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年内或开 金融国资委将受争议

　　国企改革直面困惑期 筹建“金融国资委”呼声再起

　　编者按：随着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卸任和王勇的回归，国资改革再度成为更多媒体和各路专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国企改革到今天事实上进入了困惑期、停滞期。国企改革如何从这个特殊的时期冲出重围，这是对王勇的考验。此外，封存三年之久的“金融国资委”呼声再起。金融综合经营的现状以及“上海版”金融国资委模式取得的成效让部分官员和学者对“金融国资委”充满了期待。

　　国企改革如何突破困惑停滞期与金融国资的更有效管理，成为实现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目标的一道难题。解决这道难题需要新思维、新探索。我们在此集纳部分有代表性的见解，与各界共同探讨，期望对下一步的国资改革有所启发。

　　“金融国资委”封存三年呼声再起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根据目前调研的情况和进度，今年下半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可能性很大，有十多项关键性金融改革议题将会在会议上进行讨论。”

　　回顾以往，1997年、2002年、2007年举行的前三次全国金融会议对我国金融改革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导航标”作用。

　　参与会议前期调研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告诉记者，中央召开此次金融工作会议将深刻影响未来金融改革发展的思路。在他看来，包括中央汇金公司(下称“汇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新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国资委”筹建等多项悬而未决的议题都已进行了调研并可能会被提交中央进行讨论。

　　由于目前中央汇金公司掌控着庞大国有金融机构股权，而金融国资委若筹建势必会影响汇金的职权。是否以及如何筹建“金融国资委”或将成为会议中争议最大的议题之一。

　　汇金“亦官亦商”身份待明

　　7月初，有外媒称，中国计划将汇金从中投剥离出来，并设想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中投由此将不再持有本土各大银行的多数国有股权。

　　这样的传言似乎与酝酿许多的金融国资权责归属之争有关。

　　国有资产分为经营性资产、行政事业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在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又被划分为金融类与非金融类两部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是筹划单独组建“金融国资委”的积极推动者，他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总量庞大金融国有资产，缺乏类似国资委这样的部门作为出资人对其进行统一管理。特别是在法律定位、职责、权利、义务等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明确。”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安排，国资委的职责是代表国家行使对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出资人职责，并履行监管责任，这些企业不包含金融类的国有企业。这使得金融类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一直缺乏明确的“政府机构”作为国家出资人，长期以来，汇金公司“代理”了这部分职责。

　　“汇金总让外界觉得‘亦官亦商’，名义上是公司，但又有准政策性机构的特征。”一位汇金公司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央企是通过国务院国资委来实现出资人角色，而汇金是作为‘公司’来对金融类中央企业履行出资人角色，显然这种制度设计是有点奇怪，回归国务院直接领导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汇金公司网站主页上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描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务的国有独资公司。目前直接控股参股金融机构包括六家大型商业银行、多家证券公司、两家综合性机构(金融控股集团)和一家再保险公司。”

　　据记者了解，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由汇金控股并被派驻董事。此外，汇金还注资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内的多家政策性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申银万国、国泰君安等证券公司。

　　成立于2003年的汇金公司原本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下属部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财政部共同管理。一直到了2007年，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从央行购买外汇并注资中投公司，汇金公司也被划拨到了中投公司名下成为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资委不同，由于汇金的企业身份，使其能够参与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分红并能够派出董事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汇金演变成国务院直接领导的“金融国资委”，就可能会丧失“分红”的依据，金融机构的收益会上缴财政，这也使得财政部成为筹建金融国资委方案的积极推动者。

　　“金融国资委”封存后再提

　　早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07年)之前，是否有必要组建“金融国资委”，就曾引起各方争论。

　　2006年上半年，由财政部牵头开展了“关于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改革”的调研课题，并希望能够在金融资产方面进一步明确“管人管事管资产”的权责，使财政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国资委”。

