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改突围：试点小贷公司或已确定

　　温州，这座北宋咸平二年即被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的中国东南小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因为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再度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也许是为了突破人多地少的资源瓶颈，抑或是因为血液中流淌的敢于冒险的历史基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人敏锐地借力改革开放东风，以“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一鸣惊人，温州商业街在全国遍地开花。

　　民间金融领域，温州同样是“先吃螃蟹的人”。

　　1984年，温州苍南钱库镇人方培林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方兴钱庄；1986年，杨嘉兴等人创办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系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信用社；同年，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

　　不过，这些温州民间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在逐渐收紧的政策环境之下，都没能逃脱遭国有金融机构收编和主动退出的命运。

　　而自去年开始，吴英民间集资案的舆情持续发酵，温州惊现中小企业“跑路”风潮，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严重淤塞的血管越发清晰。与此同时，承载着为民间金融“开门”希望的郑州担保公司，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更预示着这场危机不仅仅是止于民间资本活跃的江浙一带。

　　在危机的逼宫之下，打通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迫在眉睫，民间借贷危机最为严重的温州作为改革试点，也是应运而生。

　　自3月28日至今，温州金改已过去一个多月，除了百万年薪面向全国选聘108名金融人才、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开业和对7家小额贷款公司的主发起人入围资格进行公开招标等举措外，鲜有实质性动作。不过，这并不妨碍温州民营资本对金改的热情。对于国务院批准实施方案的12项任务中，最受关注的小贷公司可转为村镇银行一项，他们期待着即将出炉的金改具体细则能在利率市场化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有所体现。

　　温州金改也已成为全国各地争相学习的对象。

　　以温州中小企业代言人著称的周德文表示，自己一个月接待了30多批人前来取经学习，几乎每天一批，吉林长春、山西忻州、内蒙古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地都有。“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学习温州的做法了，据我了解，鄂尔多斯开始试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使民间借贷规范化。”周德文还告诉本报记者，上海、天津也在积极申报金融改革试验区，而深圳则利用自己的特区优势加快金改步伐。

　　“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们不能到达黎明”，困顿之中的温州，能否拿出30年前的勇气与决心，再闯出一条新路，关系到的显然不仅仅是温州自己的命运。张庆宁

　　 历史 倒逼下的温州金改

　　“记者来得太多，原来印的名片都发完了。”5月3日下午，年过六旬的杨嘉兴见到本报记者时如此开场白。

　　因为有着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信用社创办者的身份，时隔26年后，杨嘉兴再次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在他看来，温州金融改革已经到了“不改就死定了”的地步。

　　而追溯这个结论的成因，避不开温州当年走红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以及近些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在“产业空心化”、“去制造化”同时，野蛮生长的民间借贷产业，以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

　　逼出来的改革

　　数据显示，从去年到今年2月初，温州市倒闭、停产、出走、资金链绷紧的企业有234家。危机迅速蔓延至江苏、内蒙古等国内其他地区。

　　这次金融风波 ，也惊动了最高层。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温州调研，并认可了温州设立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至此，民间金融改革驶入快车道。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12项任务，以力图打通约上千亿元民间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通道。

　　“温州这次惊动行政最高层援手救助，表面看是高利贷惹的祸，实则是民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民营经济生存环境呈现全面恶化趋势。”面对本报记者，昔日的民间金融改革探索者杨嘉兴用语犀利，同时又对这次改革谨慎视之——“在细则尚未出台的情况下，至少已经开始正视民间金融的地位了。”

　　如此背景下，如何让“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继续下去，温州人已经开始找寻思路。

　　“过去我们出去考察，人家谈的都是温州的过去；上星期我们出去进行金融改革考察，人家羡慕的是温州的未来。外界都看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块金字招牌，我们不能错失大好机遇。”在4月底召开的温州市推进金融综合改革发展实体经济动员大会上，温州市市委书记陈德荣说，“振兴实体经济是推进转型发展的新命题。市委市政府召开此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开沟挖渠，引金融水，浇实业田。”

