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人士称对行贿处理偏轻致被定罪者寥寥无几

　　加大惩治行贿力度

　　许多人认为与那些收受贿赂的贪官相比，行贿人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忽视了行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周立权 胡锦武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多地检察院采访了解到，目前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为取得受贿证据，形成证据链条，检方有时不得不对一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

　　江西省某地一位检察长介绍，近两年其所在检察院查办几个腐败窝案，让20多人获刑，而无一行贿者被定罪。

　　“很多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挖空心思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确实恶劣，但无奈的是，出于办案现实的考虑，对行贿者处理往往偏轻。”这位检察长说。

　　另有检察机关人士对本刊记者介绍，目前，不仅个人行贿受惩处较轻，单位行贿行为受处罚更是属宽松状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由各级检察机关建立施工企业行贿记录档案，规定凡是被法院判决确认有行贿犯罪的企业，均应记录在案，不得参加工程招投标。然而，能被最终定罪的行贿人或行贿单位却寥寥无几。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等专家分析指出，目前打击行贿仍受到立法、执法、思想认识等多方面制约。

　　按现行刑法规定，对一般行贿罪，即情节不严重的，判刑为5年以下。且行贿人只要在被追诉前有所交代，便可减轻处罚乃至免除处罚。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也规定得比较原则。如今，行贿手段花样翻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了跨地区行贿、用公款行贿的新现象，原来的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得含混不清，使得行贿犯罪仍然处于定性难、处罚难、责任落实难的困境。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表示，有关单位行贿罪的具体规定尤其有待完善。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单位行贿罪会对单位及其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采取双重惩罚。但如果他们利用手中职权，为了谋取与单位无关的个人利益，用单位的名义去行贿，这种情况属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不易分清，往往无法明确责任人，即使明确了责任人，个人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也难以把握。

　　近几年，行贿犯罪呈现出领域广泛化、行贿对象扩大化、行贿数额巨大化、犯罪趋势群体化等特点，公款行贿现象也越来越突出。行贿犯罪多呈连续状态，具有长期性、隐蔽性，而且行贿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往往一跑了之，由于侦查手段有限，大大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贿赂犯罪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产生了对口供的依赖。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案件，顺利取得行贿人口供，有时对行贿人会“网开一面”。

　　“我收了17万元，被判了11年6个月，有的老板就算行贿100万元，也一点事都没有，这样公平吗？”一位因犯受贿罪在狱中服刑的原官员对此表示不解。

　　受访专家还分析，贿赂案件曝光后，人们往往关心谁收了多少钱，而对谁是行贿人则不太关心；许多人认为与那些收受贿赂的贪官相比，行贿人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是“弱者”，忽视了行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在今春全国人代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受访人士认为，严打行贿不法行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一是明确法律界定，消除“模糊地带”，加大打击力度，做到受贿、行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二是创新建立健全打击行贿犯罪新机制，并充分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破解取证难。南昌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吴国强介绍，江西省已建立了“行贿行为档案”查询制度，形成“行贿黑名单”，对有行贿前科者在承揽工程等方面给予一票否决。目前，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已实现“行贿行为档案”查询系统联网。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认识行贿犯罪危害，形成全社会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