　　消息一出就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当时有一种反对声音认为，汇金公司作为企业的身份来控股国有银行是改革的进步，已经建立了公司治理结构，而如果用金融国资委行使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角色是重返政府行政管理的老路上去了。”

　　虽然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金融国资委的想法被封存。但此次会议后，财政部、发改委被赋予了参与“一行三会”监管协调金融机构的权利。2009年5月，财政部《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更是明确了财政部在国有金融资产转让问题上的审批权。

　　把“模糊”的管理弄清楚，是主张建立“金融国资委”者们的一个重要理由，撇开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果通过设立金融国资委，把现在国资委正在推动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借鉴到金融国资委的实践中，我国经营性两大类的国有资产真实情况就有望厘清，并为国家财政和国有企业账本的全公开奠定制度上的基础。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牧龙告诉记者：“几年前关于金融国资委的设想遭到反对之后，财政部一直在积极推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类似于金融国资委这类综合监管机构并未能及时发现金融系统中的隐患而备受诟病，因而使得管理层对于是否应该设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举棋不定。”

　　综合经营倒逼金融国资强监管

　　金融危机过后，“金融国资委” 筹建风声再起。

　　据记者了解，目前汇金公司所掌控的国资金融企业几乎都已经涉足“综合经营”领域，特别是银行业参股控股基金、证券、保险公司已经成为趋势。这些公司又参与组建期货、投行等各类衍生金融业务，内部谱系盘根错节，十分复杂。

　　今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指出，要继续扎实开展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控股公司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等领域金融风险的监测和评估，研究分析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和产融结合等问题，提升金融风险评估预警水平。

　　普华永道中国区金融服务主管合伙人容显文告诉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使金融混业经营模式在业界和各国政府监管层面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巴塞尔协议Ⅲ的预期出台，将对混业经营的资本充足率、存款准备金率、财务杠杆比率及风险控制等运营指标提出更严格的标准。”

　　不过，相较欧美比较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市场，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数量有限，包括中信集团、光大集团、中国平安等在内的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多个金融领域的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日趋完备，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国有金融资产范畴。

　　以具有地方国资背景的中国平安为例，自从其推动综合金融以来，协同效应体现在了交叉销售的实际效应中。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向记者表示：“中国平安提出综合经营的意义在于一个客户多个产品，目前中国平安的客户有5000多万(主要是保险客户)，未来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将把原有保险客户转为平安旗下的银行、投资客户。”

　　因此有业内人士担心，由于缺乏“金融国资委”这样的大金融监管机构，综合经营下的金融控股公司可能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轮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子行业会直接影响集团整体情况，加之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复杂，多头监管有必要改变，成立“金融国资委”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跨国投资集团欧力士(亚洲)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冲本一德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发展金融综合经营上，特别需要注意这个问题。目前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很可能倒逼包括‘金融国资委’在内的超大金融监管的组建。”

　　如果说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倒逼“金融国资委”筹建还仅仅是理论推演的话，目前各地所推出的“地方版金融国资委”已经开始出现。

　　地方版“金融国资委”出现

　　“我们金融办原本是一个特殊的协调部门，中央部委中没有相应的部门进行对应。”上海金融办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去年以来的地方金融国资改革，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协调机构，要管的事情更多。”

　　所谓管的事情更多，正是指对地方金融国有资本实施监管。与国家层面对“金融国资委”争论不休相比，地方金融资产管理的改革一直在有序稳步推进。

　　以上海为例，2009年8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国资和市属金融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按照本市国资委委托监管有关办法，由市国资委委托市金融办对国家出资的市属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及“市金融办根据相关法规和委托监管职责，负责研究制定金融国资监管的具体办法，实施对金融国资的具体监管”。

　　据了解，“上海版”金融国资委模式是通过两步来完成的。首先一步是将2.45万亿元的地方金融资产纳入上海国资委监管，使得地方国资委获得出资人身份和监管权责，然后通过“委托监管”的方式把和出资人身份和监管权责授权给上海金融办，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地方金融办(或金融局)不仅仅是金融服务机构，成为了地方版的“金融国资委”。

