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惑三峡

　　长江的两难

　　100亿立方米水量到底是存于三峡水库，还是随南水北调北上京津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武汉、北京报道

　　南水北调、三峡水库，两个举国工程一旦开始争夺水源，会有什么后果？

　　由于汉江水北调，湖北省一再希望自长江取水入汉江进行补充。特别是经历2011年春季大旱后，一些专家怀疑，南水北调中线建成之日，若无长江救济，很可能无水自鄂入京。

　　然而，如果湖北最新的100亿立方米调水方案被批准，又可能对上游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在长江上游径流量呈减少趋势的情况下，如此规模的调水将影响航运和发电需求这两个三峡工程的基本功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三峡工程总指挥的陆佑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果真从长江取水补充汉江，必须慎重并加以充分的科学论证。

　　南水北调、三峡工程争夺长江的背景是，在水源总体紧张的背景下，跨流域调水已经成为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常规动作。

　　对于这种花费百亿人民币、影响成千上万人生活、建设周期长达十数年的巨大工程而言，决策计划时的远见及谨慎是其成功的根本因素。

　　如稍有不周，只有通过更大的投入进行弥补，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引发一连串难以预料的后果。

　　100亿立方米调水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分为东中西三线。其中，东线从长江下游江苏省抽引长江水经山东、河北至天津，主要为江苏北部、山东供水。中线工程自汉江上的丹江口水库出发，一路向北至天津、北京。西线工程尚处于前期探索阶段，未提上开工日程。

　　南水北调被称为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根据2008年底南水北调第三次建委会确定的工程建设目标：东线一期工程应于2013年通水；中线一期工程应于2013年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通水。中线一期计划每年调水95亿立方米。

　　丹江口水库是中线工程的起点。汉江在丹江口大坝以上的地表水资源总量为388亿立方米，扣除每年23亿立方米左右的耗水量，中线首期调水量已超过丹江口入库水量的25%。

　　2006年，湖北省向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报送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其中认为：调水后将对汉江及汉江平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首先，调水后汉江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资源利用成本增加。其次是环境容量减少，水体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难度增加。第三是航运保证率降低，航运成本增加。第四是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湖北省据此向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提出四项补偿措施建议，即“引江济汉”、兴隆梯度开发、部分闸站改造和局部航道整治。其中，“引江济汉”即由长江每年调水37亿立方米，其中补汉江31亿立方米，补东荆河6亿立方米。

　　这些要求很快得到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批复，但南水北调工程已于2003年底开工。其实，正是由于湖北的坚决态度，中线第一期调水规模才由最初的145亿立方米减为95亿立方米。

　　而这些，并非湖北省的全部计划。

　　2008年起，一项新的调水计划“引江补汉”见诸报端。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北媒体广泛报道了《鄂籍委员联名盼中央启动“引江补汉”工程》。

　　这项工程将从三峡水库蓄水区神农溪引水，至汉江上游支流，最后注入汉江。

　　地方媒体引用当地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话说：尽快启动“引江补汉”才可促使汉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实施的‘引江济汉’工程只能解决汉江兴隆河段以下的缺水问题，而丹江口库区开始调水后，汉江中下游来水量锐减，将对沿江大多数区域的生态、生活、工业、农业等用水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湖北省十堰市《十堰晚报》引述该市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话说，该工程论证实施方案已上报国家水利部，只待批复。

　　2011年5月17到18日，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讨论《引江补汉神农溪引水工程项目建议书咨询报告(第一阶段)》。湖北省水利厅官方网站发布的该次会议信息显示，会上论证的主要还是工程规划研究的必要性。

　　地方媒体还报道说，“引江补汉”曾预计引水量60亿立方米。但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多位高官实地考察后，该工程的预计引水量也提至100亿立方米。

　　如果该工程一旦实施，每年自长江调入汉江的水量就接近140亿立方米。

　　院士的担心

　　对于这一计划，陆佑楣认为：“取多少水和什么时候取水，需要科学的论证”。

　　三峡工程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可调节库容为165亿立方米左右。陆佑楣以2011年春季的大旱为例：长江上游来水流量约为每秒3700至8000立方米，三峡工程为缓解下游旱情不断增大下泄流量，达到每秒12000立方米，提前降低了水库水位。

