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优西快”成趋势 区域合作渐深入

　　(本报记者万建民 来 洁)“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东快西慢”格局发生根本性扭转，东部地区主动调控增速，集中精力优化发展，中西部地区开始大踏步赶上，经济增速普遍高于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继2010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超城镇居民之后，我国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取得的又一大可喜进展。

　　“快慢转换之间，不仅东部地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东、中、西各区域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说明区域协调的成果在今年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魏后凯评价说。

　　与此同时，借助各类经济区作为平台，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也大大提升。近年来，我国分别在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建设了若干经济区，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需求和地域特点，有所侧重地设立各类合作试验区、示范区，为推动区域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区域互动合作日渐深入，各自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区域协调发展包括5个方面基本内涵：一是区域间发展的差距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二是各区域、城乡之间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要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四是各区域综合竞争力能够得到有效地提升；五是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能够相协调。

　　专家认为，无论是“东优西快”的发展新格局，还是各经济区之间不断深入和频繁发生的互动合作，都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得到了明显增强。

　　中西部地区发展全面提速

　　在东部地区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今年中西部地区的表现特别抢眼。

　　从投资来看，1至10月份，东部地区投资增长22.2%，中部地区投资增长29.7%，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9.6%，中西部地区都高于24.9%的全国平均增幅。“对中西部地区来说，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尤其是西部地区，近年来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70%左右。”魏后凯说。

　　协调性增强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比较下的全国大格局中，在西部地区内部，发展格局也在发生积极变化。今年前3季度，贵州、甘肃两省的投资增幅都在40%以上，青海、新疆、宁夏、重庆4省区市的投资增幅在30%以上。值得指出的是，除重庆这一西部传统增长极因两江新区的带动投资继续大幅增长外，其余几个地区都曾是西部地区传统上的发展“短板”。

　　魏后凯认为，和上一轮西部大开发相比，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有了明显的变化，原来西部投资主要抓重点区域发展，经过持续10年的大投入、大开发，发展基础大大改善，一些薄弱地区开始“爆发”，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市)之间的差距也开始缩小。

　　从工业看，今年1至9月份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2%，中部地区增长18.3%，西部地区增长17.1%，中西部地区同样都高于14.2%的全国平均水平。按省区市来排名，重庆、四川、西藏、贵州4个西部省区市工业增加值增幅跻身前5，西部地区进入前10的还有广西、青海。除新疆外，西部11个省区市工业增加值增幅都在17%以上。这同样说明，西部地区的增长格局，已经从少数增长极的高速增长带动转变成各省(区、市)全面提速。

　　更为重要的是和前些年主要依靠矿产开发等资源型项目拉动不同，今年中西部地区发展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以经济增速第一的重庆为例，今年前3季度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达22.7%，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9%，成为最大亮点。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今年出口笔记本电脑已突破1000万台大关，这正是由于惠普、富士康、宏碁等IT巨头及一大批配套企业落户投产后，产能开始稳步释放，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原本没有多少电子信息产业基础的重庆，能够引来大批国内外电子巨头落户，说明内陆开发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东部地区调整增速优化发展

　　前3季度，北京、上海、浙江3地经济增速居全国倒数前3名，分别为8%、8.3%和9.5%，且北京、上海经济增速低于9.4%的全国平均水平，广东、山东、江苏等几个经济大省的增速也位于倒数前8名之列。

　　然而，在专家看来，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这正是东部沿海地区主动调控的结果，也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经历的“阵痛”，增长速度虽然与全国平均增速相比是慢了一些，但与这些地方进入了更高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增长。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认为，当前，北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特征已经形成。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既要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又要理性地为转方式、调结构的艰巨任务留出空间。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表示，正是认识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北京坚决放弃GDP挂帅，采取了控车市、调楼市、首钢退市等3大调控措施，着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发展改革委主任周波表示，尽管上海经济增速“减了一挡”，但转型发展却“快了一拍”：今年上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超过50%，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60%，投资和财政收入占比超过70%，利用外资占比超过80%。同时，上海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统计显示，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占三产比重，已从“十五”末的14.6%回落至今年上半年的7.9%。

　　以“小快灵”著称的浙江经济，面对资源短缺、银根缩紧、要素成本上升等压力，正在加紧调结构、转方式。以工业为例，虽然浙江前3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增幅低于东部平均水平，但反映结构和效益的指标却表现不错：高新技术产业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2.6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1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增长30.8%，比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高出8.1个百分点，新产品产值率由去年同期的19.9%提高到21.3%。

　　很多专家在具体分析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发展情况后认为，“东慢西快”只是经济发展的表象，东部地区增速放慢的实质是主动调控、优化发展，因此，“东优西快”才是今年区域发展的最大特点。

　　区域合作平台日益拓宽

　　东部地区优化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在于发展空间的拓展。

　　1月4日，国务院以国函〔2011〕1号文件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此后不久，《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相继获批，掀起了新一轮沿海开发的高潮，也使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发展，成了今年东部地区发展的一抹亮色。

　　11月10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公布，这是我国整个沿海发展规划最后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司长范恒山说，这意味着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实现了1.8万公里海岸线的全覆盖，我国关于沿海地区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至此，在我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从南到北，海南国际旅游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江苏沿海地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河北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依次排开，连成一个整体的发展带；在这条“金链”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像3颗钻石镶嵌其间，熠熠闪光。

　　从东、中、西、东北4大板块来看，东部地区各经济区串珠成链，不仅有利于生产力优化布局，而且也整体上推动了产业转移、转型升级，促进四大板块良性互动、优势互补。

　　范恒山认为，建设各种类型的经济区，突破行政区划界限，汇聚各地区力量破解仅靠一个地区难以解决的重大瓶颈问题，正在成为我国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途径。

　　放眼全国，各种经济区、经济带渐次形成，区域分工更加明晰合理，资源要素突破藩篱自由流动，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推动区域合作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魏后凯说，建设经济区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深化区域合作，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创新

　　在10月份举行的西部最大的投资贸易洽谈平台西博会上，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项目取代以往的基础设施、矿产品开发项目，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领域，传递出明确的“产业西进”信号。

　　东部地区优化发展，要素成本、环保标准等都在提高，形成一股产业转移的推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大大提高，产业基础大大改善，还拥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形成了一股承接产业转移的拉力。一推一拉之下，产业转移已是大势所趋。

　　“产业转移主体是企业，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政府也要进行积极引导。”魏后凯说。范恒山则强调，应以打破阻碍区域合作的体制障碍和制度壁垒为重点，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区域间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的制度体系。

　　一系列促进区域合作的机制正在完善之中。今年，第一部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面实施，提出了“9+1”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体系，即实行分类管理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农业、人口、民族、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9方面政策措施，实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

　　在财税方面，从2009年开始，中央财政加大了对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43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力度。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250亿元，相当于平均每个县得到了近6000万元的均衡性转移支付，今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资源税改革、环境税费改革正积极推进，水、电、成品油价格改革稳步推进，使资源性产品价格能切实体现开发成本、补偿成本及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平衡好资源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利益关系，促进区域良性互动。

　　区域合作的利益共享机制也在一些地方取得积极进展。在“珠三角”，产业转移园建立了转出地和承接地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一整套机制；在“长三角”地区，共建“异地园区”开创了产业梯度转移新模式；在更多地方，“飞地经济”创造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共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