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港集团原副总裁巨贪腐败术 承接工程交换利益

　　4亿元工程中的巨腐术

　　11月10日，戴伟中被押送上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被捕之前，戴伟中的职务是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临港集团”)副总裁、临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临港建设”)法人代表及董事长。

　　根据检察机关指控，戴伟中于2004年至2011年，利用职务便利，为朱水忠等人在工程建设中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804余万元、美元2万余元。至案发前，戴伟中及家人在上海共拥有8套房产。

　　戴伟中究竟是什么人？临港集团究竟有多大能量？能在承接工程中“交换”如此巨大的利益？记者调查获悉，戴伟中身后，一个“包工头”串起来的庞大利益链，已成为巨贪的腐败温床，戴伟中腐败有术。

　　为什么是“临港”

　　临港新城位于东海之滨，上海东南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上海市版图的最前端。

　　根据规划，临港新城将是上海经济发展重心东移战略的大舞台。而临港集团则是依托这一大背景而建。

　　临港集团成立于2003年9月，注册资金30亿元，上海久事集团、上海同盛投资集团等5家国有企业是其股东。2011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市国资委再向临港集团注资30亿元，总共60亿元，作为临港产业区的发展资金。与此同时，临港集团通过银行融资累计约300亿元，用于产业区建设发展。

　　此外，在2011年3月16日交运股份(600676.SH)一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显示，临港口岸码头目前正处于建设期，预计2011年底逐步投入试运行，拟建成3个2万吨级杂货泊位、1个2万吨级汽车滚装泊位、5个5000吨级杂货泊位，具有口岸服务功能，将经营大件杂货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汽车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港口增值及支持业务等。

　　种种资料均表明，近年来临港集团所肩负的基建任务是巨大而繁重的，戴伟中正是负责这一切基建的决策人之一。

　　1963年出生的戴伟中，早在2003年7、8月间，已在当时筹备中的“临港集团”中担任总裁助理。一年后，戴便升任集团副总裁，并兼任该集团全资子公司“临港建设”的一把手。此后，戴伟中在集团公司一直负责规划、基建、工程、招商等重要职责。

　　根据一份2011年3月的资料显示，戴伟中同时还是上海临港产业区港口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该公司主要负责临港口岸码头的运营建设。临港口岸码头分别由临港集团和交运集团以65%和35%的比例参资入股、共计出资1.5亿元筹建而成。2010年12月31日，临港口岸码头召开股东会，同意双方以同比例注资，注册资本增至3亿元。

　　作为“临港新城的建设者和亲历者”，戴伟中这位年仅48岁的副局级干部，不仅与临港产业区的建设密不可分，更与负责基建的不少承包人关系密切。

　　“寄生”利益链

　　朱水忠就是这样的承包人之一。

　　资料显示，朱水忠为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上海图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工商资料来看，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建材、装潢材料的销售，并未涉及基建等工程建设内容。一家明显不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如何能承接像临港新城建设、临港码头建设这样的市政工程呢？

　　朱水忠挂靠的单位有南汇水利、宝冶建设、长业建设等数家国有企业。

　　夏军(音)是上海南汇水利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他的证言证实，早在2000年9月，朱水忠就挂靠在了南汇水利，并被编为第七施工队，南汇水利对朱收取1%到2%的管理费。但双方的关系仅限于“租用”资质，朱水忠有没有工程做，还是要靠他自己去接洽。包括朱水忠能够承接到临港项目，都是朱自己去联系，只是在接到工程后给南汇水利交点“管理费”。 长业建设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于学哲(音)也证实，朱水忠是2004年左右把他的施工队挂靠在长业建设名下的。临港方面的工程都是朱水忠自己联系的，长业建设只负责在分包活动上签字。工程款方面，长业建设在扣除不超过1.5%的管理费后，全部给朱水忠。

