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花旗董事长：中国必须真正的控制通胀

　　历史上，中国对于通胀的敏感是有先例的。1948年的上海动荡，国民党大量发行金圆券，人们拿着麻袋交易、领薪。毛泽东当时说国统区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而而1989年的前几年，由于解除了对商品价格的行政控制，物价飙升，引起民众不满

　　【《财经网》记者 朱钰】威廉·罗兹(WilliamR.Rhodes)，前花旗集团高级副董事长兼花旗银行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多次参与解决发展中国家及其全球债权国的外债危机。其论著《世界的银行家》(Bankerto the World)，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欧元之父”蒙代尔等的高度赞扬。蒙代尔认为“他是少数能预见金融危机来临的银行家之一”。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任IMF副主席朱民则亲自为该书简体中文版做校对。

　　9月15日，在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威廉·罗兹接受了《财经网》专访，阐述了他对中国、美国和欧洲经济现状的看法。

　　财经网：标普对美债评级的下调让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变得悲观起来，您认为美联储还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吗？

　　WilliamR.Rhodes：我的感觉是第二轮量化宽松措施并未起什么作用，对市场有所刺激，但对经济并无多少助益。这样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字已经很可观，问题是他们的宽松措施还能做到什么地步？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应该转向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伯南克说美国还会维持至少两年以上的低利率政策，这也是一种货币宽松政策。所以，美联储还能继续施行更多的宽松措施，但对美国经济并不能起到多少好的作用。

　　财经网：美债危机使得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更加成为烫手山芋，对此您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WilliamR.Rhodes：两个建议。第一、寻求多元化投资。第二，就要说到人民币升值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阻止了人民币升值，但去年又开始升了5%至7%。我认为这一升值趋势会继续。这有利于中国通胀的降温。

　　中国经济确实出现过热，从去年10月开始央行四次加息、九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监会则出台了严厉的房贷调控政策，禁止第三套房贷、提高首套、二套房贷要求，并紧缩银行信贷。对于应付通胀，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温家宝总理前段时期说，通胀如虎。现在，虎已出笼，需要加以控制。

　　我相信你学过中国历史。我是个中国历史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我都读了。历史上，中国对于通胀的敏感是有先例的。1948年的“ShanghaiShake”(上海动荡)，国民党大量发行金圆券，当时的照片显示，人们拿着麻袋交易、领薪。毛泽东当时说国统区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而1989年的前几年，由于解除了对商品价格的行政控制，物价飙升，引起民众广泛的不满情绪。因此，通胀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最新公布的CPI已经达到6.5。

　　财经网：您提到CPI，这个数据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但您知道吗，许多人并不认为这是客观的。

　　WilliamR.Rhodes：是的，我知道现在中国一些民众已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所以，中国必须真正地控制通胀，避免房价泡沫和其他泡沫。朱镕基(前)总理对于通胀问题非常重视，他曾经举过我刚才举过的例子。

　　财经网：您在您的著作《世界的银行家》里提到孙子那句“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您认为中国政府抓住正确的时机府做出正确的应对了吗？

　　WilliamR.Rhodes：中国是幸运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和领导者，在应对通胀上，他们做的很好。但中国还需要更严格的措施，并全面有效地执行，毕竟现在房价等问题很严重。当然，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解决。

　　财经网：负利率在中国已经成为常态，你认为这究竟是好是坏，还是不得已的对策？

　　WilliamR.Rhodes：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这样储蓄那么多。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保障远远不够。如果人们觉得社会保障够了，那么就会愿意花更多钱消费，中国的内需也就上去了。在美国，国内消费者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70%。现在中国还是太依赖出口，这不是好出路。中国要做的，就是解决通胀，拉动内需。还有一个题外话，是中国的污染问题，1993年我到北京来时，中国的天是蓝的，现在是灰的。

　　财经网：让我们再谈谈欧洲，现在人们都认为那里的危机更迫切。有消息说金砖四国要增持欧债，但中国国内一些意见不同意这么做，认为中国不应只是简单地把美元储备转为欧元储备，而欧美真正需要则是绿地投资，您认为呢？

　　WilliamR.Rhodes：温总理并未说要购买欧债，他说的是投资。中国现在已经有3.3万亿美元的美元储备，我不认为中国会将自身定位成仅仅是以购买欧债来进行支援的角色，增持欧债不会是中国的援助计划，中国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购买优良资产来帮助欧元区，中国能做的很多。当然，不排除一些中国企业会进入欧债市场。

　　每个人都问我，中国的角色是什么。显然中国很关心欧洲的情况，欧洲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温家宝总理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中国仍愿意加大对欧洲的投资，但也希望欧洲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财经网：达沃斯论坛上，比利时经济与改革部长Vincent VanQuickenborne先生说，欧元区危机证明了欧盟的结构存在缺陷，需要进行结构改革而非一些短期对策，您对此怎么看？在您看来，欧元区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William R.Rhodes：当年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是为了实行统一货币，建立一个制定和执行欧共体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从财政方面来说，作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一部分的欧元区稳定和增长协议规定，区内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但之后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法国和德国就逾越了这一界限，为欧元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坏的榜样。他们丢掉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戒律。这是现在诸多问题的起源。

　　欧洲央行已介入购买政府债券，先后购买了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政府发行的债券，而现在不得不购买第三、四大经济体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券。这是很大的负担。现在需要的是，欧洲国家在财政方面做出结构和职能上的调整。希腊已经撞上了冰山。现在，更大的问题是，该国的财政紧缩和经济改革措施能否兑现。如果不能，希腊经济无法复苏。希腊已经是第三年出现负增长，原来预定最多出现3%到5%的负增长，但现在看来是5%至7%。在收入方面，该国也存在问题。要使情况改善不能只是一味靠财政紧缩，必须要有收入，希腊必须要拿出一个增长的计划。

　　事实上，亚洲、拉美洲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经历过一系列的债务危机，这些教训都值得注意。尽管国家不一样，但有些东西是相似的，比如说危机的传染。如果问题在某一国家暴露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阻止，它将会像SARS、禽流感一样传播开来。欧债危机就是如此，一直蔓延到了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对此，早在2010年初我就提醒过欧洲国家的领导，但他们不听，说，“不，我们不同，我们不是亚洲和拉美，我们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像他们那么做。”

　　我还提醒了一个“时机”问题，及时应对，可以迅速解决问题，否则就会演化成大麻烦。另外，就是领导力的问题。欧洲的领导者不断争论着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种拉锯战使得市场恐慌被加大了。7月21日欧盟峰会上他们做出声明时就该明确指出，要在何时做何事，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但他们没有。

　　你看，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你们的潜力很大，但在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要谨慎，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比如现在的经济过热、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