　　在这一旱季，三峡工程给下游补水超200亿立方米，水库水位也随之降至150米以下，导致减少发电量约5亿度。

　　他认为，如果在类似旱季，再从三峡工程所在的长江上游调水至汉江，就要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和三峡工程的发电。

　　当然，所谓年调水量是个平均值。但这也正是陆佑楣担心的：在枯水期，从三峡水库调水则将严重影响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包括向长江中下游抗旱补水和发电、航运等。

　　至于丰水期，长江水多，汉江也不会少，自然谈不上调水。而所谓南水北调工程对汉江的影响，也主要针对枯水期。

　　“每年10月份到次年5月份长江的枯水期往外调水的可能性并不大。”陆佑楣认为，虽然汉江跟长江流域丰水期和枯水期有一点儿时间差，但相差不多。因此两条河流很难利用这个时差互补。

　　在他看来，虽然最近几年降水连续偏少，但长江流域宜昌站多年平均径流量达到4450亿立方米，就总量上看可以将一部分“他用”。但枯水期的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在长江与汉江分水岭的汉江一侧有个足够库容的水库，利用汛期调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丹江口的库容显然不够，其他地方也很难找到建立这样水库的地方。”同时，建设新的水库也将需要巨大的投入。

　　其实，根据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于2002年9月批复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要求，“从三峡库区引长江水的各个方案需提水，⋯⋯宜结合未来北方受水区需水要求的变化，作为中线工程的后续水源选比方案加以研究。”

　　而此时三峡工程早已经开工近十年时间，并在2003年实现了水库初期蓄水。显然，三峡工程在设计建设时也并未考虑到，需要分水应对南水北调。

　　长江水利委员会安排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处副处长文丹说，并不排除未来从三峡库区调水的可能，但那也应是在不影响三峡工程本身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她也认为，三峡工程和丹江口水库存在“同丰同枯”的问题。

　　再调汉江

　　“引汉济渭”是推倒这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根羽毛。

　　这一工程从汉江上游引水补充渭河流域用水。公开资料显示，“引汉济渭”工程估算总投资154亿元，项目建议书在2008年4月上报水利部。2010年3月，负责重大工程评估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将评估报告正式报送国家发改委。

　　虽然该工程至今仍未开工，但作为国务院批复的《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已明确“引汉济渭”到2030年调水量达到每年15亿立方米。

　　而在2003年，时任陕西省代省长的贾治邦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明确提到“坚持以兴水治旱为中心，抓好骨干水源工程⋯⋯着手进行‘引汉济渭’项目的前期工作。”

　　然而，直到2008年前后全国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的时候，湖北省才从上级部门得知“引汉济渭”已箭在弦上。

　　“如果从汉江上游每年调走5亿或者15亿立方米的水，这对汉江下游无疑会带来重大影响。”代表湖北省水利厅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该厅规划科技与信息化处工作人员李世维说，作为汉江下游的湖北省“一直蒙在鼓里”。

　　闻知消息后，湖北省水利厅迅速行动，向国家相关部委提出异议。因为加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每年汉江取水将达到115亿立方米。而根据规划，南水北调中线二期工程还将提高到每年130亿立方米。

　　在湖北省的强烈反应下，2009年11月3日，当时的陕西省副省长洪峰曾带领该省水利厅和“引汉济渭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相关领导，赴武汉与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省水利厅等单位进行了首次沟通。

　　“他们前期工作都搞完的时候过来沟通。说是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要一个环评，走一个程序。”李世维说，“引汉济渭”已经立项，湖北省已很难反对。他认为，陕西省在利用汉江水资源的时候，并未考虑对汉江中下游湖北省的影响，“希望国家能够兼顾湖北省的利益，并作出适当的补偿。”

　　根据陕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发布最新消息，“引汉济渭”三河口水利枢纽“可满足已确定的2011年前期准备开工项目要求”。“引汉济渭”显然已经势不可挡。

