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时间，侨香村、深云村安居房作为深圳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机关事业单位的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仍然没有尘埃落定。它撕扯了深圳人太多的精力，而深圳政府在分房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摇摆成为侨香村事件的最大败笔

　　文  本刊记者 马丽 实习记者 陆宇苗

　　深圳市备受关注的深云村、侨香村安居房仍空荡荡地伫立在中心城区，但是近7000名机关事业单位在编职工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分房行动了。这两处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量身定做的住房，自2009年基本竣工并被空置了两年后终于启动分房。从5月8日的住房专员申报开始，至今已经进展到了公示及申诉受理阶段，并将在7月份正式签约售房。

　　8年前，深圳政府104号文件《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实施，宣布停止建设和分配全成本微利房，但仍有大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满足全成本微利房申请条件，因房源不足没有分配到房子。为此，深圳政府决定建设侨香村、深云村安居房让他们搭上最后一班车，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这班车从2003年等到2011年才缓缓向终点驶入。

　　政府在忽悠谁

　　今年4月30日，属于104文件原分配对象(以下简称104对象)的顾老师开设了超级QQ群，召集了近500个104对象，共同分析近期发布的即将分房的消息，同时也商讨下一步的维权计划。在讨论群中每个发言者都义愤填膺，因为这一次，他们又被政府“忽悠”了。

　　前不久，104对象中的教师们打算在5月1日进行集体上访活动，但计划走漏了风声，教育局获知消息后于4月28日召集校长们开会，公布了分房进展信息，表示4月底启动出方案，6月底前可以拿到钥匙，同时也劝阻老师们不要参加活动。这个会议打退了很多计划在“五·一”参加活动的老师，转而乖乖地在家等消息。然而转眼4月已过，5月也过，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老师们担心的“忽悠”又发生了。

　　顾老师告诉《法人》记者，类似这样的忽悠，104对象不仅经历了一次。2010年7月3日，104对象中的一千多人自发聚集在市委门前，吕锐锋副市长亲自接见并许诺：在2010年第三季度前出台解决方案。然而在众人的企盼中，第三季度风平浪静地度过了，吕副市长的诺言没有兑现。

　　熬不过等待，104对象们又筹划了新的“12·25”行动，这一次活动激怒了深圳政府。2010年的圣诞夜晚，以教师为主体的几百名104对象云集市委大门静坐，还搭起了帐篷打算做持久战。市政府紧急调度警察维稳，同时把教育局长狠狠批了一顿，并要求所有的校长全部出动，到现场把自己学校的老师领回。一轮“抓人”以后，现场还剩下200人左右一直耗到了凌晨1点，政府这才派人来游说，表示春节前一定解决分房事宜，且承诺住房与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104对象又一次相信了政府。

　　然而，分房的消息在春节前沸沸扬扬地传开后，却依然以“空话”收场，住建局的“每周一告”竟一次也没有兑现，反而给常来打听消息的104对象扣上了“妨碍公务”的帽子。

　　受不了一次次的忽悠，104对象打算于5月14日再举行一场更大的维权活动时，政府又“适时”地在5月10左右将分房通知传达到了各单位。如今，政府已经“隐秘”发布房屋配售方案，展开分房专员培训，104对象也开始在网上申报住房分配。然而政府这次分房行动仍存在些许疑点：售配方案隐秘发布，不准复制、不准外传，而且方案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虽然已经公布了租售审核工作程序，但是程序只到公开选房号便停止了，不明确选房、购房的时间。这些疑点不禁让104对象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更大、更真的“忽悠”？

　　为核实104对象提供的信息，《法人》记者尝试与住建局联系，并两次向住建局申请采访，但直至截稿，住建局也没有给予任何回复。

　　能够受到政府的可能性“忽悠”已经是幸运的，104对象中还有一批人，连被忽悠的机会也被剥夺了。深圳某公立小学的陈老师的情况与大多数104对象略有不同，她以离异单身的身份获得了分房资格。然而就在2010年12月份的一次公示，她的名字不见了，与她同样情况的近200个左右的104对象的名字都从名单上消失了！陈老师主动前往住建局询问，才被深圳市房改处副处长李颖告知，早在2008年她便失去了分房资格，那年的市长办公室会议中公布了4个“秘密文件”，其中一个“秘密文件”将类似陈老师这样的104对象统统划出了线外。陈老师惊呆了，104文件出台前她就已经在等待着这套房子，如今等待了近十年的分房梦就这样一瞬间破碎。

