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言收入分配改革：财富多让个人自主分配

　　早报实习生 欧昌梅

　　早报记者 宦艳红 周祺瑾

　　历年全国两会，“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各大网站的两会热点调查中，这一话题的关注度再次名列前茅。

　　“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发放4万亿元消费券”，“国企每年让利1万亿元，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本住房保障等社会公益领域”，“大幅减税1万亿元”，“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以调节贫富差距”，“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像往年一样，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在牵扯收入分配改革的各个层面，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

　　决策者也作出了有诚意的回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列为重点改革任务之一，并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每年两会期间都呼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最近建议，尽快形成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具体确定改革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方案要具体化，包括建立工资谈判和协商机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行财政公开等。

　　改革难点

　　庞杂的利益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导致收入差距形成的过程，二是形成后怎样调节的问题。现在老百姓意见比较大的，不止是这个差距形成的结果，他们更关注的是差距形成的过程和原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系税收教研室主任刘颖说。

　　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权衡指出，早些年二次分配问题较多，近些年初次分配问题比较突出。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贡献和回报的比例是不协调的。”权衡说，现在的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收入按贡献大小分配，但户籍制度等的制约，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不高。而在现行收入分配制度下，劳动和资本的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扩大，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体制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土地买卖没有市场化，征地的时候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进行补偿，而征过之后卖的时候是按照市场价格，中间价格差距巨大，有些人群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保障。” 权衡说。

　　“问题的解决，要从根深蒂固的体制突破，从产生的过程中着手。”刘颖指出，政府政策不透明，管理手段不到位，对垄断行业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收入差距的拉大。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今年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

　　据权衡介绍，国内居民目前收入主要有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目前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的70%，财产性收入占比很少。

　　迟福林在今年递交的《关于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提案》中写道，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涉及多方面深层次和结构性的体制矛盾，并不是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所能够解决的。因此建议与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相配套，本届政府任期内应出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方案。

　　迟福林建议，考虑到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税收、国有垄断行业、公共服务领域等多个部门，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组成收入分配改革领导小组。

　　迟福林强调，这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在权衡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情况下，果断决策，尽快推出。

　　改革方向

　　调高、提低、扩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说，要缩小收入差距、分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改革的内涵相当之广，涵盖的内容很多，有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厘清方向至为关键。

　　“提低扩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式，多年来一直是改革圆桌上的热门词。迟福林说，收入分配改革关系到消费扩大和社会公平，“调高、提低、扩中”的思路早已明确。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当前我国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努力的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告诉《人民日报》，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内需、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要扩大内需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比重，实行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解决中低收入者家庭的后顾之忧，“大家有钱了，就敢消费，能消费。”

　　“说到底，是要缩小收入差距、分好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郑功成说。

　　郑功成认为，中国宜采取中医式“抽丝去病”与西医式“外科手术”相结合的一揽子措施，切实扭转利益严重失衡的分配格局，将财富“蛋糕”分配好。“提低扩中”、缩小收入差距，不能贪功冒进。

　　“制度改革是顶层设计，发展中小企业是增长层面，社会政策是大方向的指导，这三方面要协调。”权衡说，公平要从一开始体现，城乡之间的差距是机会的差距，乡镇教育跟不上城市，劳动力素质、就业能力就会落后于城市。

　　郑功成的观点是，初次分配改革宜积极稳妥、小步渐进，重要的是尽快给人以稳定的预期。再分配涉及公共资源，要在公共支出结构调整上做文章。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诸多代表委员的一致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建议，要合理调整财政收入划分格局，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要素市场分配制度，除必要的领域外，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确保教育、医疗、交通、环境、能源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关改革推进进程中，“坚持‘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建议，社会财富多让个人自主支配，中国不能重蹈欧债危机国家的覆辙。

　　在名为《减税是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廉政建设的当务之急》的提案中，李剑阁指出，这几年社会福利开支提高很快。这对于补偿历史欠账、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是必要的。但经济学和经济实践告诉我们，通过财政实现二次分配尽管有利于平抑收入差距，但行政管理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资金常常在各个环节流失，而并不能公平合理地分配到个人。政府过多地主导社会财富分配，也必然会引起各种寻租行为，腐蚀政府的肌体。同时，一味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必然会弱化市场的分配功能，降低社会活力。“这就是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现在正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初次分配环节