　　敢冒险的历史基因

　　温州金改，实乃当下形势所迫，但追溯这座城市的发展印迹，似乎一切又早已埋下伏笔。

　　偏安东南之隅的温州，素来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十年动乱期间，温州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1%。由于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温州人均耕地只有0.4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1977年全市农村人均收入只有55元。

　　与此同时，温州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具有深厚文化金融底蕴的城市，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此后形成了“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史书记载，在万历、乾隆年间，温州人就“能握微资以自营殖”。

　　在长期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温州市委党校副教授诸葛隽看来，这些都赋予了温州人敢于冒险的历史基因。

　　“以前温州各种交通都不发达，从温州到上海只有一条水路。在温州方言里，‘水路一条’的发音和‘死路一条’一样，你能想象温州的落魄。温州人是穷怕了，只能到外地弹棉花、擦鞋、做泥水匠，自谋生路。”说起温州人走上“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杨嘉兴一阵唏嘘。

　　杨嘉兴，温州鹿城区人。初中毕业后，在一家街道企业工厂上班。198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他选择创业，创办了环南机电厂，生产电焊机、充电器等。

　　彼时的温州，刚刚走出“八大王事件”的阴影，个体私营经济遍地开花。数据显示，1985年，温州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户。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发一则消息，题目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该报还专门为这则消息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20世纪90年代，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议后，“温州模式”红极一时，温州还获得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制笔之都”等几十张国家级名片。

　　夭折的金改先行者

　　在“全民办厂”的风潮中，杨嘉兴不是很起眼。

　　1984年夏天，杨嘉兴接到了一笔来自山西太原重型机器总厂的订单，对方要订购十几万元的产品。不过，由于缺少购买原材料的6万元资金，他在几番犹豫后找到温州几家银行申请贷款。

　　当时的中国、工商、农业、建设四家国有专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还是国有企业。因此，毫无悬念的，杨嘉兴最终得到的不是贷款，而是一鼻子灰。为履行合同，杨嘉兴只好向别人借高利贷，月利息达到三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杨嘉兴遭遇的融资难题，几乎是整个温州民营经济的瓶颈。

　　在国有垄断金融体系使得金融服务供给存在严重偏向性、私营企业完全被排除在官方信贷体系之外的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者有了创办个人银行的念头。1984年，温州苍南钱库镇人方培林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1986年8月，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温州列为金融体制改革12个试点城市之一，这个消息让杨嘉兴兴奋不已，他觉得向金融行业进军的时机到了。当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厂长苏方中创办第一家私人独资的城市信用社东风城信社。

　　这些举措开创了全国民营金融机构的先河，也使得温州成为民间金融改革的先行者。

　　包括个人钱庄 、城市信用社在内的民间金融机构对温州民营经济的贡献不可小觑 。根据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此前的研究，“温州的民间金融在20世纪80年代形式多样，盛极一时，当时市场上货币的30%~40%均来自于此。”

　　“民间金融也是温州模式的特点之一。是民间金融和企业的自筹资金能力有力地支撑了温州区域经济在20世纪的繁荣。”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朱康对告诉记者。

　　让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探索路程并不顺利。

　　当时我国的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出现问题，如管理不规范、不良资产比例高等，形成很大的金融风险。在温州的城市信用社里，因为挪用资金、在利息上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先后有50多人被追究司法责任。

　　自1995年起，根据国务院指示精神，地级城市陆续开始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

　　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后，杨嘉兴主动退出了从事十年的民间金融业。

　　波折的民间金融阳光化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温州经济出现了回落现象，自2003年底起，主要经济指标落后于浙江平均水平，增速几乎落到全省倒数第一的位置。一些学者对“温州模式”的看法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度赞赏发展到忧虑。

