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荒调查：缺电成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本刊记者 程洪瑾 张越月 

　　温州，中国民营企业的触角。2004年电荒时那张著名的“柴油机一条街”的拍摄地就在这里。

　　5月12日上午，林加带记者来到他的工厂后的一间20平米左右、弥漫着汽油味的平房，里面放着一台购于2004年缺电时期的柴油发电机。去年以来，这台发电机重新“焕发青春”。

　　林加是浙江温州一家精密仪器制造厂的老板，他的公司生产切割芯片所用的钻头和焊头。“如果机器忽然停下来，会影响钻头的精密度，还将严重损坏300多万元的设备。”所以，只要一听到要限电，林老板就要提前打开这台购置于2004年的“宝贝”柴油发电机，对于企业，它就像过冬的粮食，保证机器的持续运转。

　　即使有柴油发电作为后备，他仍感到压力，而且柴油供不应求，批零价格倒挂，“我们真是用不起！”

　　林加的寥寥几言也是浙江多数企业眼下最大的担忧。为了按期完成订单，保证信誉，企业承受着柴油发电的昂贵成本。但电荒导致开工受阻，订单到期无法兑现，这已给民营企业带来种种痛楚。

　　成本太贵

　　现在，温州企业无论大小，都要不时求助于柴油，但老板们深知，柴油发电最不经济。

　　正泰集团温州工业园的副总经理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大量采购柴油需要7.6元一升。一个月的电费是230万元。如果用柴油，需要增加到300多万。而这300万只是买柴油成本，土地成本、柴油机维护的成本、电工成本、污染成本我们都没有算进去。”

　　而且，政府不允许企业囤积柴油。“只能灌满发电机自备的油罐，基本上每天都要买。”这位副总不无担忧说。

　　柴油发电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不可控。对于正泰这样较大的企业，可以通过电工的操作多少缓解发电不稳定的问题。但小企业谈到柴油发电质量的时候就很激动，因为不稳定的电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如果老停电，企业很快就要垮。所以，我们倾向用电网的电。就算贵一些，但是因为稳定，我们愿意买。”林加说。

　　但“随行就市”态度可能并不为所有的企业接受。“近些年，浙江民企生产压力本身很大，利润水平已经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除一些利润高的企业之外，一般小企业、小作坊很难承受高电价。”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估计要有70%以上的企业难以接受，这种电价只能作为一种选择。

　　翻身更难

　　周德文告诉记者，1～3月，温州最高用电负荷达504万千瓦，而供电能力只有440万千瓦左右，缺口约60万千瓦。温州各县均已陆续出现阶段性的限电现象。

　　“今年比去年节能减排时的拉闸稍微好一些，即使停电，也会通知，或者是限电不拉闸，至少还维持了一定的电量供应。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同时，电力公司也提前沟通、短信通知的方式，让企业做好准备。”周德文说。

　　虽然没有拉闸，但“限电”已和原材料疯长、借贷困难，已经成为企业东山再起和发展的绊脚石。

　　很多企业告诉我们，生产线的产品全部有订单，整个5月份，机器都得满负荷运转。一些产品根据特性的不同，一些产品的流水线都需要“三班倒”。只要停一天电，就要损失上千万元。

　　更令企业郁闷的是，早在一年前，他们已经做好市场评估，利用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良机，在近期扩大产能，争取实现翻身。“我们本来希望在7月份和10月份扩大规模，也接到了来自日本、泰国、香港和欧洲的订单，现在的经济复苏对我们很难得！”说到这里，林加叹了口气。可现实是残酷的，缺电让产能恢复和扩大成为泡影。

　　升级不易

　　为了实现节能减排，不被拉闸限电，不少浙江企业尝试产业升级。“我们最开始做的是建工钻头，那属于高耗能产业，后来产业升级，开始做精密钻头了。”林老板说，“升级还可以，但转型很难。”

　　但在升级过程中，从新技术研发的尝试，到技术装备购置的摸索，到产品寻找市场的艰难，多数浙江企业也并非顺风顺水。2010年节能减排时，很多业已实现产业升级的企业也被当作高耗能企业被划入拉闸的名单。“高耗能应该限制，像我们这样耗能低的应该鼓励，更不能全都断电。”一家被限电的企业很委屈。

　　紧跟而来的还有资金压力。“因为升级需要资本的投入、人才和技术的支撑。大部分企业并不具备升级的条件，对他们来说，升级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企业规模很小，怎么有资本进行升级甚至转型呢？”周德文说。

　　在周德文看来，金融危机后，社会上有一种比较盲目的企业升级转型风。“我对这种趋势持保守的态度。不应该一味转型，而应该走向联合，解决产业低小散的现象，这才能更好地让政府进行资源配置。”

　　出走成群

　　浙江一直以民营经济最为活跃而著称，但近年，大批企业背井离乡。不仅是大型企业，就连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也大量外迁。某一个县从事同一产业的几十家企业，几乎同时集体出动，落户他省。

　　有人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引起生产成本提高，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要向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转移，但不可否认的是，电源紧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企业选择出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一些企业的生产不能间断，而拉电限电经常发生，有些耗电大户，希望到电力供应比较充足的地方发展，有些无法承担高昂的柴油发电成本，只好迁走。”周德文以温州举例，“温州现在有36万家，每年都有2000家企业转移，这个数字是很厉害的。”

　　对于未来电荒情况，企业表示难以预测，但他们仍然期盼相关政策尽快出台。“去年我们也找过政府，也提出过要求，希望给一些政策支持。现在真的已经很严重了，政府应该不会让电荒继续下去了吧。” 林加说。

　　星罗棋布的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活力所在，民营企业则是汇聚成这股活力的源泉。作为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主体，企业本应享受到及时享受政策和充足的电源支持，发挥其作为经济最前沿的领头作用，但当下，企业依然为摇摆不定的政策而担忧、受伤甚至出走，相比之下，电荒只是压企业陷入困境的最后一根稻草。

　　(《能源评论》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