　　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就业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存在的问题，要从金融部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产权改革等方面入手，更要从发展中小企业着手，跳出分配“收入”的思维。

　　“提低扩中”的根本，在于增加就业。收入分配改革，涉及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存在的问题，要从金融部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产权改革等方面入手，更要从发展中小企业着手，跳出分配“收入”的思维。权衡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更重要的是要跳出“分配改革”的范畴，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发展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在岗位上依靠自己创造收入，积极性会更大。”权衡指出，日本在1950年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法可以借鉴，制度的改革是改变原有存在的问题，而发展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是治理问题的根本，是增加居民自己创造财富的机会。

　　城镇化的潜力亦不容小觑。部分委员代表提出，稳妥推进城镇化，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认为，这样会使中等收入者占居民的主体，会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中。“任务非常艰巨，但必须做起来。”

　　从务实者的角度出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预计，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首要着力点，是建立健全工资正常增长和制度保障机制。

　　这点已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扩大就业、鼓励创业的政策空间很大。比如给予低收入家庭低息创业贷款，对于吸纳劳动力较多、工资上涨较快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等。”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这样告诉《人民日报》。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信息，2010年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2011年有24个省区市上调该标准。朱征夫认为，比照“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有关规定，这样的频率已经到位。但横向比较，多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仍达不到国际上通行的占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调整还应更快些、幅度还应更大些。”

　　“底线”要调高，工资总体水平也应得到提升。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政府应该督促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他建议，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

　　再分配环节

　　降税费、开征遗产税

　　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中国近八年来首次打破“保八”惯例，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同时，今年预算安排全国财政收入113600亿元，增速为9.5%。新华社称，“9.5%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是近几年首次超过经济增长目标。”

　　为中低收入者减负，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题中之义。

　　2011年中国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着眼减轻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直接税降下来，间接税也应跟进。”朱征夫介绍，2011年中国全部税收收入中来自企业缴纳的税收收入占比高达92.06%。这些税收都被打入企业生产成本，反映到物价上，增加百姓生活成本。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它们发挥吸纳就业、增加职工收入的功能。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名义指标有望增至22%左右，加上其他政府财政收入，全口径的宏观税负约达32%。虽然中国总体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与国际比较，不能认为已过高，但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中，间接税比重过高，而由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过低。这是当下税负痛苦的症结所在。

　　贾康说，中国目前税收来源的70%左右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间接税直接嵌入商品售价，通过价格渠道转嫁，成为公共财政收入的主体，决定了税收负担实际上成为消费大众的负担，易引发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贾康说，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了较多的给公共税收作贡献的群体。在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中，税收调节的再分配作用没得到应有体现。因此，需要推进以低收入、小微企业、实体经济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

　　政府雄厚的财力，令外界对财税体制改革颇多期待。

　　2003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财政税收年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的10至20个百分点。李剑阁提出，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中国近八年来首次打破“保八”惯例，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为7.5%。同时，今年预算安排全国财政收入113600亿元，增速为9.5%。新华社称，“9.5%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是近几年首次超过经济增长目标。”

　　不仅如此，今年中央财政将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2700亿元，这也使得中央财政可安排的收入总量达58620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可安排的收入总量达到116300亿元。

　　政府财力雄厚，迟福林建议，应尽快出台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注重通过控制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实行结构性减税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探索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等新税种，发挥财税体制在再分配中的杠杆作用。

　　据法制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石英在本次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征收遗产税以调节贫富差距。

　　石英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征收遗产税的条件：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有96万个千万富豪和6万个亿万富豪，分别比2009年增长9.7%和9.1%，其平均年龄分别为39岁和43岁。

　　石英说，目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征收遗产税就是努力从结果公平到起点公平，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开征遗产税还可以弥补个人所得税无法对存量财富进行调节的不足，对富人在一定时期内聚集的财富进行调节，达到实现收入再分配和结果公平的目的。

　　石英还建议，在税收模式选择上可以采取总遗产税制。所谓“总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总额综合进行征收。规定有起征点，一般采用累进税率，不考虑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和继承的个人情况，把征税对象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分别规定相应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