　　在此背景下，“引江补汉”成为湖北省的底牌。

　　湖北的理由

　　汉江水何处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理由。

　　其实，每年15亿立方米对于湖北省并非生死之数。根本问题在于，类似调水会不会接踵而至。且当年既不能抗拒汉江水北上入京，如今又无法阻止“引汉济渭”，这样湖北省颇有“我为鱼肉”的无奈。如此，“引江补汉”就有了种种意味。

　　李世维明白地说：“如果陕西没有实施‘引汉济渭’工程，汉江中下游水资源紧张程度也不会那么突出，湖北省也不会提出相应的‘引江补汉’设想。”

　　汉江不只要出省救济，还要在湖北省内四处救急。湖北省襄樊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引丹入樊”。这一工程每年自丹江口调水11.36亿立方米。同时，汉江干流和支流上不断兴建的水利枢纽，也一次又一次截断奔腾的汉江之水。

　　虽然文丹表示，目前只建议“引江补汉”开展前期工作，但在上报相关部委争取国家层面支持的同时，湖北省已开始积极推进“引江补汉”的各项工作，组织技术人员对神农溪、堵河区域进行勘探，初步提出引水线路和工程选址，同时开展项目建议书编制。

　　在湖北省看来，一旦项目实施，“汉江的一盘棋就全部走活了。”湖北省水利厅规划科技与信息化处处长刘纲认为，“引江济汉”不仅可以增加南水北调的灵活性，同时汉江上游“引汉济渭”的引水量也有了保障。

　　如今已很难下一个绝对判断，两大工程中谁疏于考虑才导致了目前的困境。但《望东方周刊》2009年6月曾报道，水利部一副部长在南水北调项目开工后曾表示，从总体上讲，前期工作还不能完全满足单项工程开工建设的要求。

　　由于准备不足，本来列入2003年开工计划的7个单项工程，当年仅有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在这一年的倒数第二天开工，使中线实现了开工零突破。

　　在项目开工建设后，工期、总投资、环保、移民等方面都有较大调整。事实上，本应于项目启动前完成的可行性研究总报告一直到2008年10月21日才得到中央批准。

　　在这份报告中，中线一期工程静态总投资从2002年预计的920亿元，上调至1367亿元。

　　直到这时，对于如何推进二期工程还没有定论。要么将一期总干渠加深加宽，要么重开一条水渠。但无论哪种选择，实现起来都将相当艰难，且投资巨大。

　　众多调整，也是将南水北调工程之水入京时间由2010年推迟到2013年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水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匀性以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加剧，跨流域调水在全球来讲是普遍的做法。为了平衡水资源的有效利用，除了工程措施之外，还应建立有效的水资源调度机制和机构。”陆佑楣举例说，长江上游干支流建有大量梯级电站水库，它们分属不同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决定储蓄还是放水，所以都无法实现理想的调度状态。“长江委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但现在有些地区他们却管不着。”

　　长江水利委员会虽以“长江”冠名，但仅辖制防洪抗旱，尚缺乏水资源合理有效分配的调度职能。

　　文丹说，如果从三峡库区调水，就必须采取措施使三峡工程与丹江口水库联合调度，以实现长江三峡与汉江丹江口的供需匹配，进一步增强区域水资源的配置能力。

　　虽然“引江补汉”的计划引水地为三峡工程周边，而且“前期工作在前进”，但湖北省水利厅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尚未与三峡工程方面进行直接沟通，“这个是有论证的，对三峡的影响肯定不大，等到工程开始引水调度的时候，再去协调也不迟。”

　　但愿，三峡工程只是这串多米诺骨牌中的最后一张。

　　中国跨流域调水之惑

　　“要像防止战争那样，防止跨流域调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对于中国的水资源问题，毛泽东有过两个设想。

　　第一个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如今，已因三峡工程而实现。它是建国以来水库建设的登峰造极之作。

　　第二个则是毛泽东在1952年10月提出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跨流域调水。而随着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水资源的日益紧缺，中国适合建设大型水库的区域正在日益萎缩。在这种背景下，多年来跨流域调水一直被认为是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的核心举措。

