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游资迷途

　　一边是大量需求资金的中小企业，一边是庞大的民间资本无处可投

　　记者 翁海华

　　“投资A股？不投。”原本想从股票市场套利的张桥智(佚名)开始慢慢撤离A股，其在杭州成立的一只投资基金，一多半的资金处于闲置状态。

　　6月20日，上证指数再跌21.57点，当天两市流出资金56.87亿元，为连续第四日资金净流出。自4月中旬以来，A股市场市值损失4万亿元，市场资金一直呈现净流出状态。仅自6月5日后的半个月时间，两市净流出资金149亿元。

　　与股市资金日渐萎缩相对应，民间的巨量资金正在苦寻投资方向。资料显示，仅温州就有8000亿元左右的民间流动资金散布国内各地。

　　在山西、鄂尔多斯以及陕北，更是民间资金集聚，游资泛滥。民间借贷利息水涨船高，陕北神木县的民间借贷成本一般月息在3分，鄂尔多斯则可达到3.5分，最高甚至达到5分至6分。

　　在股市暗淡，炒煤、炒房遭遇政策瓶颈之后，数万亿元民间游资，正步入投资迷途之中。

　　游资不归路

　　炒煤、炒房、放高利贷，是游资前几年遵循的炒作路径。

　　但当炒煤和炒房都被限制后，游资的去向变得没有了方向，炒大蒜、炒苹果，炒红酒，炒文化产品等等，哪里赚钱就往哪里投。

　　据浙江一位人士介绍，当地的部分资金成本非常高，一般要月息2分，通过担保公司提供的资金的月息高达5分，甚至1毛。

　　前几年炒房是暴利，获得的利润支付高利贷没有问题。但在最近，暴利行业的消失，高成本的游资流动就变成了一种潜在风险。

　　此前，温州数家企业主因为无法偿还高利贷而外逃。

　　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曾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因为其法人代表黄鹤赌博输掉几亿元资金，一夜之间倒闭。江南皮革的债务超过2.5亿元，还直接牵涉到近70家供应商，和一批未浮出水面的担保公司。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无法偿还几百万元高利贷资金，公司老板远遁他乡。

　　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企业倒闭潮，再次重演。

　　“那时候也是信贷收紧，高利贷泛滥，企业的融资成本奇高，造成企业不堪负重。”温州工商联秘书长赵文冕说。他预测，2011年下半年部分企业可能顶不住。现在看来，这种压力已经被提前到了上半年。

　　6月份，浙江官方回应，当前浙江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总体是好的，但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企业融资困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融资成本的大幅提高，使得很多中小企业停工停产。

　　实际上，民间资金并不缺乏，浙江温州，就聚集着8000亿元流动资金，民间借贷资金近1500亿元。由于这些民间资金没有一个很好的投向方向，看到借贷行业能获得暴利，都去做放贷了。

　　但杭州一位曾从事高利贷业务的张先生表示，高利贷行业风险太大，虽然利润丰收，一旦企业破产，高利贷也将血本无归，造成高利贷链条的断裂。

　　创新难题

　　1984年，支边回城的方培林萌生了创建钱庄的设想，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当地钱库镇的干部时，得到意想不到的支持。随后一段时间方培林的筹建方案就获得肯定，“方兴钱庄”挂牌运营。

　　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还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说起当年的闯劲，和现在的制度框框，方培林有些感概，“现在官员还有这种创新魄力吗？”

　　周德文告诉记者，2009年其两次将华侨银行的筹建方案上报，均无音信，设想的民间银行筹建计划只能搁置。

　　尽管“新36条”明确规定，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服务业，但无形的政策“玻璃门”让民间资金“不得其门而入”。上万亿元的资金在国内市场上左冲右突，也让游资成为浙江的一个符号性标志。

　　如何规范民间游资，引导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浙江银监局的人士表示，模式一直在探讨当中，小额贷款公司是眼下规范游资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8年，浙江开始试点开办小额贷款公司。