　　人们开始重新打量“温州模式”。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完成的《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引导研究》，将个中原因归结为民间资本作为资本要素在投融资体制和资金运用效率方面开始出现缺陷。对于上述观点，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的诸葛隽也表示同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服务于它的非正规金融制度进一步演化，否则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

　　但是，对于杨嘉兴等民间金融改革先行者们来说，找回昔日的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进一步演化非正规金融制度”，已经不再容易。

　　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放宽准入，允许外资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业，一度让杨嘉兴等人看到希望。

　　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申请人可以为自然人、企业法人和社会团体，企业净资产不少于 500万元，更是让杨嘉兴为之一振。

　　随后，浙江省根据这一规定制定的资格认定标准，抬高了申请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首先把申请人的范围收窄到企业法人，其次将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提高了 10倍至 5000万元。最后，拿到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都是温州的大型民营企业。

　　这样的结果，让杨嘉兴、方培林等人的民间金融阳光化梦想再一次落空。

　　“这些年来，始终没有找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那样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宽松环境。”杨嘉兴感叹说。

　　“不改就死定了”

　　与此同时，温州民营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去制造化”也开始引发人们关注。

　　“由过去的家庭作坊式生产转向现代意义的工厂生产之后，中小型的鞋厂一直囿于贴牌生产、低端加工，创新能力差，并不注重品牌经营。另外，温州人喜欢单打独斗，有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秉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向大集团、大公司方向的发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温州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丁杏灿说，再加上原材料、人工成本增加以及市场环境的作用，从2003年左右，一批对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失去信心的温州商人尝试多元化经营。

　　“他们的投资方式以投机为主，急功近利，大多数人只追求短期利益，辛辛苦苦做上一年实业，可能只赚五六十万元，但搞民间借贷，有时一个月就能赚这个数。”丁杏灿说。

　　根据媒体的报道，近年来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年利率最高达180%。

　　另根据2011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 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温州市民间借贷市场目前处于阶段性活跃时期，估计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进军风险领域，一旦银根紧缩，转投民间借贷，最终造成崩盘。”对于上述情况，包括诸葛隽在内的学者界也深表忧虑。在诸葛隽看来，如果一个经济体财富的性质和源泉主要靠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式是没有根基的，最终会因为实业的萎缩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为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

　　这样的担心最终在2011年的金融风波中变成现实，在早期金融改革先行者杨嘉兴看来，温州到了“不改就死定了”的地步。

　　“这一次是灭顶之灾，说好听点是冬眠，能不能醒过来是个问题。”杨嘉兴不无惋惜地说，“(改革)再晚一些可能就来不及了。”

　　事实上，2002年12月初，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批准温州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最终无疾而终。如今，当机遇再次到来，温州人又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文/图  记者 朱艳丽

　　过去一个多月，整个温州都处于热火朝天之中，一如这个季节的天气。蜂拥而至的媒体、热烈研讨的专家以及激动万分的普通人。这座浙江小城，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那个时候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领跑者和弄潮儿。

　　温州金融改革已过满月，《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部分任务也已被落实。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两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都在营业，看上去一切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热火朝天的场面尚未退潮，有些温州人已经冷静了下来，他们一方面挑剔着“鸡肋”一般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一方面又盼望着即将公布的细则能带来更多的实惠。

　　“土中都有钱味儿”

　　5月3日中午，温州的天气已经颇为炎热，街上的行人早已穿起了夏装。出租车司机老马在一个红灯前停了下来，他点上一支烟，看着车窗外匆匆来去的车流说：“5辆奔驰。”前后不到一分钟，在耀眼的阳光下，一辆辆宝马、奥迪和奔驰疾驰而去，与尘土飞扬的马路形成鲜明对比。

　　“这土中都有钱味儿！”老马说。

　　老马的话有些夸张，但温州人有钱确实是众所周知的。此前，官方曾估计温州的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

　　从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始，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温州就一直在为数量庞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

　　[次页标题=金改满月：看上去很美 导航短标题=金改满月：看上去很美]

