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越来越昂贵，银行下一步将瘦身，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从部分消耗资本较高的业务中逐步调整退出

　　《财经》记者 张曼 董欲晓

　　后发先至，中国银行业在新一轮全球资本监管的革新中反而领先国际同行。

　　5月3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将巴塞尔III(巴塞尔协议第三版)所提出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拨备率等全新监管标准在中国落地。

　　业内偏乐观的看法认为，此举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但也有人担心过于严格的监管标准可能限制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与版图拓展。

　　在核心资本充足率、杠杆率以及实施时间上， 《指导意见》所确立的监管指标明显高于巴塞尔III：核心一级(普通股)资本充足率最低5%，比巴塞尔III的规定高0.5个百分点；且新标准自2012年初开始实施，2016年底达标，实施时间比巴塞尔III提前一年，达标时间提前两年。杠杆率指标则规定为4%，而巴塞尔III的国际银行业标准为3%。

　　依照监管层时间表，筹备四年多的巴塞尔II框架，被看作巴塞尔III的基础设施，也将同步落地。

　　在国际银行界，资本构成常年以普通股和利润留存为主，资本金水平持续较高，金融衍生不足所导致的低杠杆化等曾被视为保守的运营理念。如今这些均成为中国银行业得以保有健康体魄，并顺利推行新监管指标的有利因素。

　　监管高层表示，中国银行业监管革新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指导意见》相配套的操作细节性文件将在二三季度推出，银行也将在2011年底前编制完实施规划。上述新监管标准，在2012年1月可顺利实行。

　　做实11.5%

　　《指导意见》将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列为首要。

　　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1.5%，其中包括8%的资本充足率、2.5%的留存超额资本，以及1%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达标时间为2013年底。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须在2016年底前达到10.5%。

　　据了解，监管层有意细分系统重要性银行，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合理性困扰。股份制银行的代表亦可能入选名单。但会与大行区别对待。

　　系统重要性银行面临明显经营成本的增加。监管当局考虑，系统重要性银行拥有更广泛的市场权力、业务复杂，一旦出现风险对存款人和系统稳定的影响更大，所以理应付出更高的成本。但是，“既要防范风险，又不要承受过大的经营成本”。

　　不少国际模型专家建议提取2.5%－5.5%的附加资本，才能保证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安全稳定。但中国监管当局对此却有新解：西医做体检，总是看一些检查指标的高低，而我们还要看这个人的整体素质。中国的银行一直在夯实基础，在金融危机受到的冲击较小，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尚可，提取1%－2.5%即可。

　　事实上，银监会在去年配合宏观调控时，已提出类似上述监管指标。2010年银行业平均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达12.2%和10.1%。

　　巴塞尔III要求，银行在计算资本时要扣除八项资本减值准备，但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计量并未就“其他无形项目”和“递延税项资产”两项进行扣除。“2013年底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严格扣除八项，资本充足率还要在11.5%之上，最好能做到12%。” 刘明康在今年春天的一次形势政策报告会上提醒，到2013年国际上很多先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达到12%以上，中国的银行是否也有足够竞争力。

　　一旦扣除上述两项减值准备，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小幅下降。但综合全局测算，新规的影响不足一个百分点。

　　奥纬咨询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刘冰冰认为，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结构较为简单，以留存收益和普通股为主，资本质量较高，也很少涉及衍生金融工具，所以受巴塞尔III新框架的影响，短期内要比一些国际同行小很多。但资本充足率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中国受到的影响却可能远大于国际同行，这主要是由于国内银行不仅要符合巴塞尔III的新增标准，还面临由旧框架向新巴塞尔协议计量方法的转变。

　　中国目前的加权风险资产，仅包括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按巴塞尔II和III的框架，至少需引入操作风险。它主要取决于业务量，粗略估计占总资本约10%。但是，新框架允许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计算信用风险，如果信贷质量较好，此类风险降低，甚至可能抵消操作风险的影响。

　　加权风险资产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内部模型参数的设定。刘冰冰预计，在过渡期中，监管部门会定期对银行采用的内部参数进行评估，结合实际信贷质量情况审慎地进行调整。

　　但目前银行反映信贷资产质量的贷款五级分类的真实性，一直存在争议。

　　监管部门正加紧修订《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将更多风险资产纳入风险覆盖的范围，制定系统的风险权重方法，使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更审慎。

　　对相对复杂的金融业务，风险权重将会提高。如资产证券化、场外衍生品交易和其他交易性业务等。

　　悉知新规细则的某银行业务人士表示，该行已开始调整资产负债结构，考虑将占用资本较多的贷款，“转出去”。

　　此外，流动性风险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也在制定中，年内将推出。银行要在2013年底和2016年底，分别达到流动性覆盖率和净融资比例不低于100%的监管要求。但中国的银行商业化运营仅十年左右，积累的数据时间较短。而此间，中国经济未经历完整周期，这样的数据参照价值有限，成为指标精细化管理的软肋。

　　银行“惜贷”

　　“银行再没法一个劲地猛做贷款了。” 中国银行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宗良分析，银监会的新监管标准，加上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几个指标一卡，对银行的信贷扩张是很大的抑制。

