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热议GDP质量排行 追求理性高效告别低质量

　　新闻背景：

　　近日，一份关注中国GDP发展质量的报告 《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1》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该报告首次对中国省区市GDP质量指数进行了排名，北京、上海、浙江排名前三位。报告主编牛文元指出，“应当不断追求理性高效、少用资源、少牺牲环境，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生产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前提下‘品质好的GDP’。”

　　网言网语：

　　网友：房子拆了建、建了拆，拆拆建建，无休无止，土地还是那块土地，资源一点没消耗，GDP数量却增长不少，这样的质量一定最好！

　　网友：GDP的数据高了，GDP的质量好了，可老百姓的收入缩水了，生活质量下降了，真不知这是谁要的GDP?

　　网友：统计局的GDP谈"数量"，中科院的GDP谈"质量"，其实只谈数量的GDP和只谈质量的GDP都不是"科学严谨"的GDP!

　　网友：GDP质量的排行，感知好坏是百姓，不是中科院。

　　媒体论道：

　　追求理性高效告别低质量GDP

　　过去30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今天，中国已意识到了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并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种种迹象表明，“低质量增长”、唯GDP至上的模式已迫近社会承载力的临界点。

　　首先，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根据2006年发布的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2007年《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保总局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0%%左右。

　　另一个问题则是房地产。据估计，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对GDP的贡献高达三成。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但严重偏高的房价收入比，使得一些民众只能望房兴叹。不仅如此，房地产更成为许迈永、许宗衡等高官寻租的黄金宝地。

　　再次，“铁公机”大干快上，质量安全隐患令人忧心。此前出台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则为一些地方政府的乱投资提供了背书，导致地方政府及其融资平台债务飙升至10万亿元以上。地方官员为了自己任期内出政绩，不少项目赶工，质量问题层出不穷。当然，“铁公机”也是腐败重灾区：铁道部长刘志军、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多位高官落马，河南省交通厅则创下连续四任厅长被双规的纪录。

　　最后让公众忧心的是食品安全问题。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食品安全危机层出不穷。

　　低质量增长的危害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再分配。一方面，企业通过污染、偷工减料等途径将生产成本“外部化”，转嫁给社会公众承担；另一方面，官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寻租。其结果就是收入分配两极化加速。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诚哉斯言。

　　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成功的大众化？首先，政府应逐步退出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让市场在资源(特别是土地、金融)配置中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要打破央企垄断，通过优化竞争“还利于民”。再次，强化政府财政开支的透明度，以舆论监督来挤压政府乱投资、乱消费的冲动。中央部委公开“三公经费”上的左支右挡，更突显了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最后，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这是杜绝官员腐败、企业寻租的根本路径。

　　GDP增速第一不是我们的目标，GDP总量世界第一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低质量的GDP世界第一更不是我们的目标。让经济发展真正造福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为此，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让灵魂跟上脚步，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梦想不被经济的车轮碾碎。(华商报 刘胜军)

　　“GDP质量排行”的警示

　　以“质量”而不是简单的数量来为各地GDP进行排序评价，中科院公布的这一报告，意义无疑十分重大。既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审视把握各地经济发展的真实水平，也有助于从价值理念层面上推动“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普及，进一步破除唯数量的“GDP崇拜”。这诚如报告主编、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指出的，“科学认识GDP的核心是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

　　不过，从上述报告提供的情况来看，目前这份“各地GDP质量排行”所能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显然并不是欣慰，而是警示。比如，对区域经济发展依然非常不平衡的警示。将“各地GDP质量排行”所提供的前后名次，与最近陆续公布的上半年各地GDP数据进行对比，不难发现，GDP质量排行中位居前十名的，全部都是GDP总量也同样靠前的东部发达省市。而相应的，在质量排行中位居后十名的，全都是GDP总量原本靠后的中西部省区。其中，最后七名更是清一色的西部省区。