　　过去的一个多月，整个温州都处在一片热火朝天中，一如此时的天气。蜂拥而至的媒体、热烈研讨的专家以及激动万分的普通人，温州，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再次走在中国的最前面。

　　但一个月过后 ，冷静下来的人们突然发现：他们可能过于乐观了。“大家的兴奋劲头都过去了，还是看看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吧。”对于金改，老马显得很淡定。

　　“政府担保，比较放心”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赶在满月之前，温州将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主要任务里的第一项落实了。

　　5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温州市江滨西路东明锦园。一进大厅，墙上“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字样就映入眼帘。大厅里摆放着人人贷、速贷邦、攀远、翼龙贷等四家中介机构的宣传材料。

　　在二楼问询处，记者遇到了正在咨询借贷的周文。周文是一家服装厂的老板，快到旺季了，他想来这里借点钱周转。

　　对于周文而言，刚刚开业一周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看起来更加值得信任。“毕竟是政府搞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在不远处，温州人薛显胜正计划将自己手中的44万元闲置资金放出去。“在温州，放贷很平常，只要手里有闲钱，多数人都会放出去赚点利息。”

　　“这个登记服务中心其实就是给民间借贷建个平台，通过政府的监管来控制民间借贷的风险。”薛显明说。

　　“以前我们把钱放给亲戚朋友，但亲戚朋友会拿着钱继续放给其他人，赚取中间的利息差，钱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也离自己越来越远。”薛显胜表示，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钱被谁用了，只要中间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钱就很难收回。

　　薛显胜认为，登记服务中心最大的优势就是风险比较低。“借贷双方要见面谈，服务中心会对二者做考查评估。而且，这里有政府担保，比较放心。”

　　与周文不同，薛显明早已经下决心把钱由这里贷出去。即使利率较低，而且要交一笔中介费。

　　已经进驻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翼龙贷经理王思聪告诉记者，在进驻之前，他们也是做民间借贷中介，进驻之后的经营方式并未发生大的改变。

　　改变不大，效果却非同一般。王思聪告诉记者，短短一个周左右的时间，到翼龙贷登记的意向放贷金额就已达到几个亿，相当于去年一年的总额。

　　资本管理公司=鸡肋？

　　除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外，已经落地的还有一项——资本管理公司。

　　在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后的第三天，乐清市东铁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虹桥镇合兴西路开始试营业，与此前成立的温州市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起，成为两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点。

　　温州市工商局官网上显示，温州市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资本管理、项目投资和资本投资咨询，注册资本为1个亿。

　　当记者来到这家公司时，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栋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这是个新生事物，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懂，说不好。”

　　但在温州市一家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华清(化名)看来，资本管理公司看着热闹，其实跟投资公司一样，“就是组织民间资本投资一些项目，跟我们是一个模式。”

　　温州市金融办监管处处长余谦早已表示：资本管理公司本质上就是投资公司。

　　王华清告诉记者，这种投资公司 ，温州几乎遍地都是，“多数投资公司都是圈子里的朋友拿点钱凑起来的，看到好的项目大家就一起去投。”

　　至于这些公司资金的来源，王华清称多数都是之前做实业积累的，他现在仍经营着一家专门制造按摩椅的工厂。“也有单纯靠借贷投资的，但在去年的危机中差不多都跑路了。”王华清说。

　　对于资本管理公司的成立，王华清并不看好。“这其实就像是鸡肋，真正有好项目，朋友们私下里就做了，根本轮不到资本管理公司。如果是不好的项目，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谁会投钱给资本管理公司做呢？而且，1亿元的资金能做什么？”

　　借金改东风，“温州模式”盼转型

　　从制造业到金融业

　　已经倒闭和正在倒闭的中小企业，他们都盼着借金改的东风活下去，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锋认为，此次改革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其效果不可高估。即便如此，温州各界仍寄希望于即将公布的细则能给予民间资本更加自由的空间，也能助推“温州模式”由制造业向金融业转型。