　　截至去年底，浙江省的小贷公司共134家正式运营，300亿元贷款余额，累计贷款1500多亿元。根据计划，浙江的小额贷款公司2011年新增加15家，增资扩股10家。

　　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称，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出，一是缓解了当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二是对当地民间借贷的高利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规模有限，200多亿元的资金在上万亿的浙江民间资金中，仅是一个零头。

　　更多的民间游资依旧徘徊在正规金融的大门之外。“门槛太高，”方培林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本质应该是为农村服务的，数量应该越多越好。

　　但现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都是当地的大型民营企业，一般性的资金无法参与。

　　海宁宏达小贷副董事长金富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小额贷款公司可以集聚民间游资，规范民间的信贷，减少社会风险。

　　针对目前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的几个问题，金富荣介绍，一是对公司性质问题没有明确，省里定了是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央行、银监会没有具体规定。 二是市场待遇未与金融企业看齐，包括税收政策等；三是没有放开增加注册资本金；四是小额贷款公司转为银行还没有细则文件。另外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还不严格。

　　浙江大学金学军教授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目前比较可行的规范民间资金的方式，此外的民间互助形式都应该大力探索推动。

　　“金融创新，地方政府是很支持的，我们也在考虑，地方资本市场的平台发展是否可以更快。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是否可以更放松，目前的投融资平台太少。”盛益军表示。

　　目前浙江的金融创新方面包括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大银行-小企业专营机构，以及推进股权投资，未上市股权交易市场等。

　　2011年，浙江省确定了7个县作为金融创新示范县，分别为余杭、德清、龙湾、诸暨、南湖、慈溪、临海。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定位，有的是农村金融、有的是后台服务建设、有的是民间金融规范(龙湾)，有的是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南浔)。

　　投资困惑

　　“最主要是民间资本没有出口，以前可以买房子，现在买不了。”高和投资董事长苏鑫表示。

　　苏在4、5月份与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调研组奔赴鄂尔多斯及陕北神木、府谷等地调研，发现民间资金除了借贷，就是做PE投资。

　　在温州，金三益董事长倪八一自称为“PE传教士”，他已经看到温州的经济短板，先发优势消失后，温州模式日渐式微，温州的投资也应该变换方式，从传统的高风险的高利贷模式，转向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创投模式。

　　据周德文介绍，在温州8000亿民间资本中，大致有1500亿流向股权投资(PE)和创业投资(VC)，诞生了300多家投资机构。

　　但相比外资PE以及国内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一些PE机构，浙江的民间PE显得单薄许多，很多PE的规模仅仅一两个亿人民币。

　　民间资金在投资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华睿创投董事长宗佩民称，其在基金设立时，一些当地资金听说要投资三年到五年时间，就说不来了，说最好投三个月就有回报的项目。

　　同时民间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和GP(一般合伙人)没有严格的限定。

　　“一个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资金。”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董事长黄伟建称，有项目就召集登记在册的资金方过来开会，有意投资的就留下来洽谈具体的投资细节，平时资金不放在一个账户中，而且没有所谓的管理费。

　　据悉，华睿投资基金采取的也是不收取管理费模式。

　　“我们成立基金，先做好方案，然后短信通知，有意向的再发材料。”宗佩民表示。

　　这些资金在看到资料后，有兴趣的就会过来参加投资会议，在会上确定投资股东，投资比例等，到需要投资项目的时候，资金方就按拟定好的比例出资。

　　目前，浙江已经处于全民PE阶段，很多企业都拿出一、二千万元参与股权投资，典型的如诸暨市就有60多亿资金，投资成立了40多家PE机构。

　　但一个不好的现象是，民间PE大都在投资Pre-IPO项目，这对创业企业的成长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没有多大帮助。

　　而对这些民间PE而言，随着国内知名创投机构的品牌日渐成熟，其投资空间将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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