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是思想解放体制创新 地方监管面临考验

　　体制机制的突破和细则层面的突破，才能真正让温州“金融特区”坐实

　　记者 方迎定 黄深钢

　　国务院批复的改革方案与浙江省最初的“讨论稿”，有些不同。

　　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参与了最初方案的讨论，他透露说，温州市去年10月就拿出了改革方案的“第一稿”，后来几经讨论，并且由浙江省负责人到北京进行沟通，才形成了上报的最终方案。

　　“比如，一开始的方案里，有利率市场化改革方案这一项，但后来在和部委沟通的时候，相关部委认为，还没有形成共识的，就不要报上来了，因此后来在上报的方案中，就没有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内容。”钱水土说。

　　“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温州不适合单独搞利率市场化，它不适合在某些地区做。”曾两次参加早期试点方案论证的浙江银监局副局长包祖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透露，“但温州最初的方案还是将利率市场化的内容报了上去，这不是说我们地方的认识不够，而是认为应该从基层报给中央一个声音。利率这件事是影响到我们金融运营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

　　钱水土还透露，最终的方案中，没有上报的还包括“设立科技银行”等民营银行的方案。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浙江和温州市采访中了解到，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是温州这个“金融特区”如何尽快取得实质突破，如何尽快坐实的问题。 “我们也在等待细则。”4月11日，浙江省政府的人士表示，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动员大会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将在近期召开，届时温州金融改革的细则有望正式公布。

　　按照当初目标，经过5年的努力，温州市将构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吸收更多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改革；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完善专注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切实改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同时到2015年，温州金融业增加值达到720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21%，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15%左右。

　　“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温州金融改革的目的就达到了，温州‘金融特区’的地位就得到了稳固和客观确认。”浙江省一位经济专家说。

　　最大“亮点”是鼓励探索

　　在会场、报纸、网络等多个不同舆论场，记者听到、看到的最多议论是，这次的“十二条”究竟有哪些亮点。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教授应宜逊等专家认为，开放个人境外直投是“最大亮点”。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认为，“亮点在于对于小微金融企业的强调”。

　　钱水土说，有些人认为“十二条”没有实质性内容，其实是误解。“国务院明确要求‘浙江省要成立工作组具体负责实施改革方案’，也就是说允许你在大框架下自行设定细则，如果国务院把细则都出了，那是不是没有细则就不能干？这不更束缚改革吗？”

　　对于这次改革试点，各界普遍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有着“改革开放排头兵”、“民间资本风向标”之称的温州获得的最具价值、最有挑战的一次思想解放行动和体制机制创新试验。

　　一些学者同时认为，谁将主导这次改革？地方政府能不能有效协调长期由中央垂直管理的大型金融机构？这是关系着改革能否成功的基础命题之一。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试点获批后，温州相关领导高度重视，目前已经列出了20来条一揽子试点方案，让不同量级的民间资本进入不同领域，并通过搭建专业服务平台，引导民间资本流入实体经济。

　　张震宇透露，温州将进一步加大村镇银行的开办力度，3到5年内让村镇银行达到50个，每个中心镇都有；小额贷款公司100家，同样每个中心镇都要有，等等。

　　实施细则期待“含金量”

　　3月28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后，温州市政府金融办立即围绕金融改革12项主要任务，初步制定了“一揽子”实施项目，着手制定金融改革实验区首批20余个项目的实施细则。

　　而在去年，温州市政府就制订了的加快金融业创新发展的“1+8”方案，其核心包括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温州股权投资业发展、做大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试点、温州银行发展规划、温州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总体推进以及温州地方金融监管中心等方面的内容。

　　温州市政府新闻处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12项任务只是“一个框架”，温州市政府需要在这个框架下进行项目的细化和明确，如怎么实行境外投资，如何设立村镇银行。“这只是改革的一个试验，摸着石子过河。”他说。

　　一些参与浙江省、温州市早期试点方案制订的专家认为，12项任务最后到底能起到多大的实质性推动作用，还要取决于政策的细化以及跟金融相关的其他配套政策出台。

　　欧联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的董事长李建江说，“法律问题是关键，哪些金融领域可以进去，这个一定要规定清楚，民间资本浮出地面，必须有合法的环境。”

　　“改革之前制度就要先行设计出来。如在进入村镇银行方面，现有的法条的修改就包括市场准入、持股比例调整等。”温州某监管当局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在温州市原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看来，条文中一些表述仍嫌模糊，当前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即是一例，如何“依法进入”也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家和民间资本疑虑的关键问题。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温州监管层人士也表示，作为监管部门，无法可依的东西是做不了的，因此法条必须在具有试验性的同时又非常明确。“没有实施方案，我们现有的法条没有办法操作的。这个困难是比较大的，还是要在更高层面有一些制度设计与一些实施细则的。”

　　而叶檀认为，“现行体制对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的管制过死，但中央政府已给了地方对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的现行规则进行修改的空间，比如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和资本金的来源等内容进行市场化的改进。”

　　同时在方案中缺少了一块大型银行的作用怎样发挥的问题，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的人士表示，“这么重要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如果离开了大型银行的作用发挥，我想这个试验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另外，大银行的综合化经营、集团化经营优势，比如说像银行有保险、基金公司、租赁公司，这些资源怎样参与到改革试验区当中去？这些，都需要实施细则的确认。

　　“现在大家还在等。实施细则还要经部委会签，再经国务院同意。”接近银监会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地方监管考验

　　“温州人是喜欢赚快钱的。”程惠芳说，如果金融改革后还要赚这个快钱、热钱，监管风险就可能会比较大。“为什么金融中心放在纽约、上海、东京等这些大城市，除了人才的支撑很强，监管的机构齐全也是主要因素。”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国际业务部经理孙天宏说，“温州人追求高风险高回报，它对回报率的要求是百分之三四十，而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一般能达到个百分之十八就很好了。温州金融试验，风险管控非常重要。”

　　既要让民间金融活跃起来，又要避免金融风险，金融监管成为温州金融试验的重要一环。农业银行浙江分行营业部总经理陈庆飞建议，对民间金融要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过去都是地方行政部门监管，往往没有相关的监管能力，现在要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之下。

　　村镇银行、个人境外直投试点等，都面临新的监管难题。“比如说民间村镇银行，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又把这个资金转到国外去了，这个事情是必须要防范的。原来是渠道不通，现在一旦通了以后，可以用各种途径出去了，这个怎么监管？”程惠芳说。

　　据悉，目前温州已经把金融风险的防控体系作为改革重点来推进，成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把经信、公安、财税、商务等相关部门纳入其中，加强对非持牌类金融组织、融资性担保公司等融资中介机构和寄售行、投资机构等市场主体的管理，防范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重点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查处力度，坚决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