　　5月4日上午，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镇中国鞋都产业园区显得颇为冷清。在部分制鞋厂的门口，能看到许多正在低价甩卖的各式皮鞋。迪克雅鞋业的老板王秀林也坐在厂子门口，向过路的行人兜售自己厂子生产的皮鞋。王秀林告诉记者，去年与俄罗斯商人做生意，他赔了上千万。没有办法，他只好通过民间借贷来筹措资金。但借了几百万之后 ，厂子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利息却越滚越高，他只好把厂子卖了出去。“我们这种小企业，银行根本不会贷款给我们，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筹措资金。”王秀林说。

　　王秀林还算幸运，在去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有几十家鞋厂的老板跑路，有的还选择了自杀。“去年出事的很多是小鞋厂，它们本来实力就不够，还分出资金来搞民间借贷和投资。”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丁杏灿告诉记者，不仅是鞋厂，很多制造业企业都经不住诱惑，抽出资金来从事投资和民间借贷，有的甚至放弃实业，专门做起投资和民间借贷。而那些即使没有放弃实业的企业，有不少也是想以工厂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以作为投资和借贷的资金。于是，当房地产业不景气的时候，大量资金被套牢 ，不少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引发借贷危机。“去年以来，鞋企已经倒了几十家了。”

　　而现在的悬念是，这次金融改革能否成为温州制造业的救命稻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锋认为，此次改革对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其效果不可高估。“温州早已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企业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对于制造业来说，他们需要向第三产业转型，这是不变的规律。”

　　徐剑锋表示，此次改革有利于促进温州本地金融业的发展与升级，温州可能就此摆脱制造业为主的局面，转向以金融业为主导。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也表示，此次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协调发展，努力把温州打造成民间资本之都，使金融产业发展成为温州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促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丁杏灿则认为，要使制造业企业转型进入金融业，最重要的还是这十二条中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文/图  记者 周超

　　作为本次温州金融改革的重头戏，民间资金可以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两项措施，为温州民间资本的银行梦画了一张大饼。温州当地的民营企业、小额贷款公司以及从各地匆忙赶回温州的温商已经跃跃欲试，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新的投资机会。不过本报记者了解到，在村镇银行是否必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控股、利率能否市场化等民间资本最为期待的细则上，各政府部门之间仍然存在争议，争议的背后还是能不能通过此次改革给民间资本松绑，给其充分的发展空间，让闲散的民间资本真正与实体经济联系起来。

　　试点小贷公司或已确定

　　4月13日，央视财经频道在温州举行了探路温州金融改革的高峰论坛，针对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话题，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可以先转一两家试试看 ，但时间和规模等一系列条件要合适。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可以转为村镇银行的两小额贷款公司已经得到确认，它们分别是位于瑞安市的瑞安华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小贷)和位于市区的温州鹿城捷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文件通知，是金融办口头上跟我们打了招呼，说我们不管是成立时间还是资产规模上，都符合相应的条件。”华峰小贷总经理陈林兴告诉记者，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公司成立3年多来，累计发放贷款100多亿元，支持了1500多家小微企业和农户，注册资本金从起初的2亿元已经增资达到8亿元，资产总量也位居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前列。

　　在4月10日央行温州调研过程中，华峰小贷董事长翁奕峰就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系统筹划，逐步推进争取第一个改制成为村镇银行。

　　翁奕峰说这话时 ，华峰小贷已经在进行筹划了，筹划内容中就包括将业务范围下放。2月23日，这家公司在瑞安湖岭镇设立支农服务站。而小额贷款公司在欠发达乡镇建服务站，专门办理涉农信贷 ，在浙江省内还是第一次。

　　而这正是银监会在关于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门槛中的重要条件：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中规定，最近四个季度末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均不低于60%。