　　维权无门  媒体噤声

　　事实上，最近刚刚发布的《侨香村深云村历史遗留问题住房租售办法》与2001年的售配方案并没有多大差别，能够将陈老师等人的分房资格排除在外的条例也一直存在：“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曾购买政策性住房，无自建私房和建筑用地，未领取购房补贴。”但是此条例能够产生两种解释，其一是指申请人及其配偶所在的家庭享受过政策性住房，但是分开后的个人没有享受过，那么还能分房；其二则是只要家庭享受过政策性住房的，一律不再分房。此之前的梅林一村、彩田村的分房都是使用第一个解释，相同情况的人可以获得分房。如今政府“即兴”改变了口头解释，便将陈老师等宣布出局。

　　分房的脚步越来越近，束手无策的他们想到了媒体。陈老师先后找了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的记者，但是记者在采访调查后都表示不能报道，称深圳政府甚至对媒体下了禁令，应大运会维稳要求，不能发表敏感话题。不认输的陈老师在17号又联系了人民日报深圳记者站，结果依然。

　　对于104问题，媒体经常发不出声音。2010年7月3日和12月25日发生两件维权大事，几乎找不到媒体作出的相关报道。而5月份侨香村、深云村分房启动，深圳论坛上的网友们已经连续发帖呼吁媒体对其进行监督，依然不见媒体有动静。

　　能用的办法都已用尽，这批被排除的104对象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前往北京上访。但是他们人数本来就不多，加上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分房资格，到现在也没联系上。另外，这群老师、医生等有些许社会地位的人上访要比农民工上访难得多，大家都有自己的顾虑，甚至因为维权问题发生了口角。去不去北京，也成了他们最难的选择题。

　　候房损失谁承担

　　陈老师离异已经将近十年，虽然结识新的结婚对象，但是为了侨香村、深云村的分房，年已40好几的她至今未再婚生子，而是独自住在学校宿舍里。104文件大多数的候房者与陈老师一样，他们被住房优惠政策套牢，没有在几年前房价较低的时候购置商品房，跻身在单位宿舍等临时住所，甚至有不少人为了守住分房资格而错过了婚姻、生育大事。

　　“如果不是说有房分给我们，我老早就去做房奴了！”今年已45岁的单身女教师冯迪(化名)喊出了不少104对象的心声。在房价不算太高的时段，104对象因为信任政府的承诺，错过了置业的最好时机，如今深圳市的平均房价高达近2万5千元，104对象们已经没有能力再购置商品房，而等待分房期间的租房等费用也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时至今日，104对象们终于盼来相对真切的分房消息，但是相比起前几次梅林一村、彩田村等政策性住房的配售，深云村、侨香村住房的配售添加了十年内不准租售、拥有两套及以上房屋的人不具备分房资格等限制，价格也从每平方米4800元提高到了7600和8900元。“这么高的价格，我连首付都付不起。”不少104对象在QQ群里埋怨，他们认为政府篡改104文件内容，没有遵守承诺。

　　政府是否不遵守承诺？《法人》记者特向中国综合开发院深圳分院地产研究主任宋丁寻求答案。宋丁认为因为政策延后的问题，政府应当按照现实的情况来实施政策。“这十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宋宁说，在十年里不少人有了自己的创收能力，实现了置业，甚至不止拥有一套房产，这些人的条件变了，那最初的承诺就不能完全兑现了。他建议拥有多房的人能够包容和理解，尽量顾全大局。十年来深圳的房价也在涨，即使作为政策性住房也要与周边的商品房要有挂钩关系，因此两村每平方米近9000元的价格相对周边3、4万的单价，还是合理的。