　　“地方如果有十来家金融机构，倘若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代表国资单位进行比较集中的精细管理，通常不太容易做好。”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告诉记者，“除了管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地方金融机构，我们监管职权还包括小额贷款公司、PE、VC等等各类新兴金融行业。”

　　据上海市金融办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上海的金融国资改革在中央看来具有“试点”意义，如能试点成功，或可推动“自下而上”式的金融国资改革，中央决定成立金融国资委就能够实现与各地方金融办的对接。(谈佳隆)

　　国资委换帅：突破央企改革困惑

　　央企改革的游戏规则是由国家来制订，国资委只是规则的执行者。未来可以考虑国有经济进一步向民营经济开放股权进一步市场化，还是趋向行政化？“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近期国资委换帅，再度引发外界关于中国央企改革方向的猜想。

　　央企人事改革提速

　　8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接替李荣融，出任国资委主任。

　　一位参会的国资委人士对记者表示，王勇的讲话比较高屋建瓴，宏观大气。

　　现年55岁的王勇，曾在2000年11月到2003年4月，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企业干部办公室主任、干部五局局长。此后，他又在主管人事的国资委副主任岗位上任职三年。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王勇调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废除了实施7年的食品免检制度。

　　换帅后，外界密切关注国资委及国企改革的新动向。

　　前述国资委人士对记者表示，王勇熟悉干部人事制度，国资委未来可能会加大人事改革的工作力度。

　　换帅后，外界密切关注国资委及国企改革的新动向。

　　前述国资委人士对记者表示，王勇熟悉干部人事制度，国资委未来可能会加大人事改革的工作力度。

　　8月底，王勇上任一周后，中组部、国资委即对外宣布，今年中央企业将公开招聘20位高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其中包括东风汽车、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中纺集团公司的正职职位。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认为，国企改革深化的关键，在于职业经理人的培养。

　　截至目前，国资委下辖的123家央企中，仍有50多家的“一把手”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不仅独资企业和独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完全由党组织提名、考核任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重要人事任免也实际完全由党组织人事任免制度执行。

　　曾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管维立表示，一些国企现在事关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先经党委讨论，再交给董事会讨论。管维立表示，未来国企改革在这方面应有所突破。

　　国资委再定位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的这七年，有关“国进民退”争议却从未平息：央企被指责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借助与政府、银行的关系，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没有实现全民共享。不过，今年以来，包括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否认中国存在国进民退。

　　国资委人士称，在国资委内部，李荣融也尝试营造一种公司化管理的氛围。曾担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委前身)企业司司长、现任百慧勤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的管维立对记者表示，国资委是他见过的官场氛围最为淡薄的部委之一。

　　然而，李荣融离任后亦留下诸多未尽之事。比如，对于央企数量，他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压缩到30～40家，后调高到70～80家。目前，国资委下辖的央企数量达123家；董事会制度目前仅在32家央企谨慎试点。

　　不过，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李荣融一手推动、并即将成立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在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其职能与现在的国资委有无冲突，至今尚未有定论。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曾在一次会议上向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发问，如果国新公司代表国资委作为央企的出资人，那么国资委的角色是什么？

　　参与《国有资产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认为，《国有资产法》的精神是要减少层级，由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然后一级企业管二级企业。新架设的国新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资本运营中心，层级变多了，似有悖现行的《国有资产法》。

　　央企改革动力何在？

　　“国企改革到今天，没看到任何新的出路，新的理念，事实上进入了困惑期、停滞期。”

　　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北京香山卧佛山庄召开的“国有企业再定位”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作如此感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也有同感：“现在大家觉得国企挺不错了，改不改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这场原本是讨论“再定位”问题，最后开成了国企“批判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最先发难，“在竞争领域保持一个较大的国有比重，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不相容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一些国企正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公权力，搞‘院内活动’，获得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好处，排除竞争对手，甚至是直接侵夺竞争对手的产权，这样做最终损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唯有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肯定“国企改革缩小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过，话刚落音，便四座哗然，甚至有人直接步出会场，表示“听不下去了”。

