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时代的广东因处地偏远，受权力社会影响小，而在权力长橹力不能及的末端，它自觉发育成财力社会的模型。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渗透在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这注定它与市场经济最为相容

　　徐志频

　　人尽皆知，粤商历史悠久，与晋商、徽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人尽皆见，粤商以其生猛鲜活的形象，在今天10+1商帮显得另类，依然十分打眼。

　　为什么粤商如此卓尔不群？

　　从文化的角度深入剖析，粤商的卓尔不群首先得益于地域。自古以来，广东是个让人心中发毛的地方。如果说，湖南是南蛮，广东则是南蛮中的南蛮。五岭是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向构造带山脉，是长江和珠江二大流域的分水岭。湖南处在中部，湘江入长江归东海，珠江则直接入南海。正是五岭这道天然屏障，阻碍了广东与中原的交通与经济联系，北方人干脆称之“蛮夷之地”。 蛮就是不文明、不开化，夷就是外族，合起来就是“不开化的外国”。这种地域歧视，直到唐朝宰相张九龄在大庾岭开凿了梅关古道以后，岭南地区得到逐步开发，与中原开始同步，才逐渐被淡化。

　　我高中毕业后去过广东，被他们叫“你们北方人”。但以“南中之南”自居的广东，将它与湖南比较，完全可以结论：湖南多少还受中原文化的熏染，广东几乎完全是自生自发的化外之地。  

　　湖南是屈原、贾谊、柳宗元、欧阳修的流放地，好歹还是流放官员；广东则糟糕到了头，它直接被拿来流放罪犯。原因是它比湖南更偏更不开化。程度如何？近日，我研看易中天教授的《读城记》，发现一个重要的史实：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也要27天。官方重要决策，传到广东，黄花菜早凉了，等于过期。所以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因为时效无限期的延宕，对广东基本难有影响。而广东人似乎也乐得这份天高皇帝远的自由自在。上无天管，下无地收，他们什么都自己搞，语言也不例外，于是首先创造许多让人目瞪口呆的词语。湖南话最难懂是曾国藩的湘乡话，一百句北方人听不懂一句；广东话尤其是潮汕地区话，一万句北方人也听不懂一句。曾国藩当年上奏就曾害得慈禧听了耳痛。当年若不是雍正皇帝强行命令广东人全部必学普通话，今天的广东人恐怕全省公民都只会说一句“我母鸡啦”(我不知道)，让我们还在继续头痛。语言直接见出广东文化的卓然独立特性。

　　如此一个曾经的流放恶土，为什么可以创造中国的经济奇迹？

　　这就需要剖析广东城市的根。以城市发源为例，广东的广州，起源上与中国传统的城市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地域偏远，既不需要像城那样为政治而建(如北京)，也不需要像镇那样为军事而设(如武汉)，闲置一旁，自生自发，于是从一开始就为商业与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而立。

　　北京是城，武汉是镇，上海是滩，广州是市。市是广东区别于中国任何其他省区的标签。

　　市，直接含义，就是做买卖，或做买卖的地方。

　　正因为以市立城，一市到底，广州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在西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到了宋代，居然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粤商作为一个“帮”，亦终于崭露头角，并用实践证明一个人间奇迹。

　　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渊源

　　我们今天说粤商，事实包括三块，广府、客家和潮汕。以市立城，一市到底的广东，发育起来的粤商，在精神的提炼上，一度以“敢为天下先”自称。最近还有人写书，说“广东人是天下的眼”。

　　以“敢为天下先”来形容广东，大致不差。

　　广东人的敢与先(粤语叫“头啖汤”)，首先又得益于地域。因为天高皇帝远，传统广东人自由、自然生长，他们受政治的管制较弱，对政治并不关心，而以市立城，一市到底，让他们对发财很有兴趣，精明开放广府商人，他们具有性格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商品意识重，务实、精明、敢干、敢于创新等特点。而潮汕临海，潮汕商人大多从事商贸活动，开放意识浓烈，敢闯敢干。比方李嘉诚就是今天潮汕人的骄傲。客家先民来自中原，为逃避战乱才迁徙过来，尊师重文，宗族观念强，其经商以吃苦耐劳著称，商内商外都让人侧目，洪秀全、孙中山、黄遵宪、叶剑英就都是客家人。而襟山带海的地理，中原带来的优秀文化，培育了广东人强悍坚韧、敢于冒险、大胆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

　　因为地域而造成的这种独特精神气质的存在，到了现实中来，就会发生一些迥异的故事。在中国，最早实行公司模式的就是粤商。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出现四幢西式建筑：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这些都是中山籍商人最先从国外引进的商业公司化经营模式。马应彪创立的先施公司，首创明标价、开发票、员工休假、用女工、时装秀等做法，马应彪被尊称为“中国百货公司之父”。郭乐创立永安，又实行产、供、销、服务一体化，运用回扣、让利等促销手段，并利用报纸、电台、娱乐等现代化传播方式来组织商业攻势。这些经营理念都是由广东商人首先引进并发展起来的，为中国人树立了商业现代化经营的榜样。到了当代，全国最著名的演艺圈人士李默然的三九胃泰广告，开创中国名人广告的先河。广东美的集团以100万元请国际红得发紫的影星巩俐为其做商业广告，国际影星成龙更不遗余力地向全中国的小朋友们推荐小霸王学习机……效果轰动一时，广东商界最早尝到了广告的甜头。

