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知识分子过于追求实用主义 缺乏“真”

　　主持人权静：在社会的转型期，在社会的变革当中，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吴敬琏：什么叫知识分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你，你是有知识，而且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主要的职业的人来说，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习惯上，讲究善、美，也还是讲究。但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好象不讲究，真。本来这个知识分子求知，他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问有用没用。对于科学，寻求科学知识，它的动力是求知欲，是好奇心。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要强调有用还是没用。这就有问题了，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主持人权静：包括话语权吗？

　　吴敬琏：那当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使得许多人朝这个方向靠。当然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认识错了，那也常常会发生的，因此，就要有一个好的百家争鸣的环境。  这样知识分子的正气才能培养起来。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最近都在议论佛山事件，指责18个人的言论很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这个18个人他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的人可能没看见，有的人看见了他不理，他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这中间就有环境上的问题。比如今年看到报上发表的，有过两起救人的人被法院给判了。这就是说，整个社会机制他奖励什么样的人，惩罚什么样的人，它有个导向的问题。

　　主持人权静：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保持独立性，是不是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吴敬琏：那当然会。

　　主持人权静：哪一个会更大？因为之前我跟张温鹰老师在专访的时候，他说可能有的时候来自上面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来自群众、老百姓的误解，可能会是一种更大的压力？

　　吴敬琏：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进步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发育他不匹配。在物质上的发展可能快，在精神上的发展慢，它造成了一种情况。另外，就是教育和知识不普及，或者说我们教育方面有问题。有问题，就是他不是提倡人们遇事都问一个为什么，提倡理性的思考。在这个压抑之下，往往弱势群体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偏激，然后大家从众。这种现象和本质是有距离的。

　　主持人权静：所以因为这个，您好像也经常被误解我们发现。

　　吴敬琏：是这样。另外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有些人用表面现象去扇呼去忽悠群众，用短期利益去忽悠群众的时候，那么群众他很容易上当。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见到的一个问题，科教改革提出了一个口号，这是从苏联来的，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口号是错的。

　　主持人权静：为什么是错的？

　　吴敬琏：我们的科学都要问，它对于经济建设有好处，没有好处，有用没有用。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谁知道有什么用吗？莱布尼兹讲二进位法的时候，他不知道后来会有电子计算机。那时候有什么用？如果说没有用，就应该扼杀的话，就是说他这些知识分子白吃闲饭，那就不可能有什么电子计算机。也有些他根本就，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用途。所以这样，就在权利里面，就提倡一种否定，甚至蔑视理论、蔑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