　　找个后爸管着？不！

　　实际上，早在2008年，国家发放第一批小额贷款公司牌照时 ，很多实体企业为牌照争得头破血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3年以后可以转成村镇银行”的承诺。

　　“当时政府给小额贷款公司发牌照主要是为了使民间借贷合法化，但民间借贷实际上并不领情，在地下利率高，不用交税，为什么非要摆在台面上呢 。政府这时候就给这些民间资本画了一张大饼，许诺3年后可以转为村镇银行，民间资本才拼命地想去争这个牌照。”当时，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还曾断言，“小额贷款公司未来3年取得盈利比较困难。”

　　如今，3年多过去了，当初这批被众多业内人士认为“盈利困难”的小额贷款公司实际上利润丰厚到超过预期。有数据显示：全国小贷公司的总体年化资本利润率为7.76%，其中，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小贷公司的利润率则分别达到10.7%、15.68%、11.56%，但却迟迟未能实现“3年以后可以转成村镇银行”的梦想。究其原因，还是村镇银行准入门槛的苛刻规定，比如村镇银行的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单就这一点已经让很多原本已经具备转为村镇银行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望而却步。

　　“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早就具备转为村镇银行的条件了，但他们都不愿意转，就是因为如果转为村镇银行，必须要银行参股，这就相当于无缘无故地给自己找了一个后爸管着，谁都不愿意去做。”这是温州众多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异口同声的理由。

　　最强吁求：利率市场化

　　5月4日，华峰小贷位于华峰专家楼的总经理办公室，在谈到温州金融办已经口头上同意华峰转为村镇银行时，陈林兴难言兴奋，“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来，关键是不能确定政府能给村镇银行多大的发展空间。这个是由股东们决定的，如果空间大，股东们觉得有利可图，自然同意；如果空间小，股东们恐怕也不会同意。”

　　不过，这次金融改革还是给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信心，记者接触的不少小额贷款公司都认为，硬性规定的银行控股问题将得到解决。“既然是改革，那肯定要跟原来不一样，银行控股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不过还应该更加明确：有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是哪些具体条件，比如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利润率等。”乐清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是一家去年刚成立的小贷公司。[次页标题=民间资本银行梦 导航短标题=民间资本银行梦]

　　作为最有可能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小贷公司，华峰小贷显然期待更多，陈林兴希望在实施细则中能给予村镇银行更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一点，利率应该市场化，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以后，应该在存款利率上给予一定的上浮，如果是同样的利率，大多人肯定还是选择去大型国有银行存款。如果村镇银行的利率高了，在吸收存款上才能有一点优势，不然肯定难以可持续发展。在税收上也应该给予相应的减免，在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刚开始发展的头几年，政府都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这一点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也应该得到相应的扶持政策。”陈林兴总结道。

　　民间资本都想分一杯羹

　　相比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彷徨和期待，温州不少实业企业普遍跃跃欲试，意图在此次金融改革中分一杯羹。实际上，这正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的目的，用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话来说就是——温州金融改革的设计方案，是要让不同层次的温州投资者，有可以相对应的投资去处。“比如我们一般的工薪阶层，以债券股份形式进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回报。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的群体，就可以选择进入各种产权交易市场。那些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额资金，可以去参与投资小额贷款公司 ，也可以去参股村镇银行。”

　　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徐良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温州的民间资本可以直接进军村镇银行，可以不需要经过小额贷款公司这个环节。“无论是投资村镇银行还是小额贷款公司 ，温州所有的民间资本都要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不能再当游资了。”徐良溪表示，这也是把民间资本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的纽带。

　　实际上，温州的民间资本已经开始行动了。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正谋划成立一个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已经拿到牌照，正在进行股权的认定等事项。“主发起人是一个协会的副会长，其他会员单位都非常积极地认购，大家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景都很看好。”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温州商会会长陆续回到温州，了解金融改革的实质内容。“前来咨询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企业因为缺少资金陷入困境的，他们前来询问这次金融改革是不是可以更方便地借到钱，另一类是手头有钱的民营企业家，温州的企业家都有一个银行梦，他们希望钱能生钱。”周德文告诉记者。