　　然而，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这些宏大工程，不断引发公众关于其科学性、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激烈讨论。

　　它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吗？我们需要怎样的跨流域调水？

　　“西线调水”要上马了吗？

　　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水力学与河流动力学专家王光谦有关雅鲁藏布江调水入新疆的说法让许多人大吃一惊。

　　他在中科院科学媒介中心组织的座谈会上表示，这个调水方案计划从西藏的雅鲁藏布江调水，顺着青藏铁路到青海省格尔木，再到河西走廊，最终到达新疆。

　　在本刊记者希望证实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时，中科院相关人士回应说：王光谦院士在这一座谈会上的发言代表他的全部态度，不再接受相关采访。

　　所谓“西线调水”主要是指从长江上游乃至源头引水到西北地区，解决当地的用水问题。王光谦的发言之所以引起关注，在于“西线调水”乃是目前中国

　　跨流域调水最大的悬念。一旦启动，它就将继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东线之后，中国下一个“水利世纪工程”。是否需要西线调水、如何从西线调水，其影响及关 注度不亚于当年的三峡和南水北调。

　　目前“西线调水”主要有两类规划：一是“大西线”，即将雅鲁藏布江等青藏高原水系引入大西北。

　　王光谦的雅鲁藏布江北上计划与以往不同的，就在于它似乎得到了国家一些部门层面的认可。他当时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西线调水思路。

　　另一种则是“小调水”：从长江上游引水至黄河上游。在此前国务院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即规定西线工程是“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引水入黄河上游”。

　　然而，由于巨大的投入以及未可知的后果，原规划在2010年开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至今仍处在前期工作阶段。据《望东方周刊》此前了解，中央在2009年就没有下达每年5000万元的前期经费。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科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王浩告诉本刊记者，目前有关雅鲁藏布江北上的说法并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他主持多项国家级水资源规划，并担任“全国水中长期供求计划”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等重要职务。

　　王浩说，虽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具体方案仍未定稿，但其基本原则“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并未改变。按照这一原则，需要将大渡河、雅砻江、通天河三个水系先后调到黄河。该过程就需要实行几十年。

　　王浩解释说，按照经济性来讲这是最佳选择，而且可以覆盖黄河全流域。“这些全都完成后，再有需要，才是调雅鲁藏布江的水。现在看来，大西线调水既没可能，又没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直以“藏水北调”方案闻名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传友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表示，“眼下，从新疆的发展水平来看，跨流域调水还可以缓一缓。”

　　陈传友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藏水北调”，即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引水，经过隧道进入青海。对于王光谦计划得到国家一些部门层面认可的说法，他强调说：“学者们把自己想做的或正在研究中的想法，提前说出来，作为科学研究，是没问题的。”

　　最后的无奈办法

　　此外，有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在采用“高性能计算机与数据模拟”方式对“大西线”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以检验这一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经该院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高性能计算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圣中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虽然确有相关课题，但并无国家层面的经费支持。

　　他说，“跨流域跨水系的在线调度方案评价系统”是该院在2007年底完全自主研发的系统，主要是工程、经济方面预测，取代以往人工图上作业的方式。

　　此前，已有多位专家及单位将自己制作的西线调水方案送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进行测试，其中包括最早呼吁大西线工程的民间水利专家郭开。

　　不过，目前在这些西线调水方案中，还没有出现比较完美的测试结果。西线调水早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比较完整的方案，至今已有数十套大小调水计划。

　　从这个角度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线调水”数十年来一直处于争论之中。

　　“一个具体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进行与否，存在一系列的判断准则，包括经济准则、效率准则、工程准则等。”王浩表示，对于一个地区来说，通常是先考虑节水，然后是其他方法，比如当地水的利用。这两种方法的边际成本都上升到很高的情况以后，才考虑最后一个手段：跨流域调水。

　　“也就是说，只有当新疆节水的边际成本很高了，才能考虑跨流域调水。”王浩认为，目前新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利用率低：几乎是全国最差的，它一边调水，就会一边浪费。

