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正在起变化。“过去的政策是有效的，现在由于结构发生变化，效果并不像原先想的那么高效，所以就出现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短缺并存的现象”

　　记者 翁海华 王春梅 刘琳

　　6月中旬，位于温州乐清柳市镇新光工业区内的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倒闭，厂区内值钱物品被职工以及债主们搬抢一空，老板逃之夭夭。这是短短2个月内，温州第四家倒掉的企业。

　　温州企业出现关停倒闭，给当前经济形势敲响了警钟。全国工商联近期的一份调研报告称，工业小企业将陷入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又一轮发展困境，其中融资是难中之难。

　　一边是中小企业“喊痛”的呼声，停产、半停产加重、蔓延；一边是央行对流动性过剩的担忧，不得不持续收紧银根；一边是民间融资攀升的借贷利率，一边是不断涌进灰色市场的闲散资金。

　　看似各执一辞的流动性激辩背后，谁说的才是真相？仅仅是不同利益集团围绕自身利益的公开表达与博弈，还是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扭曲与无奈？扭曲的流动性又在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怎样意外的冲击波？

　　7月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一行三会要十分关注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乎就业增长、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他提出，在“把握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同时，“缓解小企业融资难，关键要多措并举，加快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和组织制度创新”。

　　停产潮来袭

　　又一个典型的出逃事件。

　　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老板叶建乐逃往荷兰。据悉，天石电子是乐清柳市当地的明星企业，但去年下半年来，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以致于工人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纵观此前已经曝光的三旗集团、江南皮革和波特曼等企业的倒闭案例，不难发现，由于企业经营不善，或欠下巨额赌债，或盲目扩张，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企业主选择外逃，将烂摊子丢给当地政府和债主。

　　“倒闭潮不准确。”7月1日，针对部分媒体有关中小企业正经历“倒闭潮”的报道，浙江台州市发改委主任张锐敏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中小企业的生存是存在困难，生存空间被压缩，盈利能力在减弱，但还没有出现倒闭潮。

　　浙江银监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中小企业的倒闭是个别现象，银监局还没有参与到(倒闭企业的)重组中，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银监局数次参与企业重组。

　　更准确的表述或许该是“停产潮”。宁波德泰化学总经理黄锡甫注意到，从其周边一些企业信息来看，实际的情况是，停产半停产企业比较多，“门一关，别人以为是倒闭了，但东西还在那里，环境好了就又开工了。”

　　6月份全国工商联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当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非常困难。数据显示，90%的规模以下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而微小企业的这一数据达到95%。

　　报告调研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当高，即便是小额贷款的利息也要比银行利息高3到4倍，民间借贷的月息达到10%。

　　报告称，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企业的承受能力；多年来小微企业的融资难现象没有得到缓解；下半年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会更进一步加剧。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今年温州中小企业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加困难，如果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政策在下半年依然没有改变，40%中小企业在今年年底将处于半停工状态，倒闭潮或将来临。

　　央行的两难

　　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让央行陷入两难境地。

　　2011年上半年，央行大体保持了每两个月加息0.25个百分点的节奏。同时，它更频繁采取了量化紧缩型的调控工具，通过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市场上流动性的回收。截至6月20日，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21.5%，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尽管中小企业融资难呼声不断，央行却似乎还要将紧缩进行到底。央行的基本判断是，市场上的流动性依然充裕，仍然随时可能成为推高通胀的推手。

　　中金公司彭文生团队的研究凸显出央行的困境，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前流动性问题专家们都在面对的困惑。“我们判断，货币政策收紧的累积效应已经使得广义流动性得到紧缩，但一些不确定因素也可能导致当前流动性条件偏离我们的这一基准判断。”

　　彭文生团队发现，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机构的存款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作为衡量广义流动性主要指标的M2，其意义可能在减弱。

　　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2009年下半年以来发展迅猛。仅从披露了募集金额的信托类产品发售来看，5月发售近4000亿元。考虑到大量非信托产品和未披露募集金额的理财产品无法得到准确统计，彭文生粗略估计，5月理财产品的发售额近万亿元。

　　理财产品的大量发售，导致居民存款下降，而理财产品大多是融资票据、金融债券和各种企业债券，最终，居民存款转化为了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款。同业存款不计入M2，导致M2低估了广义流动性。企业存款虽然计入M2，但居民持有的理财产品仍是流动性较高的资产，却不计入M2，因此居民存款由于购买理财产品而转化为企业存款，也造成了M2低估广义流动性。

