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安：减轻税负痛苦是提高社保水平是途径之一

　　张兆安

　　近日，《福布斯》2009年发布的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再次被热议，并引发一场激辩。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张兆安。

　　记者：9月19日，有媒体发文表示，税负痛苦指数是科学性较差的一种算法，我国税收负担低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那么，我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 

　　张兆安：我们的税负究竟高不高，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如果纯粹比较税负的话，我们不算是世界上税负最高的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福布斯》2009年“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统计，可能是因为统计口径或者角度不同所致。 

　　从另外一个角度即纳税人的角度看，实际上每个家庭或者个人除了税负之外，还有诸如看病、教育、养老、买房子等生活开支、社保开支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保障水平高点儿，税负稍微高点儿可能对家庭生活影响不大，许多高税负的发达国家大都如此。但是，如果社保水平不太高，就会导致纳税人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要花费一部分收入进行自我保障，那么，税负稍微高点儿，也会让纳税人觉得过高。 

　　因此，享有不同社保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纳税人对税负高低会有不同的感受，或者说对税负的敏感度会有差异。

　　记者：财政收入增高，与居民税负负担加重之间有关联吗？是否如有的观点所说，是“国家吃鲍鱼，纳税人吃土豆”？ 

　　张兆安：从静态角度来看，财政收入增高与居民税负加重之间不一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在税率提高或税种增加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高，才会加重居民税负的负担。如果税率或税种都没有变化，财政收入增高了，则说明居民的收入基数提高了。

　　记者：有人提出，外来人口按照相同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但是享有的福利却不同，也因此感受到更多“税负痛苦”。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张兆安：目前，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二元结构”，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个就是城市户籍人口同城市外来人口之间的二元结构。在一些大城市，可能存在对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差异对待的现象。对此，各个城市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财政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功能，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一视同仁。

　　记者：为了降低部分纳税人感受到的“税负痛苦”，除了提高社保水平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张兆安：当然，除了提高社保水平以外，如果老百姓的收入能够稳定增长，也会相应地减弱其对税负的敏感度。但是，基层职工的收入要增长，还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80%以上甚至更高，很多中小企业觉得税负重，这会严重影响企业给员工提高工资的积极性。 

　　在眼下财政收入快速增长、CPI居高不下、物价飞涨，中小企业商务成本不断抬升的时候，如果政府能够在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度上调之后，适当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增加职工的收入，一些基层职工的税负痛苦可能也会相应减轻。 

　　此外，建议各级政府还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各种收费项目等，如确实需要征收，要将其设成人大可以监督的法定税收项目。这样，全国收费项目既可以实现统一，避免五花八门，对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行政也非常有利。

　　记者：服务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如果调整服务业税负，是否有利于减轻税负痛苦？ 

　　张兆安：是的。一般来讲，大多数服务业企业所征收的营业税税率只有5%，看起来并不高，制造业企业征收的是增值税，税率为17%。但是，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现象，而增值税的前项是可以抵扣的。因此，实际上服务业总的税负要比制造业高。 

　　再者，服务业的经营成本要比制造业高，如土地、水电价格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服务业内部化的倾向。而服务业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不仅服务业的税制需要改变和完善，还要创造条件降低服务业发展经营成本。

　　记者：有学者认为，纳税人税负痛苦的根源，在于税收的支出不够透明，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得还不够。您怎么看？ 

　　张兆安：应该看到，税收支出透明度和接受人大监督方面，相对以前已经进步了很多。例如，每年各级人大审议政府财政预算报告、决算报告，今年的“三公”经费公开等，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开展过专门针对预算的专题询问，一些地方人大也在探索预算听证等民主监督方式。 

　　当然，也不能说已经全部做到位了，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方面是需要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这个提高应该体现在相关报告的更加全面和详尽上。提高税收支出透明度，这对于纳税人税收收支知情、降低税负压力都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还应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税收支出报告。因此，政府的相关部门在公布有关税收支出情况的同时，还要想办法通过媒体、官方网站等进行通俗化解读，让老百姓能看明白、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