　　以前银行只需管住拨备覆盖率(即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的比率)，在2007年，这一比例只有50%左右。“4万亿”政策之后，银监会逐步提高比率，《指导意见》则明确表示，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据银监会测算，加上对特定行业的拨备要求，目前，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230%。

　　而监管部门真正忧虑的是不良贷款数据不实。7万亿元的融资平台贷款、10万亿元的房地产贷款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潜在风险，在银行报表中迟迟不见反映。

　　监管高层在调研中发现，“4万亿”时期，固定资产贷款占总贷款60%以上，银行又给予项目动辄五年、十年的还本宽限期，“几个五年计划都碰不上还本，贷款质量当然高枕无忧”。

　　今年开始，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修改贷款合同，每半年还一次款，以暴露潜在不良资产。“这样资产质量就大不一样，那时候拨备覆盖率还能不低于150%，就相当于现在的400%了。”

　　《指导意见》还同时规定贷款拨备率(即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率)不低于2.5%。银行的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两项指标必须同时达标，且按照二者孰高来执行。

　　据2010年年报，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仅建行和农行贷款拨备率达到2.5%。股份制银行则基本未达标，中信银行2010年贷款拨备率仅为1.44%，招商银行2011年一季度末的贷款拨备率则为2.06%。

　　进一步计提贷款拨备，意味着收缩银行的流动性。“这样放贷资金就更紧了。”当贷款拨备率与贷款总量挂钩时，银行就不得不停下扩张步伐。此前建行等几家银行于2010年四季度集中计提拨备，即为达标此项规定。另外，达标相对困难的几家股份制银行补足拨备节奏不一。

　　业内人士分析，商业银行之所以“并不急于补足拨备”与近两年银行高管交接有很大关系。“都希望保证任内业绩稳定增长。”上述人士称。由此分析，拨备压力可能需要数年逐步释放。而监管层也为差距较大的银行安排了5年－7年宽限期。

　　“经营战略上也面临着调整。”上述人士表示，以前冲规模时总找大企业，现已转向中型客户，由于银行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中小企业贷款将是未来主要的利差收入来源。在行业分布上，需要计提更多拨备的融资平台贷款和其他监管提示的领域，也逐步冷却。

　　资本越来越昂贵。宗良表示，银行下一步将瘦身、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从部分消耗资本较高的业务中逐步调整退出。这将推动银行转型。

　　在拥有综合化经营优势的大型银行看来，未来几年，多元化业务的收益贡献率会上升约10个百分点，至25%左右，而信贷业务虽然还是利润主体，但是赢利方式也会有所调整。

　　“‘十二五’期间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有一轮重新洗牌，谁抢占先机，提前储备人才、客户群、提升定价能力，谁受到的冲击就小。”

　　资本何处来

　　与资本节约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补充渠道。

　　据《财经》记者了解，央行和银监会两大主管部门，已经就此达成基本共识，“十二五”期间要解决资产证券化问题。

　　国际上讨论的银行自救债券、应急资本转换工具(Cocos)，中国计划将其“改装”成资本补充渠道，国际通行的优先股也在探讨之中。

　　4月28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银行间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上表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成熟市场国家运用了几十年，产品也简单，中国也做过试点产品，未来必须加快发展、重点发展。

　　在美国债市，上述两种产品占比约35%，但在中国仅发行了17只。而与2011年3月银行业99.9万亿元的总资产相比，更显微不足道。

　　“如果不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银行的资产总是越聚越多，资本肯定会不够。”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3月初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中国还是要研究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但是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经过一季度的快速放贷，建行、中行、工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45%、12.38%和11.77%，农行略低于监管要求，为11.4%。

　　今年一季度，银行信贷占社会融资总量已经下降至53.5%，但依旧是实体经济的支持主力。肖钢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信息化工业化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转向直接融资市场，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开辟资产证券化市场，银行就不可避免要去股市融资。

　　银监会国际部国际监管政策处处长王胜邦撰文称，对国内十家大中型银行的定向影响测算表明，资本监管国际规则改革，包括严格的资本扣除政策、提高高风险业务的资本要求，对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负面影响较小，中型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

　　在刘士余看来，资产证券化就是信贷政策产品化，中国要是能够做5万亿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按4%的核心资本计算，就可以挪出2000亿元银行资本。

　　监管部门也在考虑，如何让银行可以用市场化方式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出售转让不良资产。

　　但资产证券化可能引发的银行道德风险为监管者所顾虑。尚未过去的金融危机，就是由于银行放松尽职调查、信贷资产过度证券化引致。另外，资本约束亦有配合宏观调控政策，收紧流动性的作用。

　　放开资产证券化闸门舒缓银行资本压力，难免有背离宏观调控政策的嫌疑。有监管者认为，资产证券化须守住两个原则，第一是必须卖给比你更懂风险和更能承担风险的人；第二是要消灭银行的道德风险。

　　目前银行业粗放的经营管理难以令人放心。监管当局正在推行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到年初只有五成贷款业务符合规定。某高层监管决策者表示，“如果一下子来了贷款就可以打个包转出去，前面的尽职调查可想而知。”夯实银行基础管理，也成为资产证券化推出的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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