　　面对各种损失与不公，104对象打算在顺利得到分房之后，再向政府索求损失赔偿。那么，这些因为政府优惠政策而产生的物质、精神上的损失，政府有没有责任承担？

　　“(政府)没办法负责。”长期从事住房政策研究的中山大学副教授朱亚鹏向《法人》记者说出了他的见解：“个人在制度面前要承担这种制度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的风险。”朱亚鹏表示，这种制度衔接考虑不充分的社会后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只能被迫承担。

　　朱亚鹏认为，相对早已享受了政策性住房的其他同等级公职人员，两村的公职人员的确存在不公平。但公职人员在等待之后至少还有房子分配，而其他平民百姓也许永远也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在大的社会制度变革以及行业部门的不公平的下面，你很难把公务员(公职人员)内部的不公平特别地强调。”朱亚鹏如是说。

　　政府决策优柔寡断

　　除了桃园三期福利房质量问题和深圳政府重大人事变更导致的客观因素，影响两村分房进度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

　　“以前就是几万到十万、二十万，现在可能就是两、三百万。利益在市场化进一步放大，那么政府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这样就形成一个僵局，小区修好了，也不敢分给人住。”朱亚鹏解释道，他认为两村住房如果在104文件出台时便迅速完成建设、分配，深圳政府也许就不会踏上这条荆棘路。

　　深圳公务员谢海生对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产生怀疑：“舆论逼一步，它就往前走一步，政府操作不够干脆利落、开诚布公，特别被动。这件事情对政府的权威损害太大了。”

　　两村问题在2010年经过媒体大肆宣扬后，矛盾进一步被激化，政府只能小心翼翼走下每一步。据了解，这次“隐秘”发布两村配售方案就是为了防媒体。如果福利房分配有理有据，何必害怕舆论压力和媒体曝光？

　　谢海生认为要让福利房分得顺利，必须先落实好保障房的建设，在保障房还没有充分投入的情况下分福利房，群众必然会有意见。据相关报道获知，深圳在2011年将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5万余套，因此宋丁认为今年是政府将“历史遗留问题”搬出来解决的大好时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的保障性住房都推出来了，低收入的住房也相对有保障啦，所以就不必要再争这个东西(指两村福利房)啦，赶紧处理掉。”

　　难以喊停的实物房补政策

　　正当侨香村和深云村安居房分房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早有市民看不过眼了，在深圳论坛上打起了文字仗。有网友指出，国家早已经停止了实物房补政策，深云村、侨香村安居房的分配是违背国家规定的。

　　的确，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明确规定“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于是同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也出台相关文件，要求从2000年1月1日起，全省一律停止按现行房改政策出售和出租公有住房。然而深圳政府直到2003年才出台104号文件，表示“政府今后不再专门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建设和分配全成本微利房，各机关事业单位也不得再为本单位职工建(购)住房，职工面向市场购买商品房。”深圳停止住房实物分配的步伐，比国家整整晚了4年半。

　　“在规划改革之前，深圳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但是就是取消福利住房，可能是滞后于全国的水平。”朱亚鹏研究住房政策多年，对深圳的“滞后政策”有自己的见解：“全国都停了，你还能不能做，这就是一个难题了。深圳也就是面临这样一个困难。”因此深圳政府决定以“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来完成住房改革的过渡期。

　　深圳政府相关领导曾表示侨香村、深云村是最后一批福利房，然而媒体却在近日曝光，深圳龙岗区拟在今年6月筹建新一批“政策房”。据新华网报道，龙岗葵涌正在建设200套保障房和310套政策房，龙岗区建设局房屋管理科副局长李忠东解释说，政策房的建设是按照104号文件解决体制转换遗留问题的方法，为葵涌街道机关干部建设了部分政策房。按此说法，两村所谓的最后一批政策福利房并不属实，而葵涌政策房也未必真的是最后一批。

　　事实上，深圳的“政策房”在中国并非个案，在国内不少城市仍然没有完全取消住房实物分配。朱亚鹏向《法人》记者透露：“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包括北京的部委，其实还没有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因为大家不要那个住房补贴，一个月2000块也没人要，因为房价太贵了，所以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变相的实物分房的分配。”住房实物分配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在全国上下彻底取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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