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7月4日报道：2006年4月，当白俭成被任命为《中国电力报》总编时，这份已经办了25年的报纸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

　　中国电力行业2003年改革，电力企业相应成立了几大集团，分别组建了各自的新闻中心和媒体集团，覆盖了报纸、杂志、网站、影视等多种媒体形式。

　　原来《中国电力报》相当电力部的一个机关，享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以前记者下到电力企业去采访，底下都开玩笑说是部里领导来了。2003年以后，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优势没有了，这对报社的发行和经营工作影响很大。随着电力集团纷纷组建自己的媒体，开出更高的薪水、更好的职位，业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电力报》的主力员工严重流失，这些年一共走了四五十人。现在电力集团的新闻官基本上都是报社当年的业务骨干。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中国电力报社决定实行改革，从事业单位转成企业。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当我们没有体制内资源的时候，不改就是一条死路，改了可能就是一条活路。”白俭成说。

　　“改革就是为了活下去，或者更好地活下去。”

　　如今，中国电力报社改革五年后，更多的报刊杂志正面临同样的选择。今年5月8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整体改制，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先行者之一，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拥有一份报纸、两本杂志、一个网站和一家广告公司。该集团计划从单一的信息提供者发展成为新闻出版业第一综合服务商。

　　据《新京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表示，目前全国非时政类报刊已经改制的有1300多家，其余还有5000多家尚未转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如《京华时报》)，所有行业报刊(如《中国能源报》)以及企业法人办的报刊(如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办报等)。

　　中宣部有关官员表示，非时政类报刊改革是增强发展活力、扩大主流媒体社会影响力的迫切需要，也是进一步提升新闻出版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迫切需要。

　　据白俭成介绍，原来很少有事业单位主动为实现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设立一个完整制度。即使报社有制度，执行力也比较差，往往是当成一个文件束之高阁。

　　改制以前，中国电力报社的管理非常松散。白俭成刚接替一把手的时候，发现报社在旁边一个饭店里一个月就花了两万多块钱的餐费，签字的都是办公室主任。他一看签名，居然有五个字体。

　　过去报社领导班子开会没有任何纪要，说完以后所有人想不认账就不认账。当时报社和某大学有个合作项目，对方想要退股，办公室主任就私自盖章签了协议，根本没通过领导班子。

　　“为这种管理规范的东西，我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白俭成说。他推出了中国电力报社制度手册，涉及财务、人事、采编、经营等日常工作的各个方面。“所以说我们报社的改革是从加强管理开始入手的。”

　　中国电力报社在建立规章制度方面煞费苦心，其他一些报社则一度为缺少统一品牌感到困扰。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成立以前办了10本有关不同行业技术与市场的科技期刊，而这10本期刊分别由五个省部级单位主管。当时每个杂志对外寻求合作都是以自己杂志的身份，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这样一来在合作中难免处于弱势地位。合作企业往往不知道他们背后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而且在行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个小编辑部。

　　2007年9月，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把这些杂志全部收归旗下，对外有了一个统一的品牌。经过几年的发展，该集团已颇具规模，拥有1份报纸、14本杂志和近400名员工。预计今年营业收入可达2亿元，与改制前一年五六千万的营业收入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社长兼总经理刘泽林表示：“改制以后，我们报社最大的变化就是整合了资源，变成了一个有实力的市场主体。虽然改制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但是我获得的要多得多。”

　　现在该公司正筹划上市。如果进行评估，预计其企业价值能达到几个亿。

　　对于许多报社总编和总经理来说，改制究竟要花多少成本、如何解决这笔费用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2008年11月，当中国汽车报社开始申报改制的时候，整个报社含杂志共有250多人，其中在岗的事业编制人员不到40个。

　　2010年6月，《中国汽车报》和其他四本汽车类杂志共同注册为一家企业。其员工从此不再有事业编制、企业编制之分，一律纳入北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根据我国现行制度，事业编制职工在职期间无需缴纳社保，而且退休金一般会高于企业职工标准。这意味着中国汽车报社改制后，员工退休金将低于从前。