　　宝冶建设是和朱水忠合作较多的公司。宝冶建设特种工程分公司(下称“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副总经理骆强的证言证实，朱水忠是宝冶建设名下的承包商，2005年以来，朱承接临港的工程量大约有4亿元。

　　此外，骆强的证言，似乎更多地揭开了“挂靠包工头”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利益链：在承接工程时，一般是朱水忠先将临港集团的信息提供给宝冶建设，双方合作制作标书，并共同确定投标底价。之后再以宝冶建设名义去参与投标，中标之后则以宝冶建设名义签订合同。

　　在工程款结算方面，临港集团先把工程款支付给宝冶，由宝冶扣除材料款、管理费、税费等费用后，再按照相关协议把工程款支付给朱水忠。骆强还证实，在承接的项目中，有一些小项目因为工期紧张的原因，没有经过招投标，而是由临港集团直接交给朱水忠承接，这些项目中有E5道路、人行便道、临港火车站等。

　　资料显示，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是具有施工总承包“双特级”资质的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宝冶建设”)的下属二级公司。

　　在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的官网上，有介绍公司曾承接临港新城重装备产业区E5道路等国家级、省市级重点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对承接E5道路的工程建设，公司网站的报道是：特种公司中标参与施工的临港新城重装备产业区E5道路工程，该项目是临港新城重装备产业区内主要交通干道，设计等级为城市主干道。该项目工期紧(仅120天)，涉及专业多，包括：道路、桥梁、雨水管道、沉井、顶管等工程。另有消息，临港新城E5公路还是上海重点工程东海大桥的配套工程。

　　此外， 2009年7月28日，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的一位通讯员发表的报道声称，当时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中标施工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HY－8路及市政道路配套工程，合同签约额2000多万元。这已经是该公司自2004年7月以来在临港新城中标并施工的第9条公路，前8条公路分别是：临港新城城市主干道B3路、D3路、D2路、D1路、两港大道和城市辅道E5路、Z7路、E7路，工作总量超过2.4亿元。

　　不论宝冶建设特种分公司在临港承接的项目总量有多少，至少约4亿元的工程是和朱水忠这样的“寄生”关系有关。也就是说，只要租借个资质，毫不费力就可以收取1%-4.5%的管理费。以近4亿元工程、平均2%的管理费计算，就可坐收约800万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宝冶在临港的不少项目，还获得了上海市重大工程办公室评比的“上海市重大工程文明工地”和“上海市文明工地”等荣誉称号。项目部也荣获“优秀集体”的荣誉称号。至于上述荣誉称号是否跟朱水忠的施工队有关，记者无从考证。但是相关的E5道路等可以考证的工程，在经过层层“抽血”后，本来就无施工资质的队伍做出的工程质量又如何保证呢？

　　贪婪的钱权交易

　　显然，除了被挂靠单位抽取掉第一层油水外，来自发包方单位的戴伟中又成了这些施工队背后的第二台“抽血泵”。

　　临港集团工程建设科原经理戚鲜栋(音)的证言证实，他认为朱水忠跟戴伟中的关系非同一般，因为有时候朱水忠打电话询问他工程何时招投标时，很多项目连他们都还不知道。 但按照朱水忠的说法，其实在2005年第一次送给朱水忠460万房款的时候，他们还并不熟悉。

　　2005年春节后，朱水忠和戴伟中在一起吃饭。当时戴对朱聊道，说其想购买仁恒河滨新开的楼盘。朱水忠一听这个小区原来是天原化工厂的所在地，当时兴趣不大，但还是陪着戴伟中去看房了。

　　谁知，戴的意思并不是闲聊和陪同看房那么简单。法庭上的证言显示，过了几天，戴对朱打电话，告诉他买房的钱不够，还缺460万元，自己打算抛售股票和卖掉原有房产筹钱。

　　但这话到了朱水忠的耳朵里，他的理解就是戴伟中在向他要钱，否则戴完全不必要告诉他这些。但是对于朱水忠来说，也是十分吃惊，毕竟460万元不是小数目，而且在还不算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一下子就要这么大的金额。