　　我们终于逐渐感觉出，广东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以商立省”文化，在中国两千年中不但绝无仅有，而且完全异类。

　　要弄懂异类的原因，我们必须要了解，传统中国制度文化的特点与缺陷。易中天教授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就把人类各个社会归纳为三个类型：武力社会、财力社会和权力社会。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邦国的特点，是半武力半权力，并由武力过渡和转化为权力，或者说借助武力获得权力。因此，邦国必将发展为帝国。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实现帝国制度，貌似复杂，四个字概括，就是权力社会。

　　广东因处地偏远，受权力社会影响小，而在权力长橹力不能及的末端，它自觉发育成财力社会的模型，讲求平等，等价交换的价值观，渗透在市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广东人言必称商，人人皆商，全民皆商，他们的口号是“要发财，忙起来”，这注定它对市场经济最为相容，处于干柴烈火的状态。这就很好解释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始，就选定广东做试验田？而粤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得心应手、翻云覆雨、驰骋天下，产生了霍英东(广州籍)、陈瑞球、方润华(东莞籍)、李兆基、郑裕彤(佛山籍)、李嘉诚(潮州籍)、曾宪梓(梅州籍)等一批商业巨子。

　　一个财力社会的新范本 

　　客观地说，粤商今天事实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里构建财力社会的范本。湘商源头的湖湘文化，创造的业绩高峰，一是武力社会，一是权力社会，都达到了鼎盛高度，在财力社会方面，与粤商相形见绌。

　　湖南、广东、浙江，曾被钱钟书先生认定为中国仅有的“三个人”， 粤商与浙商，实力盖过湘商，湖南只在武力与权力上建树最丰，财力次之，目标高远，因此叫“经营天下”。但浙商如前文所述，有着严重的风险与危机。粤商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近代广东受儒学的熏陶，比浙不浅，比闽要深。说岭南是文化沙漠，属无视事实：康、梁都是一等一的传统大知识分子。 

　　一路看来，前面说的几个传统商帮：晋商、闽商、徽商、浙商，都有自己致命的缺陷，到粤商则不同了。粤商在商业理性之外，事实富于社会道义情怀。粤商所孕育的人文环境，多催生胸怀天下与关注社会正义的人物。如果说洪秀全农民起义尚有争议，则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变革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尽人皆知。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对湖南人蔡锷、毛泽东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孙中山倡导的辛亥革命，对自由与民主的向往，在民权与民生问题上的关注，今天依然还在影响着中国。而北伐战争也是从广东起步，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最早也办在广东，这些得益于财力社会所带来的宽松自由社会气氛。在轰轰烈烈的近代史上，广东是事实的思想家摇篮。这印证广东的商业文化即使在社会建设上也已经发育成熟。

　　今天的粤商，据说与政治往往是离得远远的，政治非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认为你有政治背景，而不愿合作，这不能证明他们缺少湘商那种大爱天下的情怀。 

　　这种有点奇怪的特点，同样可以在广东财力社会的模型中找到渊源。易中天教授曾这样喻证：广东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中央政府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而中央对于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

　　因为财力社会的模型一旦成熟，它像磁针一样，有自觉的导向功能。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探阵改革雷区，广东人口号是“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这就是平等、自由、理性精神，以利解决争端与摩擦带来的结果。

　　当然，粤商所自发形成的财力社会模型，并不是完美无缺。如同权力社会最需要防备的是独裁，财力社会最需要防备的是垄断。商业绝对垄断是比权力绝对独裁更可怕的东西。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粤商需要着力去探索与解决的。 

　　财力社会的活力在于商业自由，深圳商业的崛起乃是一个范本。在深圳从商多年，专事研究湘粤两地人文的高源教授在跟我探讨时这样认为：“深商”首先是移民文化的产物，也是一方产生大企业家的沃土。大国企都在上海、北京，是垄断性的，没有大企业家。大企业家，或者说真正有竞争力的民营大企业，很多都在深圳，例如王石与万科、任正非与华为，等等。他认为，只有移民文化的土壤才能产生万科、华为和王石、任正非。

　　事实上，稍一比较东西文明，就不难发现，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本质上正是移民文化。因为土地贫瘠，靠像东方人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只会饿死，每个人都被迫将家带在身上，四处游荡，与人交换产品，这样取有换缺，保证各得所需。这样一来，就能只认钱不认人，自然而然产生了契约理念。每个人每天都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怎样保证交易成功的同时，在人身安全上能获得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又自然而然萌发公民意识。个体都是公民，社会源于契约，古希腊文明这种价值观，与传统中国的个体都是臣民、社会源于权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中国由权力与臣民构建的帝国制度，曾发挥过无可比拟的优势，汉唐雄风是其标志。但西方由契约与公民构建的民主制度，经过一度默默无闻，却在两千年后大放异彩。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各自优长，今天已经了然。

　　今天地球村时代，东西文明的百年碰撞已过，相互学习与融合的时期来临，契约与公民理念，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正成为新的规则，而粤商走在这个规则的最前面。这，大约也喻示着粤商财力社会模型在未来中国仍有着不可遏止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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