　　与此同时，2009年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的巨大货币存量，致使常态化的货币增速仍然可能导致新增货币数量在总量上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提高利率可以降低其流动性，但加息的幅度要多大才能消化存量流动性，仍有不确定性。

　　在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央行的尴尬在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宏调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央行的调控手段在金融创新面前显得无力，对社会资金无法做到全覆盖。“过去的政策是有效的，现在由于结构发生变化，效果并不像原先想的那么高效，所以就出现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短缺并存的现象。过去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资金市场乱象

　　“我们现在都休息了。”东信集团董事长王崇焕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当地很多企业家都不想做实业了。

　　在温州，稍微有点资金的都去投资房地产，或进行民间借贷，收益远远高于实业投资。一些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后，并没有投入到实业当中，而是转手进入民间借贷，吃利差。

　　“在中国特有的资金面的格局之下，不断收紧银根会带来二元现象并存——一方面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很多企业与项目面临融资难，另一方面形成一个个资金池充斥着灰色的融资市场，高利贷现象有所加剧。”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表示。

　　高利贷现象的加剧，只是流动性泛滥在银根收紧后的一种变相反应，与此前的多个领域出现的投机炒作没有本质区别。泛滥的流动性追逐高回报，其最好的归宿显然不是实体投资。房地产、农副产品，以及艺术品市场，都曾经在过去几年间成为流动性炒作的领域。

　　进入2011年后，银根收紧大幅提高了融资成本，促使资金价格在数月之内迅速提高。这一现象在中小企业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其民间融资成本的年化利率达到30%-50%并不新鲜。

　　“现在实体经济的利率运行水平远高于官方公布的利率水平，这又反映了市场对整个资金价格的供需平衡点。”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副行长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有专家指出，可以说，在这样的市场现实中，收紧银根的紧缩措施虽然有收回流动性的良好本意，但是客观的结果，很可能是进一步刺激了投机资本的逐利行为，从而令资金市场遭受更为严重的扭曲，“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流动性幻象，深刻警示着更深层的扭曲。

　　“现在的情况，不过是资金洼地从过去的农副产品等投机品，转移到了高利贷领域，而且这比其他投机行为更好获利，坐收利息。”安邦咨询首席分析师贺军说，“因此，资金必然在不同的市场领域内，出现更加不平衡的分布。”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产生更强的挤出效应。“更多的资金可能从经营实体产业的企业中流出，人们拿这些钱直接去放高利贷，很可能比搞实业生产获得更快更高的回报。”刘煜辉说，“这会促使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萎缩，而企业家精神则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

　　“现在大量资金都走到了非实体经济上，虚拟经济的特点太重了。”上述银行副行长说。

　　变革之道

　　7月初，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上强调，大型银行要创新金融产品，强化小企业金融服务，把这项工作做实。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

　　对于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周德文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为小企业建立相对应的金融服务机构，加强新型金融产品的设计，完善担保体系。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大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比例。

　　此外，对民间借贷规范化、合法化，使得民间资金流向专业的中小企业银行，最终投资到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去。

　　上述银行副行长建议，对中国来说，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与财政政策实现有效的互相补充，必须加大力度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力度发展直接融资，加大力度建设债券市场，使得企业将来真正地向市场上要资金。

　　曹远征则认为，要从根本解决当前这种看似矛盾重重的怪现状，就要更大力度推进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其核心，是要推进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而固定收益市场中，最重要的是国债市场的发展。

　　“国家大量发国债，然后把准备金率降下来，用准备金去购买国债，国债去购买外汇储备，这样的话，整个宏观体系就端正了。最后就变成是债券市场引导利率，央行调控这个利率，就覆盖全社会了。要让宏调覆盖全市场，而不仅是信贷市场。”曹远征说。

　　经济学家解读中国经济十大风险点

　　1.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形势判断的观点：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从全国31个省区市来看，已经没有低收入地区了。也有极少数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收入总值在1万美元以上。未来十年，在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变化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率等因素后，还会有相当多的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

　　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城市贫民窟成为巨大的“社会疮疤”。这一时期还是社会矛盾冲突高发期。

　　应对之策：战略调整与转型就是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

　　这一发展方式在低收入阶段是行之有效的，也为国家顺利摆脱“贫困陷阱”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成功向中等收入迈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不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如果继续锁定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上，就很难避免各类矛盾进一步凸显，发展难以为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如果能顺利转变发展方式，就能为下一步的发展赢得主动，为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根本性的基础。

