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声中三亚人的旅游季：商家抱着劫富济贫心态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全国骂三亚，三亚能骂谁——骂声中 三亚人的旅游季

　　　一过春节，三亚千夫所指。骂声一片中的这一个月，对三亚人来说，既最重要，也最难熬。

　　　商家抱着“劫富济贫”心态、工商交通濒临崩溃、地方领导一个中午跑五个饭局。了解三亚人在春节中的真实状态，或可更客观地解答：三亚何以至此。

　　“恭喜恭喜！终于过完年了。”龙年第一个工作日，三亚市各机关单位里，公务员们习惯这样互相问候，话语里尽是“节后余生”的味道。

　　热门旅游区大东海工商所公务员陈晨在春节黄金周后经历了每天不停“挤到爆”的投诉电话；三亚市政府的领导们也终于完成了一个中午甚至要陪吃五顿饭的“一年中最大的任务”。

　　而过完这个春节，黑车司机黄永生也就用完了他一年中最重要的挣钱机会，两个月下来，作为外地游客们又恨又怕的三亚“黑服务”中的一员，他小挣不到六千块。

　　作为真正的“原住本地人”，市民陈少鹏在春节后才从一百八十公里外的琼海市返回三亚——对于很多这样的本地人来说，春节等同于“逃难”。

　　这就是一片恶名之中，三亚人的龙年春节。

　　三亚人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每逢春节，他们必成为负面新闻的典型，从“天价客房”到“天价海鲜”，从“黑心导游”到“黑心司机”，网络上甚至掀起了一股“抵制三亚”的浪潮。

　　北纬18度稀缺的热带小城三亚，在从小渔村晋升地级市的第25年里，最头疼的有两件事：其一，人实在太多了。三亚市常住人口68.5万，其中市区人口20余万，春节黄金周涌入游客48.4万，相当于一个市民接待两位客人；其二，三亚和三亚人正在成为不光彩的众矢之的。

　　千夫所指之下，三亚的服务业人员、公务员、市领导和本地人的春节具体怎样度过，对于他们来说，春节为什么意味着一本从未念好的经？

　　司机、导游、海鲜店：“劫富济贫”

　　三亚只存在两种季节：淡季和旺季。淡季里，出租车大亮着“空车”的黄灯，在旧城区一圈一圈徒劳地转悠，干看着热闹的公交车眼红，海鲜排档的伙计们三两个围在餐桌上打牌，装海鲜的玻璃水槽里空得见底，一些门户干脆歇业大吉。海边一线海景房只星星点点亮那么几户，几如“鬼城”；每年十一月持续到第二年春天是旺季，出租车司机终于熬成了爷。

　　黄永生在三亚开旅游车，春节到元宵期间，他的战果并不理想，小挣了五六千。

　　无数旅游界前辈的辉煌创业史告诉黄永生，春节来三亚的，都是些有钱没时间的人，对价格不敏感，他们能抱着现金跟逛菜市场一样买楼，在免税店里强购，眼皮都不眨一下。

　　“来三亚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必须抓住一年中几乎唯一挣钱机会的群体：从导游、出租车、黑车、黑三轮、黑摩的司机，到景点、潜水点、购物点、海鲜排档乃至荒郊野外的一个水果摊。甚至五星级酒店门童也是掮客的一种，他们为司机招徕客人，油钱之外五五分成。

　　哪里回扣多，哪里客人就多。反之亦然。这年春节，黄永生听到亚龙湾热带天堂就烦，那些想观摩《非诚勿扰2》拍摄现场的年轻客人非要去，他就扭头干巴巴丢一句，“热带天堂不接待散客”，或者更狠，“热带天堂着火了”！而真相是——“热带天堂坏了规矩”，因为客流量太大，除夕当天它突然决定取消给司机们回扣了。

　　黄永生有自己的不痛快，以前开出租，要交三十几万的牌照费，每个月五千多的份子钱，同时面临数量未知的庞大黑车群体。他和河南老家来的老婆孩子，至今租住在港门村一间900块一月的居民楼里。

　　2009年，黄永生买了辆面包车拉客。跑一个多月，不懂行规的他被抓了。理论上要罚款1万到3万，慌乱中黄永生找到了靠谱的关系，3000块现金外加一顿一千多的饭局把这事摆平了。