　　权衡再三，考虑到以后在临港集团接洽工程还需要戴帮忙，朱水忠应承道：“股票和房子都是会涨的，放着不要动，钱的事我给你想想办法。”

　　之后，朱水忠从浙江绍兴信用联社开出了一张460万元的承兑汇票，为戴伟中支付了房款。 或许是这样好处来得太容易了，此后，朱水忠和戴伟中之间的“利益输送”一发不可收拾。 先是2006年上半年，仁恒河滨又开新盘，戴伟中和朱水忠又各自定了一套位置更好的房子。

　　这次，朱水忠用银行汇票给戴伟中付了其中的300万房款。在仁恒河滨第二套房还未交房时，戴伟中又对朱水忠提出自己想买一个车位，并且还有20万元没付，朱水忠随即又把车位款给帮忙付了。

　　显然，在几乎送了两套房子之后，戴、朱两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2006年，朱水忠一家三口邀请戴伟中一家三口去美国玩了一次，一切费用自然全包。除消费外，团费大约在4万元左右。

　　2007年到2010年期间，戴伟中曾有三次出国考察机会，分别到访过芬兰、德国、新加坡、法国、丹麦、意大利等国，朱水忠也都每次不忘送上“零花钱”。据戴伟中自己交代，前后总共有1.5万美元和七八千欧元(因法庭上有以有利于被告的认定原则，最终以朱水忠提供的1万美元认定)。

　　小到笔记本电脑、IPAD平板电脑，只要戴伟中提到，朱水忠就不遗余力地为戴买到，并送到戴的手上。2008年至2010年间，戴共计收受两台索尼电脑和两台IPAD平板电脑。 甚至是儿子戴维镛(音)去美国参加夏令营的3.76万元费用、8万元出国保证金等，也是由朱水忠承担。

　　如果说朱水忠是建设工程中依靠寄生关系获利、并引发之后一系列受贿关系的典型代表，那么，另一行贿人贾某的存在，则是寄生工程中另一种形式。

　　贾某是原某高级官员秘书，而贾某之所以能承接临港的项目，是因为之前持有一张让戴伟中予以关照的字条。贾某同样是没有施工资质的，2005年6月至2010年9月间，贾某以多家公司的名义挂靠在上海建工的名下承接临港工程，共计承接工程7项，合同价是2.37亿余元。

　　贾某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接这么多临港项目，戴伟中肯定是在里边帮忙的。因此也是一直想寻找机会“报答”戴伟中。

　　当获知戴的儿子在美国读书后，贾某分别在2009年春天及2010年圣诞节，趁戴子从美国放假回来之际，约请戴家吃饭，并让别人给其子送上两次红包，共计两万美元。

　　“股迷”老总

　　然而，对于大量的受贿事实，戴伟中在法庭上只承认那些数额小的，对于780万元的房款、车位，戴却提出是借款，而非收受的贿赂。事实上，在公诉方的调查中，戴伟中在大量收受贿赂的几年间，其实还是有实力购买那两套房子的。

　　首先，戴伟中的年薪达60余万元，妻子的年薪则有10多万元。两人很懂得投资，很早就开始买房、投资股市。也就是说，两人除了稳定的薪水收入外，还持有股票和房屋出租的收入。 但令人困惑的是，2005年4月到2010年12月间，戴伟中竟在股票中投入了568万余元，而却不肯把钱款用来支付房款。

　　公诉人在整理资料后发现， 2005年4月3日，戴伟中家购买仁恒河滨第一套房子时，家庭的银行存款是26万余元，房子有6套，股票账户有21万余元；2006年7月13日，购买仁恒河滨第二套房子时，家庭银行存款仍是26万元左右，房子7套，股票账户有24万余元。 戴伟中的妻子吕立辰在证言中谈道：“我曾经劝他等股价涨了以后把股票抛掉，把房款还上，但是等后来他把股票抛掉后却还是一直没有还。而且我发现他还是一直把钱不断地投入股市。”

