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海外投资商业行为被政治解读 应更加主动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自由与经济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和冲突注定相伴随。在对外开放30余年之后，当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投资海外时，同样遇到了国外资本“冲击”中国时所带有的情绪排斥和玻璃门。不但中国的国有企业投资常被解读为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对外输出，连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未能幸免。

　　房地产企业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投资冰岛事件，即是其一。其身后，既有着“中国威胁论”的误读，也有着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对中国企业官商关系认知的模糊，这给民企的海外投资带来了困扰。

　　商业行为与政治解读

　　黄怒波竭力要告诉外界，他的投资行为是一项商业行为，而他是中国的一位民营企业家。

　　2011年11月25日，冰岛内政部部长奥格蒙迪尔·约纳松对外宣布，冰岛政府不批准中坤集团购买冰岛300平方公里土地的特别申请，并称这是最后的决定。

　　但黄怒波并不轻言放弃，12月20日，本刊记者从中坤集团获悉，投资一事并没有彻底泡汤，冰岛工业与旅游部仍在与黄怒波接触。不过，中坤的投资可能将转为半租半买的策略。

　　在此前的9月，黄怒波宣布要以880万美元从5位冰岛农民的手上收购一块3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外媒对这一投资事件的解读给黄怒波带来了麻烦。

　　在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描述中，这片土地是一片高原，有的不过是火山岩和荒草。中国商人为什么要在北欧一个人口只有35万人的小国收购一块如此荒凉的土地？报道说，“许多人怀疑，这位商人是中国在冰岛战略利益的‘特洛伊木马’。冰岛地处欧洲和北美之间，冷战时期在北大西洋的安全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后，假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附近北极地区的石油变得可以开采，海上能够通航，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将再度凸显。”

　　黄怒波则认为这些猜测毫无根据，收购冰岛土地的起因缘于他与一位北大校友的交情，而据悉，这位校友的夫人正是冰岛外交部部长。经济陷入衰退的冰岛极力向外招徕投资。黄怒波称待售土地的价格和北欧旅游开发是他的收购出发点。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收购价仅880万美元，加上建设酒店、度假区、高尔夫球场总计投资约2亿美元，而冰岛每年有几百万的游客。

　　对于中国战略利益的说法，黄怒波驳斥说：“你也不是买人家国土，是投资那个国土，因为第一你也不能把它买回来，搬回来；第二你也不能因此就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我的海军陆战队可以去，我的航母可以去，都不行的，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政治解读在冰岛内部也引发争议，党派之争使得冰岛内政部和旅游与工业部等部门官员之间意见亦不一致。在冰岛一家媒体的全民公调中，有65.6%的人支持这一项收购。

　　实际上，2007年至今，冰岛政府共受理25起外国人购地申请，不过，冰岛内政部部长解释那只是一些小规模的购买，这次黄怒波的购买规模“很大”。“比如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当投资涉及自然资源时，情况就大为不同。特别是在(我们)刚刚经历了经济萧条之后。请不要忘记，你来自一个大国，我们只是一个35万人口的小国，因此在资源问题上，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他说。

　　在这位内政部长的眼中，“在冰岛，我们不得不对那些怀有远大抱负的人存有戒心。因为冰岛近年遭遇的经济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种人的忽悠。”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则是支持黄怒波的，他说，“当冰岛淹没本国的山谷为西方的铝业公司供应水电时，没人谈到地缘政治上的影响。而当一位中国诗人想修建一座酒店时，人人却都像疯了一样。”

　　民营企业家与官员

　　在外媒的报道中，这位排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29位，身家达65.2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商人黄怒波被提醒“曾是一位官员”。暗指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意志。

　　以往中国企业投资海外，主要是国有企业主导。《经济学人》杂志对2004年至2009年11月中国企业已完成的172宗5000万美元以上的并购案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81%的海外并购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民营企业在并购交易总量中只占12%。

　　但这些投资的效果并不理想，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弱约束力和决策机制的不完善使得这些海外投资损失惨重。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形象在国际上常被解读是官员，执行着某种政府意志，这些国有企业被当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象征。

　　在资源类的海外收购中，中国国有企业财大气粗，也极易引发投资地的情绪反弹，中海油收购美国老牌石油公司优尼科，中铝并购澳大利亚力拓，均以失败告终。普华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封和平接受记者采访时即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使其对外的投资并购往往被其他国家当作是政府行为，这也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困难加剧的一个原因。”

　　而记者接触的黄怒波，在中国企业界中有着一个相对良好的外在形象，他热爱诗歌和爬山，也热衷于环保公益，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成员之一。对于生命的体验和企业家的精神黄怒波有着与国内其它地产商人不太一样的理解。

　　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倡导中国企业的新商业文明。“中国企业家要不再做机会式财富积累者，而且要懂得与社会妥协，要站在社会的立场思考，要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看到企业发展，要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对环境赎罪。”

　　对于自己的过往，“西方媒体大多数不了解中国的时代背景，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正在经历的几乎就是一个人人下海的时代，从政府中辞职投商的干部官员数不胜数，我只是其中一个。”黄怒波说。

　　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海外购块首次引起的争议，2008年，河南商人庞玉良曾耗资10亿元人民币购买了德国帕希姆机场，以及860公倾的土地。这个低调的河南商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盛传其有着“深厚的背景”，其尼日利亚国策顾问、经济顾问的身份也让人增添诸多联想。

　　而另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任正非，则长期被误解为有着神秘的军方背景，这导致华为在海外并购的时候非议不少，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流产。2010年5月，由于华为在事先未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收购一家创业企业的部分员工和知识产权，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又对它进行了追溯审查。

　　在新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史上，还未能产生一位能够真正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新商业文明形象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的国际形象片中，难觅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影。

　　应更加主动

　　曾几何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曾经历过浓重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情结，90年代初，海南洋埔保税区的设想即被认为是旧中国“租界”的复辟，最终在一片讨伐声中落寞收场。

　　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获利的国家慢慢褪去了以往那种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但其演变速度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国在外商投资数量剧增的同时，对外的资本输出道路却并不平坦。甚至在欧债危机这样的困难时刻，在德国的电视台上，对是否接受中国投资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中国民营企业的出海仍然逃脱不了民族主义和中国国际形象的制约，“中国人来了”的恐慌或多或少都存在。“你看我刚到吉尔吉斯斯坦说投资，好，俄罗斯的国防部来了，美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都特别紧张，认为你中国人到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投资就不要卷到一个政治角力当中，所以后来选择北欧，我没有想到北欧又出现这个情况，所以看起来民营企业要出去，还要有一点耐心和时间。”黄怒波说。

　　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海外改善国家形象上还需要做很大的工作，“你不要老宣传你多么强大，我们离强大挺远的，我们国企出去也不要宣传到处买了多少矿，不要有那么大的冲突，要说你到哪儿投资，要融合到当地去，必须要跟经济融合到一起，你才能挣到钱，才能解决国家的战略需要。”

　　“国际上老把中国妖魔化，所以它认为你所有的企业走出来，都是按照中国的战略。还是信息没有对称好，这个可能我们民营企业，国家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他说。

　　封和平则指出，“从另一个角度看，又表明我们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并购项目时，无论是企业的行为，还是媒体的宣传，都更应该强调并购的商业意义，强调对当地的社会责任，对全球环保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