　　这显然表明，目前我国地方区域发展的巨大差距和不平衡，实际上是“双重”的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越是落后的地区，不仅发展的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发展的质量也更加低下不济。

　　当然，如果仅从数量发展的速度上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可喜的一面。如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西部的GDP增速总体超过了东部地区，两者在总量上的差距已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如果同时结合上述“GDP质量排行”，我们显然又会发现一个令人忧心的警示，那就是，对中西部尤其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滞后的警示。中西部地区GDP的数量增速已超过了东部地区，但GDP的质量状况却仍然裹足不前、严重滞后，这显然意味着，前者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取得的，速度越快、粗放的程度也越深。

　　为什么GDP的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心？说到底，无非还是因为，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增长才更能见证预示一种更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增长方式，也更有利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最根本核心和价值归宿。

　　既往的太多经验教训表明，简单的GDP数量之所以不足为据，正在于它遗漏忽略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品质”因素。比如，忽略了GDP数量中的技术、创新因素(多少GDP增长是技术创新取得，多少又是单纯靠人力资本堆砌取得的)；忽略了GDP数量中的成本、代价因素(为取得这些GDP数量，我们究竟支付了多少资源、环境方面的成本损失)，2006年环保总局公布的首份绿色GDP核算结果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118亿，占当年GDP的3.05%。此外，单纯的GDP数量，也忽略了GDP中的公平分配以及相应的幸福因素(作为国民财富的GDP，在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分配，它的增长是否与民生福祉的增长协调、同步)。

　　因此，如何以“GDP质量排行”所提供的警示为鉴，不断追求“品质好的GDP”，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发展课题，任重而道远。(北京青年报 若夷)

　　理性看待GDP质量排行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GDP作为衡量地方政绩乃至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环境资源代价付出触目惊心，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覆盖资源环境的统计体系，以反映环境状况与经济的关系，这也是人们最先从统计如何更科学合理的角度反思GDP的原因。就这个角度而言，正确引导地方政府追求高质量的GDP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当前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同样有着积极引导作用。不过，从长远发展而言，GDP并不等于民众生活的幸福，也不等于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因此，淡化GDP乃至最终放弃GDP主义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经济的真实跨越。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现状来说，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尤其是传统的GDP大省(如山东、江苏、广东等)已经不可能持续延续原来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不仅是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制约，而是整个产业的发展需要，而且GDP高速增长，节能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加，正在迫使各地经济发展方式朝着平衡、健康的方向转型，这是整个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所以说，这一类先期发展的地区必须率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促进我国整个经济产业链的升级。

　　我们确实看到，在GDP的政绩观下，地方政府通过掌握发展资源不断地扭曲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一方面，通过上大项目、大投资等政府主导投资拉动GDP增长，比如大型的公路桥梁以及房地产建设等。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追求政绩，出现大量违规和工程质量大幅倒退的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频频爆出的钱塘江三桥坍塌事故。此外，短命的房子也让老百姓住得胆战心惊。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疯狂的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增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市场资本结合。最终导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低价圈地、低工资等问题长期存在，而低水平重复的产能爆炸似地扩张，又使得这些产能最终以退税补贴的形式来实现，最终造成我国不断地补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但是，即便是陷入到这样的发展困境，地方政府对于GDP的崇拜依然非常强烈。地方做大GDP的冲动从近期各省陆续公布的经济半年报中便可见一斑。梳理各省发布的数据发现，除京、沪外，29个省区市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了全国9.6%的水平。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方光有GDP不行，但没有GDP也万万不行”。所以，我们必须理性而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诚如牛文元所指出，发布报告主要目的在于“让公众科学地认识GDP，既不盲目崇拜GDP，也不盲目抛弃GDP”。可以这样认为，淡化GDP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自然转型，也不意味着解决民生问题就没有新的问题。民生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地方政府似乎也永远处于“缺钱”状态中。因此，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还是要实现政府的转变。(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