　　他那些搞导游的朋友压力也大，没有五险一金、向旅行社交人头费买客源已经是二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了，常常接“填坑”团——没带团费不说，还得倒贴钱买客源，“你不接也有别人接”。按一米的坑等于人头倒贴100块算，春节最深的“坑”能达八九米，以四川、西北等地出手阔绰的游客为主，能不能把坑填满挣到钱，全看导游本事。

　　司机、导游和打工仔们自己更加清楚，这个在外地人看来漆黑一片的群体，也是些挣辛苦钱的人。在衣着光鲜出手阔绰的游客们面前，他们其实卑微、心有怨言，从游客口袋中最大可能地把钱掏走，几乎是他们本能的一种对抗。

　　海鲜店老板们对过年也抱怨：翻倍的进货价，用工荒，还有公共关系的维护。工商、物价、税务、卫生，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得打点，逢年过节请吃请喝。

　　三亚的游客普遍大方，进货五六十的石斑鱼，挂三百多一斤也有人瞄一眼就买了，一桌吃个四五千是常事。“外地人真阔气，花钱不眨眼，”一位海鲜排档老板说，“另外好多人花完钱反正都要开发票。”

　　黄永生们因此甚至有了一种劫富济贫的正义感，在他们眼里游客逐渐等同于两种人：暴发户和公款客。“你住洲际酒店的钱是公款吧？住洲际的人还因为几十块钱发牢骚？”

　　大家竞相甩开膀子干。黑车绕路提价、导游逼着客人买东西、海鲜店缺斤少两，作家慕容雪村从2006年起每年来三亚猫冬，寄宿在大东海瑞海豪庭，楼下海韵路全是海鲜排档，他发现门口拉客的总有几条大汉，一有客人发生争执，他们便瞬间变成打手。

　　劫富济贫几乎是这个群体的集体对外意识。参加沃尔沃帆船赛的广州人袁启聪把被黑车宰客的经历发到网上，但很快他遭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回复：

　　“你自己说，酒店有没有拿枪指着你让你坐这‘黑车’？”“有些所谓的名人借助自己的力量来恶意诋毁三亚的人！三亚人民不欢迎你！”

　　在黄永生们看来，既然是面对“暴发户”和“公款客”，宰了就宰了，没人因此有负罪感。

　　工商、交警、宣传部：胳膊跟意志一起崩溃了

　　2008年开始，三亚干部们就没有“过年放假”一说了。应对这个超负荷运转的小城，元旦前，市里就发布总动员，各单位一把手公开手机号，不得擅自离岗，重点单位如公安局交警大队、综合执法局、工商局等，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拿一把手的话说，“打一场保卫战”。

　　“从来没有一个地级市像三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临这么多问题，”三亚市委宣传部干部徐家说。自建设“国际旅游岛”的聚光灯投向三亚以来，每年春节三亚都是负面新闻的重灾区，2010年，东方文华酒店炒出了5.75万一晚的天价；2011年除夕夜，美丽新海岸小区因故障停电，常务副市长吴岩峻驻守现场，业主们被安排到酒店里吃饭看春晚，仍生气的业主要讨个说法，在机场通往市区的主干道上堵路长达5小时，直至警民发生肢体冲突。

　　2012年除夕，没有年夜饭甚至没有盒饭、没有春晚，三亚市的执政队伍，朝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开战。

　　首当其冲的是交通。三亚市车辆保有量16万，春节里，黑、内、川字头，甚至西藏的车都开来了。绕来绕去就几条主干道，遇上交通警戒，三亚市区就串联成一片红色，变成一个浩瀚而绵延的停车场。从大年二十九到初七，三亚共计交通警戒130余次，每次耗时10分钟以上。

　　任务量的增长速度远比交警编制快。交警吴浩明负责警戒路段的执行，边吃年夜饭边候着待命。他陈述了自己的两点困惑：一、接上级通知特别交通管制越来越多；二、他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级领导来了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了。

