诉记者，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那些医疗水平可以比得上医院的养老机构大都是两个甚至几个老人挤在一间很小的房间中，就像医院的普通病房一样，这样的环境太令人压抑了，这样的环境已经偏离了养老中‘养’的意味。”

　　四成多人称养老配套制度滞后

　　“我们曾经看中了北京郊区的一家养老院，各方面条件我们都很满意，但是养老院要求的50万元的押金让我们‘望而却步’。”赵丹说，最终他们选定了石景山区的这家养老院，“养老院是庭院式房间，爸妈两个人的房间有将近50平米，有专业医疗人员做简单医护工作”。

　　不过，现在赵明老两口的养老院花费仍然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赵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人护理费1200元、每人饭费500元、房费4500元，“一个月下来老两口的花费是将近8000元，按照养老院的规定，我们还交了10万元的押金”。

　　“就是这样，我们几个子女还要定期去看爸妈，我姐是每周去一次。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就负责定期给爸妈取药，所以就是每两周去一次。”赵丹说。

　　赵明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可以说是幸福，但又有多少老人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晚年生活呢？

　　在此次调查中，记者发现，有57.84%的被调查者认为“钱”的问题是自己在父母养老问题上面对的最大困难，还有21.45%表示“和父母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造成空巢家庭”，20.71%的人认为“我国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大，养老机构‘供不应求’”是父母安度晚年的最大阻碍。

　　赵丹告诉记者，父母入住养老院的钱其实并不是由他们来负担的，而是来源于父母的“高待遇”，“我爸属于离休干部，工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养老金性质，所以他们的养老钱根本不愁”。

　　在“你打算依赖哪种途径养老”的调查中，有45.84%的人选择了“养老金”，剩下的“自己的积蓄”、“政府保障”、“子女”、“商业保险”则呈25.3%、24.39%、3.47%、1%的降序排列。

　　“自食其力”为何成为国人目前养老的主要来源？对于“政府保障”国人又为何如此“淡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养老的投入比例小，相关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没有体系化的政策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导致民众无法享受到国家养老保险带来的切实福利。”

　　同时，杨燕绥向记者表示，我国的养老金是按身份发放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标准不一样，城乡标准不一样，呈现一种碎片化的散乱状态。

　　在此次调查中，有43.58%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各项配套的养老社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是我国目前养老体系中的最大的问题，“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缺少一个统一的制度”则被26.86%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最大的问题。

　　六成多人希望政府投入更多资金

　　“我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相应的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却跟不上，供求不平衡，国家相关方面的投资太少，社会需求大，造成了很大的缺口，而这一缺口就需要个人承担，但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所以导致了民众愈演愈烈的焦灼感和压迫感。”陈劲松对记者表示。

　　对如何化解目前的“养老危机”，有65.82%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进行完善，希望政府投入更多资金，完善养老院的硬件和软件设施”，33.04%的被调查者认为“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建立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养老金分配结构”。

　　对此，陈劲松表示，我国养老方面的问题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物质上表现为养老机构不足，养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国家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等；精神方面则表现为对养老理念没有很好的宣传，社会缺乏人性关怀，老年人“老年”心态失衡。

　　“要解决养老危机，也要从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下手。物质方面，建立更多专业化、标准化的养老机构，切实解决供需矛盾，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主张人性化的服务和关怀。大力发展养老方面的社会工作，促进养老机构从谋利到公益的转变。同时，还要使维护老龄化社会和谐的相关应对策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陈劲松认为，在精神方面则要增加对老年人群体的人性化关怀，化解“恐老”心态，使老年人认识到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其任务，从而树立良好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