　　公诉人在调查资料中发现，2005年4月到2010年10月21日，戴伟中共在自己的证券账户中投入资金158万余元；2007年3月至2010年12月27日，在吕立辰的证券账户中共投入资金410万余元，加起来共计568万余元。

　　在庭审调查中，戴伟中及其辩护人均表示，股票是因为亏了钱没办法拿出来，不舍得“割肉”。但根据公诉人的调查，在2007年10月22日至2008年的5月12日，期间某个下跌较凶的时点，戴伟中反而在不断地投钱，期间共计投入92万元。

　　据此，公诉人认为戴伟中并非是被套牢而是在抄底；并非是亏得很厉害没办法拿出钱，而是根本没有考虑到还钱。

　　周密的“攻守同盟”

　　而另一点让戴伟中矢口否认的理由，可能是公诉人提出的在戴伟中和朱水忠之间存在的一个“攻守同盟”的约定。

　　2010年7月15日下午，临港集团纪委书记金钟接到上海市纪委的告知，说有人举报戴伟中，让临港集团配合调查。考虑到日后戴伟中知道此事后会怪罪自己没有告知，于是金钟当天晚上就约了戴伟中见面，并将情况告知。

　　提前获知信息的戴伟中开始准备，此时他决定将780万元做成借款的形式，以逃避纪委的调查。

　　于是，在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期间，戴伟中开始高密度筹集钱款，打算以连本带息的方式“还给”朱水忠985万元。

　　2010年8月，戴伟中让妻子吕立辰从股市中筹集了274万元资金，打到了朱水忠的妻子张美丽的银行账户。随后，戴伟中又将家中的另外两处房产变卖，加上向亲戚的借款，共计筹集资金710万元，在2011年2月打到了张美丽的账户。

　　但事实上，在戴伟中“抛售”房屋时，又因为挂牌价太高而无人问津，于是朱水忠得知后委托自己的朋友沈丽芳(音)出面接盘，并让欠自己钱的严勤伟(音)支付房款。

　　等985万元全部打入张美丽的账号后，戴伟中又告诉朱水忠，还欠哥哥150万元欠款，并给了朱水忠嫂子的姐姐杨倩(音)账户，让其把钱打到这个账户上。

　　于是，绕了一圈后，严勤伟共支付214万元到沈丽芳名下，最后转到张美丽账户，严还支付150万元到杨倩的账户(自此严和朱之间的债务结清)。也就是985万元中，有364万元等于是朱水忠出的钱。

　　当然，对于这一切，一开始两对夫妻都是矢口否认的。

　　但在四人的最终供诉中，均同时提到了在2011年2月18日，戴伟中将朱家夫妻叫到家中，拿出了一叠事先打印好的借条、协议，让几个当事人用不同的笔签名，“做全”借款的手续。 朱水忠证言谈道：在戴家，戴伟中向我们明确了，对于780万元，如果以后有人调查，就说是借款，并对一些细节做了约定。

　　朱也强调，事后多次对戴说起这件事，说“会记住的”，意思是日后会把钱还给他。

　　但在现场，戴伟中的辩护人并不接受这些说法。辩护人指出：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不够全面，朱水忠的口供起码有34份之多，被告有18份。口供前后的提法差别非常大，特别是集中在对本案关键利益认定上的说法。

　　针对口供差异，戴伟中在法庭上说：“我不愿意在法庭上来说这个问题，但是我应该说一句，这当中确实发生了某些情况。当时提到'你怎么样怎么样，对你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而且一直到他们的孩子离开中国国境后，他们夫妻俩才陪律师做出了这样一个所谓供述的情况。”

　　究竟辩护人言语之间所暗示的是什么遭遇？对案情有哪些影响？或许要等下一次宣判才能有一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