　　大东海的一位协警每天必须一直举手挥来挥去，几天下来，他的胳膊跟意志力终于一起崩溃了，找到吴浩明说：不干了，这活儿给五千块也不干了！目前协警的月收入是一千两百元。

　　工商局的使命是巡街，监督规范各商户各排档的经营，尽管也是240多人全员上阵，至少在“海鲜宰客门”爆发以前，市场还算和谐。

　　“就过了几天好日子，”大东海负责处理12315投诉的工商局公务员陈晨说。大年初七的一则微博(http://weibo.com)让春节的三亚不留神又火了：用户“罗迪微博”称，朋友“高先生”一家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将近4000元。

　　徐家说，尽管三亚的宣传部门历来对舆情有所监控，但“微博的传播特点还不了解，在学习中”。当宣传口一如既往以不变的“零投诉”回应变化的新媒介时，一众用户体验并不那么愉快的游客们被激怒了。

　　“好像脓疮被挤爆了一样，应接不暇”。陈晨说，投诉率报复性上涨，他24小时接投诉也处理不完。

　　三亚市旅游委副主任唐嗣铣一度对媒体表示，宰客门以来，他出门开会都不敢亮身份，“一公开就有人跟我现场投诉”。

　　这一劫后，富林渔村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海岛渔村海鲜城被处以50万元罚款，市委书记姜斯宪出面道歉。

　　私下里，陈晨认为三亚市是“被逼道歉”，“这不算宰客，三亚的东西本来就是这个价，我们本地人也觉得离谱。”

　　他的工资三千多，“如果没有集体分房，一辈子也买不起三亚的房子”，眼看着外地人推动三亚的物价一天天赶超北上广，自己的收入也不指望了。有时检查饭店，常常是游客豪吃豪饮一顿饭的消费，随便就顶上自己两三个月工资了。

　　“另一个版本的茅台酒”

　　人挤人的旧城区而外，自有一些舒展的去处。国家海岸海棠湾在建，已经有别墅打出广告——泱泱大国邦交的南海“北戴河”，售价高达1亿1栋。鹿回头、亚龙湾有成熟的五星级酒店群、高尔夫球场、游艇会一应俱全。

　　龙年春节，本地领导便驻扎亚龙湾，迎接各地来的尊贵客人。亚龙湾的酒店高管们高度紧张。一名管理层人员忙得没时间接丈夫的电话，重要的房间需要提前几天试睡，反复检查供水供电，保证每一个拐角都没有灰尘，贵宾一来，她连晚上睡觉也不敢脱衣服，就躺在床上，随时待命。

　　对于地方官而言，吃和喝都成为沉重的生理负担，每餐常常跑三四场，多时一顿饭要吃五遍。

　　“贵宾们来，对我们三亚也是很大的支持。”一名领导在接受采访时，思考之后这样表达。

　　旺季一来，三亚的领导最是忙碌，哪怕重要的工作会议也一推再推。北方一降温，这种紧张感就开始了。

　　一份文件显示，2012年元旦，有关领导日程安排如下：

　　早8：30出发，预计9：40抵达亚龙湾天域酒店，看望贵宾；

　　10：00，华宇酒店看望一名贵宾；

　　10：30，前往南山看望贵宾并共进午餐；

　　14：50，三亚湾假日酒店看望教育界贵宾；

　　15：30，阳光大酒店，看望贵宾；

　　16：00，机场迎接贵宾，晚8：00，入住鹿回头国宾馆。

　　很难统计春节间有多少贵宾来到三亚，只是大年初五海口大雾关闭了机场、大面积延误以后，三亚民航系统内部不少人感慨：要是这场大雾发生在三亚，急得跳脚的人可能遍布全国。

　　春节期间，多是企业家邀请朋友来三亚。某大型房企通常的接待规格是：高尔夫必备；海上运动要包艘游艇，一般是4000元每小时、带KTV的那种；很多客人喜欢海钓，夜里坐快艇或者游艇出海，天上有月亮，看着大海谈事情，一边钓鱼，如果浪不是太高，能钓出五颜六色的鱼，别有情趣。

　　一顿饭过万很正常。吃饭地点有时定在凤凰路上的贵宾楼。这家酒楼大堂挑高，进门是鎏金的龙椅，只设包厢没有大堂。春节期间消费最低七万起，即便正常价位也是500元每人起，一盘爽口萝卜皮68元，一瓶53度茅台酒4000元。有内部消息称，开车去茅台镇进了85万的酒，不到半年就售罄。