　　总编李春雷告诉记者，按照现在的工资标准，一名有着高级职称的编辑退休以后本来每月可以领取5000-6000块钱，而改制后只能按北京市平均水平拿2700-2800元。要想让他的退休金保持原来的标准，企业就必须每月给他补上2200多元。假设他退休后还能活20年，光这一个人，企业最少就要支付52.8万元。

　　“所以转企改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人员保障的问题，”李春雷对此深有感触。

　　为了赢得职工对改革的支持，他和报社其他领导做了很多工作，和职工一个一个谈话。李春雷还专程跑到退休老干部的住处去，向他们解释改制对退休人员待遇的影响，争取大家的理解。

　　中国汽车报社的人员保障方案是让之前没有缴纳社保的事业编制员工尽快进入社保。报社将按照社会平均水平的3倍，给他们交社保。

　　麻烦就麻烦在老同志。有的已经超过55岁，很快就到退休年龄，最多还能再交5年社保。于是，一些5年之内即将退休的老职工选择了提前内部离岗，这样他们退休以后还可以一直享受事业编制待遇。

　　对于那些选择继续留下来工作的老职工，报社给他们提供了企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按照国家规定，每年报社可拿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12购买企业年金。中国汽车报社补贴性地缴纳了1200万元，用于保障原事业编制员工的退休收入。

　　对于改制后的员工安置问题，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兼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也操过同样的心。

　　2001年，北青传媒股份公司成立。张延平向职工承诺，从北京青年报社(事业单位)调到北青传媒(企业)工作，待遇不变，而且到了退休年龄可以选择回报社退休。

　　2004年，北青传媒在香港上市，融资10.4亿港币，为报社这些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今，北京青年报社已经从一张报纸变成了一个集团，拥有4份日报、6份周报、6本杂志、2个网站和13家下属公司。

　　作为国内率先转企改制的一家报社，当时媒体上市还没有先例。有关领导认为，报社的内容部分肯定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于是，北青报采取了两分开的模式，把经营部分拿出来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而内容部分还在原有的事业单位里面。

　　两分开模式给内容和经营两个独立法人之间的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每年北青传媒都要把广告经营额的16.5%拨给北京青年报社作为内容提供的成本。而广告是个变量，广告多的时候需要加版，编辑部就要增加人员；广告少的时候则要减版，但编辑部增加的人员无法辞退，广告收入的16.5%就支付不了编辑部的全部成本。这中间的协调工作落到了张延平身上。

　　在他看来，两分开这种模式到今天已经运行了10年，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尝试，它可以告一段落了。

　　“一家媒体应该是一个整体，应该变成纯粹的企业。”张延平说：“我希望按照中央的精神，积极推进整体改制，把北青报编辑部放到上市公司里，这会使北青传媒股份公司发展的更健康，效率更高。”

　　对于很多已经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来说，刊号审批是制约它们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自2007年以来想办的刊物很多，但真正审批通过的很少。

　　在现有的主管主办体制下，报刊出版单位通过兼并重组来解决刊号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非常困难。由于刊号已成为稀缺资源，一个刊号甚至可以“卖”好几百万，绝大多数主管主办单位都不愿放弃手中的刊号。有的省部级单位为了自己的面子，也不愿把办不下去的杂志转给别人。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已经和10余家杂志谈了收购事宜，有的协议都起草了好几轮，结果全都是白忙活。

　　“这不像谈恋爱，谈好了就领证结婚。”刘泽林说：“俩人谈完了还不行，还得和爸爸妈妈谈，再和爷爷奶奶谈，往往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同意。”他认为，政府在兼并重组中应起到积极引导推进的作用，在审批新刊号方面，国家政策对转企改制单位可以更倾斜一些，允许更多的报刊问世。

　　谈到政府在非时政类报刊改制中的作用，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认为：“不是说转企改制完了改革就结束了，这只是一个法人登记上的变化。改革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真正要发生经营机制的转变、内部管理制度的转变，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还会碰到很多实际问题。改革进展是快还是慢，主要看外部的环境、政策条件是不是具备了。放水要先挖好渠。”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应允许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进入媒体行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我们可以划出一两类报刊来试点，看看到底引进民间资源有什么样的危害和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利益。政府必须在制度设计上给出一个空间，让媒体能够更好地抓取市场机会，这样才能调动大家投身改革的积极性。”(中国日报记者 江雪晴 邱博 编辑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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