　　小贷公司OR村镇银行

　　在温州民间资本的银行梦即将成为现实的大背景下，如此大规模扩张的村镇银行风险如何控制？“这些小额贷款公司或民间资本大多由实体企业控股，这方面既有其优势又有弊端，优势在于对行业了解，贷款风险可控，劣势在于如果贷款给自己企业，容易造成坏账。”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民间资本进入村镇银行，要严格审查条件，以防企业主利用银行为自己的企业牟利。

　　显然，温州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以温州中小企业代言人著称的周德文告诉记者，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银行都是要放贷 ，如果贷给自己企业和贷给其他企业一样都是严格按照流程规范来操作的，也无可厚非，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村镇银行的投资主体和管理主体一定要分开。

　　不过，周德文并不建议小额贷款公司立即转向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是一个合法存在的载体，必须存在的，不是所有小额贷款公司都要成为村镇银行。在目前村镇银行吸收存款不太好的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高利率反而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各自的审批机构功能都不同，为什么非要转化呢？”

　　不少小贷公司负责人同意周德文的观点，同时也强调要扩大小贷公司的融资渠道，给小贷公司更多的发展空间。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细则迟迟没能出台的原因，“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在关于是否给民间资本松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声音银监会该解放思想

　　在4月13日的央视财经频道高峰论坛上，温州当地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负责人们坦言，虽然将会面对竞争压力，但是改革带来的机会要大于挑战，眼下很多银行都在做计划，想利用这次机会寻求发展。

　　华夏银行温州分行行长林显斌则表示 ，像(改革试验)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地为支持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做一些产品方面、机制方面包括组织架构方面的一些改革，人们银行逐步放开个人外汇直接境外投资，虽然可能是个起步，但是温州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华侨，也应该讲有很多机会。

　　央行行长周小川4月9日在温州调研时已经表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

　　与此相矛盾的是银监会的态度。据《中国经营报》报道，4月28日，一位在温州调研的银监会官员表示：“在温州金改中，银监会的作用就是保护存款人利益。要着力防范跨市场风险的传染。银行资金要用好，确保不会被滥用，尽量不投入和少投入高风险行业。”

　　周德文认为，“减少管制”的意思就是要放开干，但银监会的态度不明，还是趋于保守，“银监会也应该解放思想。”

　　华峰小贷公司总经理陈林兴也对银监会的保守颇有微词，他举例道，浙江省政府都已经发文放开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了，但银监会却一直没有动作，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里贷款还是很难。

　　去年11月6日，浙江省政府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这一新政明确表示“对坚持服务‘三农’和小企业 ，合规经营、风险控制严格、利率水平合理的小贷公司，其融资比例可放宽到资本净额的100%”。

　　今年2月，浙江省工商局出台业内首个《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监管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和主要法人股东定向借款。

　　虽然向法人股东定向借款上可以规范化，但从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却仍然是一纸空文。“浙江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从50%放开到100%，也就说我们有8亿资金，按规定能从银行融资8亿，但银行业未必能贷给你8个亿。”陈林兴表示，银监会是想保持金融稳定，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小额贷款公司发挥的作用，“我们融资渠道多了，才有能给更多的小微企业服务。”

　　政府的保守和民间的期待之间的反差，究其原因还是政府担心这次改革失败 。“我和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之间有个‘小白鼠’之争，我说这次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落户温州，是把温州当成一只小白鼠，张震宇不同意，他说我们不想把温州的金融改革搞死，虽然实验中大部分小白鼠的结局都是一命呜呼的。”周德文苦笑道，“这就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政府担心改革失败 ，所以迈的步子自然小一点，他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是觉得这次温州金融改革中的很多措施，只要有一条是真正改革成功的，那就是成功。”

　　文/图  记者 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