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电定价不合理 外资电力巨头撤退

　　外资电力巨头的撤退，映照出中国电力市场里的种种光怪陆离。

　　“中国电力市场的规律是，幸福的都有各自幸福的理由，因为实在太少，每个都是个例；不幸的原因却基本相同——煤电定价不合理。”

　　最后的守望者也要走了

　　中国电力市场缺电、缺钱、缺技术时，各地给予外资电力公司“超国民待遇”，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前来。

　　进入2012年4月，国资委在制定一份利好于电力行业的“十二五”央企注资规划时，全球最大独立供电商美国爱依斯电力(AES)正悄悄打包其在中国的行囊，准备离开。

　　一个月前，有报道称AES已聘请一家投行担任交易顾问，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中国业务，交易价格在3亿-4亿美元。4月，《能源》杂志披露，阳城国际发电有限公司是AES在中国控股的最后一家仍在运行的火电厂，且目前正寻求出售。

　　AES中国公司的网站，目前已经无法打开。2012年4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华贸中心1座的AES中国总部，见其办公室内员工寥寥，前台接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于AES目前正在进行的业务调整，全球总部已经通知我们不做任何置评。”

　　AES美国总部全球媒体协调专员Lucas Bushman没有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约请。

　　“AES打算整体出售中国资产，脱离中国市场，这事业内都知道。”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一直关注外资电力公司的在华动向，“和它一起来的基本都走了，AES算是在中国奋斗最久的外资电企，政府应该给它发枚奖章。”

　　AES离开后，中国的外资电力企业仅剩法国电力公司。目前，法国电力重点倾向于在华发展核电，其在中国的火电厂仅有广西来宾B厂等BOT特许专营项目。

　　火力发电行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2001年入世之前，就已对外资开放的行业。1993年，AES成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电力公司。

　　“齐鲁滨(时任AES中国区副总裁、首席代表)曾经来找过我，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2012年4月17日，中国电力联合会内部人士康乔(化名)在办公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AES刚进入中国市场时，曾把这里看作重要的战略据点。”

　　初进中国时，AES主要以合资建厂的方式在华办电厂，合作对象为国家或地方电力公司，并与当地用电企业签订购电合同，议定最低购电量和电价计算公式。

　　当时中国电力市场缺电、缺钱、缺技术，电力投资严重不足。为了引进外资，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开风气之先，给予外资电力公司“三保证”优惠政策：保电量、保电价、保回报，许以外方固定的投资回报率(高达15%-20%)。

　　稳赚不赔的市场机遇吸引了众多投资者前来，1998年底，经批准设立的外资电力公司共有39家。据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到1997年达到14.5%的历史高点，外资电厂装机量占总装机量的12%。

　　康乔回忆说，按国家规程规定，6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建造时间是36个月，但当时很多电厂都只建了20个月就交付使用，“早一天发电就多赚一笔钱”。

　　“收起红地毯”

　　电力过剩后，中国开始对外资企业“收起红地毯”，多家外资电企撤离中国。

　　一波外资电企投资中国的热潮之后，1998年，中国出现严重的电力过剩，电力投资政策随之由鼓励变为限制。

　　根据发改委的要求，各地逐渐取消了对外资承诺的固定回报率政策，当初的合资合同中规定的发电小时数和最低购电量也不再得到保证。一些外媒当时称，“中国开始对外资电力企业收起红地毯”。

　　“15%的回报率靠什么支撑？必须是年允许发电5500小时这样的硬指标。但电厂发电时间由电网调配，2000年左右很多地方出现了发电时间不足的违约行为，尽管当时有些外资电力诉诸了法律，最后也大多不了了之。”康乔说。

　　时任AES中国副总裁的吴东明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期望中方合作伙伴和购电方都能像当初欢迎投资一样，认真执行已有合同。”