　　“可以说，三亚是另一个版本的茅台酒。”三亚市政府一位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北京市三亚区”“黑龙江三亚市”

　　三亚市民陈少鹏用“避难”来概括春节感受：芝麻大的城，竟然在三亚湾路堵了快两个小时；免税商店天天爆棚；菜市场的物价翻了三番。大年初四，忙完手头的事情，他赶紧带着一家老小去隔壁琼海“喘气”。

　　黎族人黎国兴还在为春节杀猪花了一千多块心疼。以前还养猪养牛，现在也没地可养了。他的村庄六盘村原是亚龙湾项目的所在，1993年被大面积征地，如今每个村民剩不到3分地。

　　很久以前，亚龙湾还叫牙笼湾，五星级酒店那带原来是一片防风林。三亚湾的海边长满椰子婆，没人的下午，一个椰子扑的一声掉下来。黧黑的男女在地里种瓜菜、水稻，傍晚时牵牛回家。

　　也许是2003年的世姐选举和“零非典”打破了三亚的平寂。那年以后，东北过来的候鸟逐年增多，开始有人开玩笑说，这里是“黑龙江省三亚市”。

　　2009年“国际旅游岛”让这改变更加剧烈。一切重新命名，“狗岭”改了“凤凰岭”，“田独镇”改了“吉阳镇”，高楼哗哗立起来，长得比棕榈树快。人们改口说，这是“北京市三亚区”了。

　　本地人原本很淡定，当地习俗是在自家地上一砖一瓦盖房子，海边的高楼他们不稀罕，海边潮，家具容易坏，还怕台风。2010年炒楼热一过，等到圈地的起高楼的炒楼花的外地人赚得盆满钵满拍屁股走人以后，本地人后悔了。这时三亚已经被商业文明席卷，处处是一夜暴富的神话，物价房价都国际化了，本地人再也追不上，他们只能在老茶馆里感慨全海南都吃不到3块一碗的抱罗粉了，或者公交车凭什么从1块钱涨到2块，再者去医院照个X光要从上午9点排到下午4点。

　　春节以后，陈少鹏在微博上看到三亚人又挨骂了。“其实好多本地人比游客惨。”他引用网上一个三亚人的自白说，本地人现在的出路通常是“两员”：公务员和服务员。本地人依旧活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县城模样的旧城区，外地人去的地方才叫“国际化”。相形之下，本地人忽然矮出一大截：本地人普遍学历低，本地人住不起亚龙湾，本地人炒不起楼也再无机遇，甚至出租车都不肯拉本地人。

　　在乡下，村里人与命运抗争的手段是卖地——不管卖给政府还是私下卖给外地人。他们先天性缺乏做生意这根筋，卖地发财以后，有人继续猛盖房子，希望得到更多租金或补偿；有人用钱买一辆“琼B”的豪车，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很快殆尽；还有的人染上了赌博习惯，甚至吸食毒品，没钱了就上街抢劫，成为三亚市严峻的社会问题。

　　三亚市政府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春节期间价格补贴，给城市居民盖保障房已经连续第六期了，农村在推动城建村的改造等，“问题是和现实的差距还是大，现在一个月一两百块就了不得了，这些都是杯水车薪。”一名三亚市领导表示。

　　黎国兴的村庄里，上个世纪的安置房墙体白漆已经发乌，大面积剥落，还漏雨，目前正积极申报危房。这个村庄并不景气，一千多口人，没几户安得起空调。村里人有的在亚龙湾当服务员，有的去城里开摩的，有的搬个凳子去路边卖槟榔，每天挣十来块钱。村里孩子普遍只读到初中。

　　这个春节年味很淡，黎国兴的老婆在亚龙湾瑞吉酒店做保洁，15岁的儿子没读书了，在铂尔曼酒店给客人推香蕉船。去年黎国兴最后的田地被亚龙湾高尔夫球场征用，几经争取，又拿到6000元补偿款。他用这钱买了块一千多的金色手表戴上，一台美的冰箱，春节再去田独镇买只猪，也不剩什么了。

　　在海量涌入的陌生面孔中，在一片热闹喧哗中，这些最古老正宗的原住民，现在成了外来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司机黄永生、公务员陈晨、宣传部徐家、交警吴浩明、本地人陈少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