　　坐在会议桌另一头的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无奈地发现自己成了为国企辩护的为数不多的正方。

　　“国企改革已经取得的成绩要肯定，不然大家一点共识都没有，接下来还怎么改？”

　　熊志军对记者表示，在二十多年前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国企能够改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未来央企的改革动力何在？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对记者表示，央企改革的游戏规则是由国家来制订，国资委只是规则的执行者。周放生建议，未来可以考虑国有经济进一步向民营经济开放股权。

　　不过更多学者认为制约央企进一步改革的更主要因素来自体制障碍。

　　“国企改革，需要很多配套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认为，恰恰是政府改革不到位，才影响到国企改革滞后。(周政华)

　　李荣融：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

　　8月24日，李荣融在卸任国资委主任讲话时称，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怨无悔。1

　　李荣融称，这些年在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的建设等方面，能够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是我们班子和国资委全体干部职工艰辛努力的结果。正是因为大家的不懈努力，才有今天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他表示，7年多来，中央企业认真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显著增强，主导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荣融说，对国资监管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部门都十分关心，社会各界也都十分关注。7年多来，国资委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少素不相识的海内外人士寄来建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为国资监管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谋划策，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同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闻 达)

　　有必要设立“金融国资委”吗？

　　近期有传闻称，财政部金融司与中投旗下汇金将共同设立“金融国资委”，负责管理所有的国有金融资产，而剥离银行股权资产后的中投将专注于海外投资。此事最新的进展是，在国务院近期的一次讨论会议上，金融国资委计划遭到半数表决人员的反对，决策层已经决定将此计划搁置。

　　建立“金融国资委”的理由是什么？为金融企业树立市场体制的理由显然说不通。中国的金融机构历经数次改革，从坏账剥离、建立股份制到上市，无不在为市场化打基础。既然已经是市场化的公司，已经是上市的公众公司，按照公司法与证券法行事即可，何必再设立“金融国资委”统管金融全局。

　　金融国资委的主政者财政部呼声最高，但财政部的职能与大金融监管公司、与金融国资委的性质都不符合。财政部职责在于在公共财政方面着力，为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与税收体制改革多做贡献，而不是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统领者。一旦以财政部为主的金融国资委设立，刚逸出行政序列的金融机构又被纳入行政的框架中，以后各金融机构扩张规模的冲动将让投资者难以招架。

　　目前汇金履行的是控股股东的职能。汇金以前属财政部后划归中投公司，有人认为汇金在市场与行政之间非驴非马，但即便如此，汇金还有向市场转型的可能，一旦划归“金融国资委”，汇金将基本告别市场化。

　　以往曾有类似的“金融国资委”机构。1998年的机构改革中，国有资产管理局被撤销，原职能并入财政部。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国资的基础管理职能分别划归财政部金融司、企业司。同年，为防范金融风险，防止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金融，中央金融工委成立，有央属金融机构的人事权，并在金融工委的框架里建立金融机构外部监事会制度，实际履行部分出资者职能。2003年的机构改革又对这一架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金融工委被撤销，主要部门并入从央行分出的银监会，有关央属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分别放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原外部监事会按公司治理原则，成为金融企业的内设机构。在上述阶段，财政部金融司除了不具备人事权，实际基本担负着出资人的大部分职能。

　　由于我国金融航母越来越多，平安、中信等公司跨越保险与银行、银行与证券等领域，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的确容易形成监管死角。美国的做法是通过金融监管改革加大美联储的权限，中国也可以在现有的一行三会之上建立全能的监管机构。但这一机构只能司监管、协调之职，绝不能以金融行业的保值增值为目的，否则，极有可能造成金融业的垄断，中国的民企之路会越走越窄。(叶 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