　　对此中国政府反驳说，设定固定回报率有违公平，在世界任何地方也属十分罕见的超国民待遇。

　　尽管风云突变，但AES对中国电力市场的潜力仍有着乐观预期，相信自己能够在中国实现盈利，它选择了收缩战线，坚守中国。

　　自阳城三期项目2001年投产后，AES在中国再未染指过火电项目。至2008年2月，AES在中国仅剩阳城、焦作、爱溪、芜湖四座火力发电站，同年，AES又将其焦作AES万方电力有限公司的70%股权全部出手。

　　此时，尽管这个市场中有少数看好中国电力市场的逆势新入者，比如由美国联合能源公司、世界银行等联合组建的太平洋顶峰电力公司。2002年它正式进入中国，至2004年在中国设立了7家热电厂，杀进外资电力企业排名前五。更多的企业却“用脚投票”，离开了中国市场。如法国阿尔斯通转让了广西来宾电厂B厂项目40%的股份，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出售了它在山东国电和广东沙角一电厂的股份。

　　从1998年至2002年短短4年间，我国外资占我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14.3%骤降至7.5%。

　　被煤价赶跑的巨头们

　　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就成批地放弃在华经营约10年的电厂股份而离开。

　　2002年之后，煤价开始持续上涨，而电价受政府控制，发电企业无法将上涨的燃料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以2004年为例，占发电总成本50%的煤价从年初的100元/吨飙升至冬季的300多元/吨，但电价仅在年中上调了7厘钱/千瓦。

　　2004年，太平洋顶峰的7家电厂中有4家亏损，其他3家因为毗邻煤矿，勉强维持微利，在华营业收入比上年减少了20%。其外资股东质疑CEO罗伯特，“为什么其他企业已经撤出了中国，你们还不撤出？”最终，太平洋顶峰也决定退出中国市场。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就成批地放弃在华经营约10年的电厂股份而离开。2003年3月，美国赛德能源公司将温州特鲁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40%的股份转让，并陆续出售广东东莞厚街电厂、河北唐山热电和湖北蒲圻赛德公司的股份。2004年3月，美国电力公司出售了河南南阳浦山电厂70%的股份。

　　2005年1月5日，西门子宣布与德国汉堡电力公司(HAW)一起出售河北邯峰电厂共达40%的股份，并进一步出售在中国另外16座发电厂的股份。3月，美国联合能源公司对其在华经营的资产进行剥离。

　　“当年轰轰烈烈进来的几十家外资电力企业基本都走了。”康乔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中国电力市场的规律是幸福的都有各自幸福的理由，因为实在太少，每个都是个例；不幸的原因却基本相同——煤电定价不合理。”

　　2004年，外资占我国电力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时，发改委曾试图第二次开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规定“半年内电煤价格上涨5%或超过5%，则相应半年后的上网电价也会做出调整”，但其附件条件是：实行煤电价格联动时，电力企业消化30%的煤价上涨因素。

　　但外资电企对于承担30%的原材料上涨成本感到难以接受。“我们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看到过这种情形。”罗伯特曾愤怒地表示。实际上，上网电价的浮动幅度也大大落后于煤价涨幅。

　　并非所有的电力公司都是煤电价格机制的牺牲品。

　　我国实行煤价双轨制——市场煤和计划煤并存，由于计划煤和运力挂钩，基本只有国有电厂才能分到，且煤矿很难全部履约，民营或外资电力企业只能购买高价市场煤。

　　因此，外资电力哀鸿遍野的同时，国有电力公司却凭借国家控制的煤炭合同价格，在煤价狂涨时期表现出独有的抵抗力，这些合同价格比现货价格低17%至50%。

　　“中国电力行业的价格畸形不是只针对外资企业，中国电企也一样。只不过中国电厂大多都是国企，亏得起。”康乔认为。

　　“如果民营、地方还有外资电力企业能像国有五大电力公司那样，摇一摇身体就能剥离不良资产获得注资，那么他们一定马上行动。”林伯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