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未来几年，IMF将继续推进自身治理改革，以加强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一动态的改革进程至少包括调整IMF份额构成等三个层面记者

　　蒋旭峰

　　7月11日下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与全球主要媒体记者举行了她履新后的首次媒体圆桌会。

　　当《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问及这位法国前财长一周前提及的增设第四个副总裁职务进展如何时，拉加德的回答让在场的记者大吃一惊：明天就会有重大的人事变动公布。

　　12日，IMF宣布了这一重大变动，包括提议现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出任新增设的副总裁职位，同时提议任命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戴维•利普顿出任IMF第一副总裁。

　　新的人事结构，彰显了IMF仍未走出旧的金融体系权力格局。而朱民的身份变化，则预示出世界治理格局正被注入新的思维。

　　新兴市场的声音

　　在观察人士看来，朱民拥有在学界、私营部门及政界复合型工作经验，并具有在世界银行6年工作经验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国际履历，他将成为拉加德的左膀右臂——朱民既可以为律师出身的拉加德在金融监管等专业领域提供智力支持，也将成为她深入了解新兴市场的重要窗口。

　　拉加德这样评价朱民：“作为副总裁，他将发挥重要作用，与我和管理层的其他同事一道，迎接全球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增强IMF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我期待着与朱民以及其他同事密切合作。”

　　尽管这一任命还需得到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但根据以往经验，朱民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几乎没有悬念。这是IMF根据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遴选高级管理层的一大突破。

　　自2010年初担任IMF总裁特别顾问的朱民对于IMF深入了解新兴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朱民也成为表达新兴市场关切的重要声音。朱民流利的英文和在研讨会上幽默机智的应答方式也为IMF和中国赢得了加分。

　　2011年IMF和世行春季会议期间，朱民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强调，去年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首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推动力，贡献了全球GDP增量的七成，世界经济蕴藏着结构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第一次作为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拉加德对这位中国央行前副行长赞赏有加：“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拥有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IMF的深刻理解，我期待得到他的支持。”

　　7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刊文评价：拉加德提名朱民出任副总裁，将在IMF内给予新兴市场更大的话语权；拉加德也承诺，将在这一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中给予新兴市场更大的发言权。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表示，朱民获IMF副总裁提名充分表明，中国在IMF这一国际舞台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3C”执政理念

　　新官上任三把火，拉加德以比华府主流媒体预计的速度还要快的步调进行了人事调整，不排除是在为其执政思路打造人力和智力基石。

　　IMF高级管理团队构架初步调整后，目前总裁来自欧洲；第一副总裁来自美国；副总裁筱原尚之来自日本；副总裁妮玛特•莎菲克拥有美国、英国和埃及三重国籍；履新不久的IMF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席尚达曼为新加坡财长和新晋副总理；加上来自新兴市场的朱民，可以说目前的IMF高级管理层基本代表了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老、中、青三代的经济引擎。

　　而在入主IMF的第二天，拉加德就提出了颇有新意的“3C”执政理念。拉加德提出的第一个“C”是指“连接性(Connectiveness)”。这位前贝克麦肯齐国际律师事务所掌门人表示，当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高度融合，因而危机解决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IMF在给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服务时也应注意体现这一点。

　　拉加德提出的第二个“C”是指“可信性”(Credibility)。她强调IMF处事要不偏不倚，真诚并且平等地对待所有成员国，没有哪个国家应当得到特殊待遇或遭到歧视。

　　尽管拉加德在这场一边倒的选战中胜出，但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虽败犹荣。卡斯滕斯最大的贡献是在这场选战中发出了新兴市场的声音，同时提醒欧美：新兴市场的利益不应在欧美主导的国际舞台上遭到忽略，新兴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可观的通晓国际议事规则的人才储备。

　　拉加德提出的第三个“C”是指“全面性”。这位曾被英国《金融时报》授予“欧元区最佳财长”的IMF新总裁表示，除了要加强IMF评估各国经济现状时采取更广阔视角以外，也要延续卡恩时代开创的改革大旗，继续增强IMF的合法性与多元性。

　　在7月6日拉加德的首度华府新闻发布会上，《华盛顿邮报》记者向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您认为IMF的员工是否都像是彼此的克隆人？”

　　IMF的新主人用“否定式”来回答了这个提问，但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了观察人士对于提升IMF多元性的期待。

　　在本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前，IMF没有及时发出警告，暴露出其在风险监测和监管上的“盲点”。IMF下属的独立评估局多次强调，IMF对危机监督缺位有多方面原因，包括集体决策的程度高，思维僵化，内部治理不力，不鼓励不同意见的机构文化。

　　构建多元性的机构文化自然离不开多样性的文化因子，朱民等来自新兴市场的翘楚可以为IMF增强文化多元性、避免政策商议时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纯西方窄巷思维。

　　改革之路尚远

　　尽管拉加德及前任卡恩都强调，要继续推进IMF治理结构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IMF改革之路依旧漫漫。

　　拉加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未来几年，IMF将继续推进自身治理改革，以加强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一动态的改革进程至少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落实前期包括份额调整等改革成果。去年11月IMF执董会批准了最新的份额改革方案，根据这项改革，超过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尽管份额改革计划已得到IMF同意，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在有些成员国，批准此类方案需要经过复杂的立法程序，因而耗日持久。

　　拉加德在6日发布会的开场白中就强调，她离开法国赴华盛顿任职之前，就确保法国议会通过了去年的份额改革计划，但很多成员国还需继续做完自己的“家庭作业”。

　　对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而言，即便经过几次份额和投票权调整，中国在IMF内的份额和投票权依然与其全球经贸强国的地位不相称。

　　“中国是2010年份额调整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的代表性曾严重不足，我相信情况会继续变化。”拉加德11日强调。

　　第二个层面是在2012年底前，欧洲要在24人的执董会中让出2席，将总席位从9席减少至7席，这方面的磋商因为涉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并且将使欧洲国家在执董会中的总席位比例降至三分之一之下，因而艰难的磋商工作至今没有完成。

　　第三个层面是要定期检视和调整IMF份额的构成。拉加德说，IMF会定期检视和调整成员国的代表性，以充分反映成员的规模、人口、经济总量及国际影响力等，不过改革份额构成调整涉及很多技术细节，这也将是一个跨年度的长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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