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经济全球瞩目 人民币国际化汇改推进

　　记者李思 

　　在日前刚刚落下帷幕的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各方最关注的焦点仍是欧债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在危机持续的背景下，2012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黯淡。与此同时，中国则成为了另外一个焦点，在对全球经济不太看好的情况下，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经济寄予厚望。但是，2012年中国经济也面临复杂的形势，未来，中国如何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引起关注

　　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全球面临进一步遭受经济冲击和社会动荡的危险，这将大大削弱全球化所带来的进步，未来十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长期财政失衡和严重收入差距，在一些发达国家前途渺茫的年轻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依赖债台高筑的国家养老，贫富差距扩大，这些趋势有可能使全球化取得的进展功亏一篑。

　　而在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上，与会嘉宾的结论也都与之相近。2011年，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像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被到期的巨额债务拖累而导致经济下滑，失业率攀升。而在2012年，法国、美国、意大利包括日本等国债务偿还也将到达高峰期。

　　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巴里·扎尔茨贝格指出，美国经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经济的趋势，2012年美国经济会有适度的增长，虽然增长速度比较低，不像前几年那样强劲，但总体是稳定的。但如果美国经济有受到影响的话，那就是欧债危机的影响。

　　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表示，达沃斯论坛的总体共识是，2012年，欧洲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更可能是衰退，如果能够维持0%或者1%的增长，都是很了不起的了，但美国不会出现二次探底，在2012年会有2%到3%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复苏。

　　与欧美经济不同，嘉宾们更普遍看好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巴西开发银行行长科蒂尼奥认为，即使有欧债危机、即使美国经济增长缓慢，但世界经济还是会有3%的增长。这是由于新兴国家能够持续高速的增长，如中国经济可能维持8%到8.5%的增长、印度维持7%的增长，巴西的增长达到5%。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及美国安永集团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特黎也对此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放缓会持续几年时间，但中国等新兴国家会有较高增长率，更会成为全球

　　GDP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三四年前的5%至6%下降到2%至3%，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作出调整，解决经济问题。

　　“总体而言，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比2011年黯淡。”韩国前总理韩升洙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作了这样的总结。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

　　展望2012年，中国经济将会呈现何种局面？在外部经济疲弱的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也更为复杂：投资增速减缓、消费增长受限、房价下跌、流动性下降等，将使得中国经济将遭遇多重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认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多重冲击中最大的冲击当属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可以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提并论。尽管眼下全球各国采取了联手救市行动，延缓了危机的进程，使全球不至于突然陷入大萧条。但这些措施反而给全球经济复苏造成障碍，引发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高居不下等问题。

　　此外，中国内部市场也同样面临挑战和困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指出，海外经济下滑带来出口下降、投资增速减缓、消费增长受限、房价下跌、流动性下降等，都是中国今年会面临的严峻考验。在长短周期双重叠加压力下，中国宏观经济下滑明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则表示，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除了主动放缓外，也存在被动放缓的可能性。据其分析，三大风险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被动放缓：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尤其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经济恶化，进口需求减弱；二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与房地产价格下行，市场风险加大。2011年，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压低房地产价格，挤出房地产泡沫，但是如果泡沫挤得太多，很多地方房地产价格大幅下降，经济风险将加大，特别是银行的借贷风险将加大。三是将来物价上升或货币贬值、外资大规模流出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产生下行风险。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在出席2012复旦管院蓝墨水新年论坛时也表示，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的下行是不可避免的，下行依然是软着陆的趋势，可能会降到8.5%或以下。王小鲁认为，受内需不振、房地产调控和出口行业表现低迷的影响，再加上两年前经济刺激政策效果逐渐消退，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处于放缓的区间中。2012年中国经济会面临由于需求约束而导致的经济下行，首先是因为受到欧美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速会继续放缓。进出口未来会收窄。预估2012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长期以来，过高的投资率导致了持续的产能过剩。2012年如果中国继续实施刺激性的政策来推动投资，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看来，2012年中国GDP将回归常态化增长，预计全年的GDP会在8.5%，通胀变化趋势也将从2011年的倒“U”形转换到浅“V”形，通胀压力整体上明显小于2011年。“从总体情况看，通胀压力明显降低，地方政府去杠杆化仍将继续，房地产投资冲击继续释放，海外冲击在2011年底、2012年初显著加大。”巴曙松称。

　　8.9%则是李扬的预测结果。李扬分析认为，虽然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还是创了历史新高，但顺差、外汇储备增长都不如过去，全年对外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如此，保持经济增长就取决于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两个因素。统计结果显示，国内消费对