　　只有新疆的用水效率已达到同类地区的中上水平，才可以考虑调水。“新疆的农业，五六块钱弄来一方水，产出效益是3块钱，基本靠吃国家补贴来发展。”王浩说，从雅鲁藏布江调水，一立方米要50至60元。

　　除了经济成本的核算，跨流域调水也要看工程技术的可行性。比如现在从西藏向黄河调水计划的几条路线都需要建立800米高坝，而目前全球的技术极

　　限是300米。“眼下的工作基础还不够深入，如果将来勘测到更好的线路，比如修300米高的坝就行，而且黄河用水效率也很高了，这时才能谈藏水北调。”王 浩说。

　　“要从全盘的水安全考虑，跨流域调水是最后一个杀手锏。要像防止战争那样，防止跨流域调水。”王浩指出，中国不少地区在缺水的同时，还存在大量浪费。跨流域调水则是最为无奈的方法：拆东墙补西墙又耗资巨大，易引发巨大的地方利益博弈，以及生态、移民等难题。

　　事实上，王浩曾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项目，并主持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专项“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该项研究系统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供水目标、合理调水范围和调水规模等一系列重大基础参数。

　　司局长如何调动省委书记

　　跨流域调水的准则虽然清晰，但并不能确保跨流域调水工程充分发挥效益。

　　在已经建成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中，如向香港供水的东深供水工程，用水增长比预期有所降低，难以达到原定的用水负荷。“引黄济青”建成后，青岛则出现了一般年份不缺水，甚至调水工程达不到设计规模的情况。

　　“当时建设正是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需水增长很快，于是把这个规律简单外延了，没想到工程建成以后，需水缓慢增长。早期的跨流域调水工程比如引

　　黄入青、引黄入晋，往往在论证时，对受水区的需求预测偏大。”王浩认为，这个偏差目前是可以避免的，因为现在中国对于用水需求的预测，在技术方面已不存在 障碍。

　　对于跨流域调水而言，如何在工程推进中及完成后协调、权衡各方利益，才是最大的挑战。有业内专家曾指出，“引黄济青”达不到设计规模只是假象：在青岛这样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受水区内，宁肯超采地下水、牺牲环境用水也尽量少用外调水。

　　“实际上，青岛引黄河的水相当便宜，才1块多钱，比南水北调的水要便宜多了，它都舍不得用。因为引来的水还是没有青岛市内的当地水便宜。”在王浩看来，这是地方利益造成的，而且南水北调未来也可能会陷入“外调水与本地水资源无法统一调配”的困境。

　　“从国家的角度看，把长江丰水地区的水调过来，是要替代华北地区受水区严重超采地下水及生态大破坏的趋势。”他说，“国家是这个目的，但是地方

　　并不那样想，南水北调的水贵，地下水便宜，只管地方上一时的需要和利益，意图拼命超采地下水，把南水北调的水作为备用水源。而实际上，应该把南水北调的水 作为主力水源，把地下水作为战略备用。”

　　王浩认为，要保证南水北调工程发挥效益，首先是强令地下水封井，还得要求外调水的百分之几应优先用完，“现在没有这种比例的规定，也就没有压力。但很快会出台相关政令，比如南水北调2014年通水以后，要求受水区用掉60%以上的外调水。”

　　陈传友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水价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南水北调通水以后，也要提高地下水的水价。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还没开始，未来都要做。”王浩认为，越来越多巨型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对现有水资源管理体系发出挑战。

　　比如南水北调中线涉及到121个县、44个城市，原有的管理体系并不能解决统一调度问题。这其中既涉及到外调水和本地水的利用排序的问题，也包括几百座闸门统一调度保持稳定水面线等。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推进了三峡水库和南水北调两个世纪工程。而如今，如何用其他方法解决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经《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名为“江河湖库水系连通”的项目已经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它希望通过建立“水网”、统一调剂水资源。不过，它仍然面临着种种博弈。

　　“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实行的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方式。流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司局级干部，区域管理最大的领导是省委书记，等于是司局长和

　　省委书记圈到一个屋里谈话，经常谈不到一块去。而且一个司局级干部如何去调动省委书记？”王浩说，在流域管理的基础上，将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才是出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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