　　2.超调可能造成硬着陆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形势判断的观点：过去，我们一直担心输入型通胀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因为进口价格飙升拉高了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但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包括国际经济增长减速、大宗商品价格疲软。

　　政府应该开始考虑放缓政策的紧缩步伐。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特点，是其效应往往滞后出现，很容易产生政策超调。并且，中国的紧缩政策应进一步增加前瞻性，去年通胀压力稳步上升，政府采取的宏观手段还不够，今年CPI一超过5%，管理部门似乎有点手忙脚乱。但是，如果一直紧缩到CPI回落到3%左右，实际经济可能冷却过度。这也是最近一些国际投资者预期下半年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的原因。

　　应对之策：我们应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动态决策，特别需要观测超调的风险。货币政策也许应进一步紧缩，包括进一步加息，缩小负利率区间。但货币政策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如果未来通胀真的开始回落，也有利于负利率的消除。

　　这一轮宏观经济波动，再次把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机制问题提了出来。货币政策决策本身是一门比较专门的技术，专业性要求很强，与我们多数官员已经习惯的行政决策存在很大差异。

　　3.软着陆可能成为陷阱

　　谢国忠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的观点：中国的经济放缓，面临的将是软着陆，除非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而2011年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很小。软着陆的判断源自中国信贷体系的软特性。没收清算是硬着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中国，当借款方无法偿还时，其资产则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贷款重置也是很自然的过程。只要货币相应保持增长，就会不断转化为需求，名义GDP增长将与M2保持一致。

　　短期看，软着陆是好消息。但如果由于压力减缓而使当局推迟或不愿改革，软着陆会变成坏消息。中国在1998年软着陆后通过各种改革避免了这种命运，现在必须做出同样明智的选择。

　　应对之策：要保持增长就需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则须从根本上改革管理体系。中国要通过发展消费需求和吸引投资、人才，改变中国投资—出口型经济模式。使中国经济再平衡最简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减税。中国中产阶级刚刚崛起，应在个税、增值税等方面降低其税负。

　　同时，要限制政府支出，以保证改革成功进行。每一项地方政府支出必须要制定硬性指标并对公众公开。政府总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及地方政府企业的支出不能超过GDP的20%。

　　4.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形势判断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的调控是必要的。但是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长期制度平台，而政府的调控是应对短期出现的问题。现在的局面是，我们老是不停地遇到新的问题、临时的问题，老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这就似乎使得我们的行政调控、政府的管控会成为常态发展下去，这就涉及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根本性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下不来。最重要的有几大误区，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政府的信用最高；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政府工程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

　　应对之策：任何管控、任何行政，都会产生腐败，会产生制度性空子，经济要研究效率的公平化问题。中国真正财务上的危机，一定来源于和政府有关的需求膨胀。

　　现在怎么办？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首先是加强学术监督，对于政府的功能、政府的运行机制、政府的活动要进行学术探讨，学者要有义务做学术监督，把道理讲清楚。第二是媒体监督。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要形成一个制度，让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让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市场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

　　5.尽可能防止热钱流入

　　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形势判断的观点：当前最重要的是尽可能防止美国第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致的热钱流入我国。此外，应推动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银行业。

　　随着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押注人民币升值的海外游资有大举压境之势。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超过2%，同期新增外汇占款预计也将达到1.8万亿元。

　　在巨量新增外汇占款中，除了贸易顺差和实际利用外资，大量无法解释的热钱隐匿其中。

　　巨量的热钱不仅会给目的国带来通胀压力、推高资产泡沫，同时也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压力。为对冲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今年以来我国央行不得不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00个基点，冻结银行体系约1.8万亿元资金。而准备金率的连续上调，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现象，对货币政策的进一步调控构成约束。

　　应对之策：“十二五”期间，应推动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一方面是机构的自由进出，比如支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银行业。另一方面，就是金融机构必须市场化。

　　加快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的步伐、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是中国“十二五”金融战略过渡期的首要目标。而金融业如何借“十二五”的东风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变得尤为重要。

　　今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最大挑战，恰恰不在经济金融本身，而在于如何通过企业的战略化治理，打造金融企业的软实力。

　　6.人民币资产选择太缺乏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形势判断的观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的未来面临巨大挑战。没有足够的人民币资产可以提供给国际投资者。