　　GDP增长的贡献是相对稳定的，甚至是有所下降的。而2011年投资较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000万套的保障房投入，但今年的计划是700万套，投资不容乐观。

　　李扬表示，“出口增长贡献已经开始是零，甚至是负。消费相对稳定，投资再下降，全年8.9%的增幅是很合乎逻辑的结果。”明年以及今后几年的情况有可能会比过去改革开放以来平均三十几年的状况水平要低一点。从增长的角度来说看到的是悲观的因素，从经济转型来讲是积极的因素。

　　和李扬一样，尽管对今年经济总体走势，很多学者并不乐观，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依然有亮点，巨大的改革潜力、城市化进程提速、区域重新调整分工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优势。

　　袁志刚认为，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无法及时消化总供给，表现为全球顺差和逆差的同步增长。总需求能力的减弱与全球分配法则的演变规律有关，而引发总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为此，中国经济转型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深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以此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袁志刚建议，推动土地资本化、推动城市化和人口集聚、推动资本与年轻劳动力及高回报的实体经济产业相结合、循序渐进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一条区域结构调整的道路，但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可以再快些。尽管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其他大部分城市却依然依靠投资拉动。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可以促进消费，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目前不少国内服务业还受制于诸多管制，包括金融、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依然缺乏国际竞争力。当务之急是减少管制，提高服务劳动效率，才能进一步释放服务创新的活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华民教授也认为，过多的政策干预可能造成经济增长减速，中国还有很多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解决。正如李扬所说，这次危机很可能是一个全球新经济格局的开端。现在哪个国家能率先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哪个国家就可以占领先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先推汇率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在2012年将向何方推进？日前，国家发改委、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在这份规划中，大幅扩容资本市场和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成为最重要的内容。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希望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

　　在业内专家看来，此举是人民币跨境使用进程加快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的关键。瑞银驻伦敦新兴市场外汇分析师巴努·巴韦贾就表示，中国已开始推动在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力图降低自己对美元的依赖，使用货币互换是比较慢的，但朝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对此分析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城市是否有能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流通程度有多高，美元、英镑都是世界储备货币。人民币跨境贸易或多或少地存在水分，但是人民币在亚洲地区贸易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快速推进，人民币开始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走出”国门。随着境外人民币存量的不断积累，需要为其提供多元化的“回流”渠道。而在开辟金融市场回流渠道时，除贸易、直接投资外，考虑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尚未完全开放，必须通过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民币回流，以避免对在岸市场的冲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副教授陆前进在谈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特别强调了人民币国际化需重视人民币回流的积极作用。

　　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最大问题，在于市场化程度缺乏。行政手段仍是调节金融市场的主要手段。其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便是利率市场化和建立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

　　沈建光认为，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与人民币的国际化相辅相成，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利率市场化的要点是体现金融机构在竞争性市场中的自主定价权。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使得国内金融产品无法准确定价。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市场化定价为基础的多元化的产品。三是，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过程中，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制，可能导致套利机会的增加和资本交易的波动，并将对政策决定产生不利影响，枉费过去自由化所作的努力。四是，促进银行体系内的竞争，为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国内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作准备。

　　据了解，目前为止，由于担心银行风险，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基本停滞不前。沈建光指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需要改革现有银行体系，积极探索退出机制，尝试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等。

　　而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成为一个完全可兑换的货币，更要成为储备货币，这就需要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沈建光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首先是资本管制开放，其次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再次是浮动汇率制，最后是利率市场化，这样慢慢一步步推进，到2015年，我们可能做到基本可兑换。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有机考虑，目前可以先做的就是放开汇率灵活性的改革。也就是先推汇率改革，然后再推人民币跨境使用。

　　沈建光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推行汇率灵活性最好的时候：中国汇改从2005年开始，其对美元每年按照5%左右的速度升值，正在逐步接近均衡汇率。如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那么强烈的时候，提高汇率灵活性，使得人民币不会猛然升值，让企业有一段时间来适应和熟悉这个变化，这是很好的时机。按照目前的情况，往年人民币对美元5%的稳定升值速度可能在今年有所放缓，在3%-4%左右。但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双向浮动的区间会增大。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也就我国的汇率与储备管理困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发展来改善，同时要尽量避免高福利的社会制度，通过技术提升和财富保护来“修炼内功”，吸引人才。同时他还提出建立上海离岸美元交易市场，通过人民币在岸市场的扩大和与之相应的离岸市场的回流机制建立，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处长郑红还指出，国际汇率监督的法理基础是汇率主权的让渡和争夺。当前的汇率监督体系可以概括为两大文件、一个目标(汇率体制的稳定)和两大支点(对汇率水平的评估和对汇率体制的监督)。而国际汇率监督的新趋势，是要扩大多边监督体系，并建立对金融部门的监督机制。所以，中国要根据国情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要通过强化技术分析和加快结构性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事务，来完善和应对国际汇率监管新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在“2012多重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高峰论坛上谈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时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选择应该是建立多元核心货币体系，而非以一种货币取代另一种货币。而成为国际货币后人民币必须承受贬值压力，由此，人民币国际化在政策层面上一定要慎重。

