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改涉及民众利益 专家称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济南市民李欣最近一直在关注以家庭为单位征个税的问题，如果这个政策能早日实现，李欣可以比同事少纳不少税，因为她的家庭负担太重了。从“馒头税”、“月饼税”，到个税起征点提高，李欣发现，税收离自己并不遥远，用她的话说，“税收不仅仅是企业的事，和草民也息息相关。”李欣希望，中国的税改能多多让利于民，减负于民。

　　今年全国“两会”后，税制改革中的结构性减税中，个税按照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广受关注。日前，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已准备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

　　民众“税意”在觉醒

　　今后的税改要更多地给老百姓交代，尤其是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税改。中国民众“税意”的觉醒预示着未来中国财税改革博弈成本将提高。

　　李欣在省城一家效益不错的单位工作，月收入6000元左右，惹得不少人羡慕。但在个税问题上，李欣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同样是月收入6000元，两个三口之家，但我和同事的生活水平明显不一样。我公婆是农村的，我和老公要养着公婆、女儿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完全没有收入的，每月还要还2400元房贷。我同事的父母都有退休金，家里两套房，无房贷。我们的家庭收入明显低于同事，但和她交一样的税。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计征个税，我觉得更公允些。”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主任、财政税收教研室主任李齐云举了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同样是三口之家，一个家庭只有一人有工作，月收入4500元，需要缴个税；而另一个家庭三口都有工作，每人月工资3500元，不用纳税，这显然有失公平，以家庭为单位征税更为合理。”

　　如何征个税才能更公平，李欣点着笔想了想，“至少应该把抚养费、赡养费等扣除。”

　　李欣的工作和“税”毫不沾边，以前，她认为只有企业老板才关心税，现在，税改的每一个小环节都牵动了她的神经。“我虽然不清楚具体交多少税，但普通老百姓的涉税账单也不可小觑。”

　　省城注册会计师孙先生这样评价普通老百姓与税的关系。“只要老百姓买东西，就要为间接税买单。” “大家熟知的买车要交车购税，每年还要交车船使用税，加油要付燃油税，个人收入要交个税，这些都是直接交的，更多的税是间接税，虽然不是消费者直接支付的，实际上最后承担的还是消费者。”

　　像李欣一样关注税收的人越来越多，无怪乎专家称，中国民众“税意”的觉醒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往只要国务院通过，财政部、国税总局等相关部门协商，下发一纸公文就能搞定的税改，以后恐怕就不行了。”财政部财科所财税专家孙钢称。

　　税改会越改越多？

　　税改纠结的是整个改革中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好的税改要坚持惠民原则，坚持效率与公平不可或缺。如果不能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就难有寸进之功。

　　中国的税改牵动着各方神经，有人担心：税改会越改税种越多，税负越重。对此，有专家表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2012年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如个税调整、小微企业减税以及降低部分产品的关税等，但房产税改革、环境税开征等，方向都剑指结构性加税。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表示，虽然2011年已拉开减税大幕，但税改力度不够，2011年税收增长是GDP增长的近3倍。因此，“十二五”期间，大家不要对“大减税”有过高的期望，要量力而行，不能重蹈欧洲“高税收高福利”的陷阱。

　　刘桓认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减的是整体负担，增的是品种和数量。我国资源环境和财产方面的税制设计最薄弱，今后环境税、碳税以及房产税都会推出。

　　“一方面，居民需要政府公共开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求税收越来越少，但政府不能靠印钞票来维系公共开支，因此，我不太主张笼统谈减税，应考虑财政的整体布局。”

　　刘桓提倡，与居民直接相关的消费品，尤其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要下调。个税的起征点可以和CPI挂钩，应有地区差别，还应按家庭人均赡养系数扣除，和百姓的必要开支有关系的，比如买房、教育都要按必要性扣除。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思路很对，但力度还不够。“目前的措施多数还维持在百亿、十亿水平，未来应提高到千亿水平才行。减税的重点可以放在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上，这部分人户数多，但缴税总量较小，未来减税空间还很大。”

　　温家宝总理也曾言：“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为此，温总理提出将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无怪乎有业内人士提倡在中国征收“梁稳根税”。该人士介绍说，“‘将你从政府那里得来的还给政府’,这是美国富豪巴菲特呼吁美国政府对富人们加收‘巴菲特税’,我觉得中国也应征收‘梁稳根税’。2009年，美国最富裕的10%家庭承担了70%以上的个税缴纳义务。同年，中国工薪族缴税占个税总收入的50%，与此相反，中国富豪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并超美国成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这不利于社会公平。”

　　税改不止是减税

　　因此，税收的“痛苦指数”，关键不在于“指数”，在于“痛苦”：税收很高不一定痛苦，税收低不一定不痛苦。

　　为了让孩子上一个理想的小学，市民王女士已经请了三拨人吃饭，“平时再怎么牛的人，碰到孩子上学的问题也得装孙子，优质教育资源这么少，只能削尖脑袋发挥各种条件往好学校里挤。国家收那么多税，怎么不多办几所好学校！”

　　王女士的话反映了很多纳税人的心声。看病贵、养老没保证、失业后生活无着落、教育费用高，这些财政负责的问题，在中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这让很多纳税人觉得国家税收没用在刀刃上。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税收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有剩余的财产。”

　　财税专家安体富认为，如果政府能为纳税人提供充足且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征收较高的税收，纳税人仍然不会感到税负重，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保障等民生财政方面投入不足，纳税人就会觉得税负重。正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宏观税负水平的不对称，才使得纳税人产生税收负担偏重的感觉。

　　不少专家指出，还富于民不能拘泥于减税二字，也需要完善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等问题。

　　社会学家梁发芾曾尖锐地指出，由政府主导的税制改革难以遏制其增收冲动。如果地方政府增税的愿望落实，则民众税负无疑会加重。新华社也曾报道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一个极限，调节分配格局需要双管齐下，一是通过税收的调节功能，“抽肥补瘦”，在居民之间进行调节；二是要调节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还利于民。

　　房产税在哪继续试点？以家庭征税如何破技术难题？

　　税改悬念有待破解

　　税改属于二次分配改革，要抽肥补瘦，瘦的自然愿意，肥的可是百般不情愿，阻力重重。

　　刘桓认为，税改面临体制上的障碍，首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增值税扩围，地方权力会进一步缩小，这是税改不可绕开的障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我国税收制度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和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两大块构成的税制体系。鉴于当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大，所得税对应的直接税占比相对偏小，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2012年，我国将适当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下一个试点城市将是哪里引人瞩目。上海成为首个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效果如何？改革如何深入？资源税改革是否扩大到煤炭？环境税如何酝酿？城建税改革如何推进？一个个问题悬而未决。但每一个改革，都注定是鲨鱼之间的博弈。

　　就拿眼下炒得火热的“以家庭征税”，改革尚未进行，质疑声已成一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安体富就提出：“能按家庭来征税固然很好，但当前并不具备操作可能性，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上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安体富分析，在技术上首先要解决三个难题：第一是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性非常大，有可能夫妻双方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又比如夫妻双方正在闹离婚，那么家庭个税由谁来申报？第二是老人家庭如果有多个儿女，那么这对老人夫妇就可以减免税负，但该算谁的？第三，中国人的隐性收入缺乏监督，信息无法全部联网，如银行、公安部门和税务机关的联网，要如何才能做到信息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