　　以固定收益资产为例，由中国政府、银行和企业发行的固定收益资产，占全球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仅0.3%，但是美元固定收益资产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

　　所以，中国不能给华尔街投资者提供足够的资产，使其分散投资。但由于国际投资者需求巨大，他们可能饥不择食，忽略固定收益资产的质量。如果中国匆忙地提供固定收益资产，出现质量差的资产风险增加，则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情景。

　　应对之策：中国政府正寻找方案，鼓励本地投资者将中国人民币资产，包括人民币存款，换成美元到国外投资，但是这种投资需要技巧和眼光。

　　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两个步骤，在整个经济体的资产项目开放之前，应更多发挥香港的作用。另外，中国要进行制度建设，保证中国的股票和债券是高质量的。

　　7.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亟待完善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形势判断的观点：投融资平台与政府有密切关系，作为独立的经济法律主体，它们发行企业债券，筹资借款，受地方委托达成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政府的一些政策目标，应该借助市场的方式去运作。这是中国特定条件下的PPP模式。

　　但是，各地的投融资平台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完善它，而不是因为它存在问题，还很粗糙，就抛弃掉。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是与政府关系不清晰，投融资平台作为独立的经济法律主体，有其自身的一套运行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来运转的，政府不能随意干预，要有界定各自权利与责任的规则。

　　应对之策：最重要的是，形成一套良好的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机制。组建时是政府搭台，注入了大量资产，但运营起来是要遵循市场规则，按照公司的方式来进行。

　　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控制风险的根本措施是扩大政府性债务的透明度，这包括融资规划、融资规则、融资方式、融资成本、债务的使用、债务的偿还等，实现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透明。其二，明晰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以及相应的风险责任。其三，是让社会有序地参与债务资金的筹划和使用方向的讨论，干那些老百姓认为必须干的事情，把老百姓、专家、政府等各方面的意见整合起来，力求使政府性债务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样，民众的质疑就会大大减少。

　　8.切勿推动过度投资

　　左小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的观点：要把控制通胀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前提就是不能过度投资。当通胀因素非常明显时，过度投资和增长将带来货币过度发行，这对控制通胀非常不利。

　　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要注重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以投资为主。从总量来说，投资每年还是增长的，而关键要强调的是，不要推动过度的投资。当投资增长保持在20%左右的时候，就能保证9%--10%的经济增长。2011年经济增长预测在9.5%，相应的投资总量就在23%左右。

　　应对之策：尝试慢一点的经济增长，只要能保证基本就业的稳定就行。没有必要追求10%甚至14%的增长，这样的增长很可能是没有效率的。如果2011年要推动高增长，带来的只能是高通胀。

　　改变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是一朝一夕就有成效的。因为与此相对的消费增长也要很多条件，比如改善收入分配、社保等。这些在未来几年中一定会出现变化，因为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要求：结构调整要有重大进展。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所以在未来五年中，消费占GDP比重会有所上升，反之投资的比重会下降。

　　9.人口红利在2013或2015年消失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形势判断的观点：“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与之相对应，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十二五结束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应对之策：首先，只要工资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不会丧失。其次，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延续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还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许多有利于扩大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建设，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

　　总之，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在即，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

　　10.长期看主要风险是资产价格泡沫

　　彭文生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形势判断的观点：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资产价格泡沫，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对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危害。

　　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是房价快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人口结构导致的高储蓄率短期内不会很大改变，储蓄者人数相对于消费者人数将继续上升，直至2015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但直到2025年，只是缓慢下降。

　　基于总体人口的结构情况，我们不能对储蓄率大幅下降报有太大希望，在相当长时间内，储蓄率还会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这意味着投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间仍会强劲，若实体经济投资机会不够多，或政策引导不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就大，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全球货币环境也是一个刺激因素。

　　应对之策：控制房地产泡沫，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货币政策控制整体流动性，但由于房地产的特殊性，不能只依靠货币政策，而应该多方面调控相结合。比较有效的手段一是控制投资性需求；同时增加供给。

　　另外，要把储蓄引导到有利于中国经济长远增长的领域。我们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地区间、农村和城市间差距还比较大，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投资需求仍然非常强劲。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投资。一方面，我们有高储蓄，另一方面有投资需求，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关键是政策的引导。储蓄的投资不仅限于国内，也应包括境外投资。目前政府正在努力引导海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还应更多地鼓励私人企业也走出去，包括鼓励居民进行境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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