　　稳健货币政策以市场为依托

　　经济放缓对2012年的货币政策有怎样的影响？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对此，很多学者对“稳健的货币政策”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金融研究处处长刘斌曾表示，在当前欧债危机前景不明朗和国际金融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我国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促进我国出口企业的结构转型和扩大内需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依然十分充足，但是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依然沉重，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性质是微调和预调。

　　王小鲁也认为，货币政策有适当松动的条件，但不应该再度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现在非常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政策过度宽松导致的通货膨胀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教训，避免通货膨胀或者由于宽松之后产生的产能过剩，特别是收入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下，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的问题。王小鲁进一步指出，2012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年。在结构不平衡的条件下，不应该过度追求经济增长，不应该继续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来保增长，应该将重点放在结构调整，推进改革，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在2012复旦管院蓝墨水新年论坛上，沈建光分析指出，事实上，2010年时也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通胀贯穿了2011年，最终导致货币政策大幅度收紧。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要放松。而经济增速回落为此提供了更大操作空间。中国去年广义货币(M2)增长12.7%，社会融资总量一个季度也跌了很多，现在经济有放缓趋势，已经没有必要维持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

　　沈建光还预测，今年上半年可能至少有5至6次大幅下调准备金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对货币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表示，现在四大行垄断了所有资金来源，无法实现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两条通道。利率杠杆失灵，货币总量调来调去都调到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里了。货币政策历史上的最大特点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由此，无论货币政策怎么走，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红线就是一切以市场为依托。

　　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由于2011年是国际金融体系动荡发展的一年，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担扰都使得经济学家对国际金融治理提出了新的思考。

　　袁志刚在去年底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会暨“国际金融治理与世界经济展望”研讨会上分析指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导致这次西方债务危机的深层原因。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格局，或者说是全球红利的分享机制导致了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非均衡。欧洲的低增长无法满足西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公共福利的大幅攀升，从而引发社会危机，这也是造成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

　　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明棋教授也在该研讨会上提出，次贷危机过后，国际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国际社会对现行的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反思，但是并没有较大改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进一步紧迫起来，由此，进行全球金融体系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上的改革就刻不容缓。

　　这样的改革被称作国际金融治理，它根本目标是推动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现行的国际体制及其各项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形成的，在许多方面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然而，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兴国家应该在建立全球金融治理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去年年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世界经济复苏仍然缓慢而脆弱，前景存在不确定性。由此，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十分重要，新兴市场应该在国际金融治理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德国政府全球环境变化学术顾问委员会副主席迪尔克·梅斯纳在一次媒体采访时谈到全球金融治理问题时表示，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世界经济参与者俱乐部，G20对稳定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他建议，G20必须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贯彻实施有效的框架条件和整治措施，以实现稳定、透明和激励机制，从而限制短期和短视行为，并促进更多着眼长远的投资。与此同时，世贸谈判裹足不前，G20应为恢复世贸组织活力贡献力量。

　　而徐明棋的观点与此不谋而合。他认为，当前的金融治理要从救助稳定机制和救助资金来源与遏制市场操纵和过度投机入手，避免全球金融市场再次出现连锁性的收缩和震荡。他建议，在G20的框架内继续就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抑制市场操纵和投机进行磋商，通过制定详细的规则来规范国际金融活动。同时尽快落实G20戛纳峰会关于将金融稳定理事会地位提高的决议，与BIS和IMF协调，执行G20赋予的国际金融监管职能。

　　但事实上，距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球秩序尚有漫长的路要走，新兴经济体在现在和未来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曾指出，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增速强劲，但通胀压力在逐渐加大，经济持续多年快速发展后面临着过热的风险。在这位经济学者眼中，通货膨胀、经济泡沫等问题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大威胁。“有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已经达到6%左右，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出现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尤其是食品、食用油和汽油价格上涨，给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而在发达经济体，民众发现生活成本上涨的压力相对要小些。”因此，尤里·达杜什建议，新兴经济体应适当放慢经济增速。

　　经济隐患之外，新兴大国与传统工业大国的真正差距，在于其内部结构仍有严重缺陷。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坚力量，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

　　但仍然不能否认的是，未来10年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将会变为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西方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格局。这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教授潘英丽的观点。

　　而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崔远见更指出，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提升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