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永康192名吃空饷者 曝公务人员退出难

　　他们为何吃“空饷”——浙江永康公示192名“在编不在岗”者

　　“永康还有这种怪事的？！正式工不上班，临时工来上班。”

　　“早知道要公示，我肯定不会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生病请假的、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又不止我们一个单位。”

　　由于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中国的公务人员往往是“进城难，出城更难”。

　　摄影机围了上来，镜头扫过几个老干部的脸。他们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孩，脸上写满了局促和不安。 2012年5月8日早上7点半，细雨蒙蒙。在永康拥挤的南苑路，永康行政执法局的老应，跟局里五六个老干部一起，在街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跟拍采访。

　　这一切源于《永康日报》上的一个公告。5月3日，浙江省永康市委机关报用两个整版刊发《在编不在岗人员自查情况结果通报》。192个人被公开点名，一时间令舆论哗然。这些老同志都“光荣”上榜，被归到第四类：中层正职退居二线人员，原因是“上班不够正常”。

　　公告名单中，包括69名长期病事假或超假不归的人员，46名停薪留职人员，23名借用、借调、抽调人员，9名中层正职退二线人员，7名刑事处罚的人员，8名在家待岗人员(自收自支单位)，10名未办理辞职擅自离岗人员，以及20名其他情形不在岗的人员。

　　老应他们9个人算是争议最小的。争议最大的是69个长期请病假的人。有个姓胡的老师，1989年就开始请病假至今。有媒体直接以他的故事做标题：“教师吃了23年空饷”。另外，7名“受刑事处罚”的“吃空饷”人员，更是饱受诟病。

　　在“制度化吃空饷”的热议中，有人嫌永康公布得太晚，也有人钦佩于永康“自爆家丑”的勇气，但在永康本地人茶余饭后的言谈中，也有另一种说法：真正吃空饷的，还有不少没被揪出来……

　　在三种大相径庭的语境之外，在老应他们成为新闻人物之前，这192个“在编不在岗”者，作为体制内的边缘人，是怎样的生存状态，他们是否真在“吃空饷”，背后的现实原因又是什么？他们和体制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

　　进了“城”，这一生就“旱涝保收”了

　　5月5日下午，一群官员和记者在古山镇胡库下村一栋只有十来平米的出租房内看到胡军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吃了“23年空饷”联系起来。

　　近乎赤贫的家里，胡军戴着一副浅褐色的墨镜，但右眼里装的假眼球仍清晰可辨，视力近乎盲人。他原本是龙山中学后勤工作人员，做的是一个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工种：刻油印试卷用的钢板字。1989年年底，受急性眼底葡萄膜炎困扰，27岁的他视力每况愈下，之后彻底放弃返校的念头。

　　一开始，胡军心里挺内疚，觉得自己拿钱不干活，对学校是个累赘。1992年左右，他曾跟学校口头请辞过，但教育局领导劝他，不要多想，要安心养病，好了回来上班。

　　事实上，学校真要辞退胡军或者不发工资，也很难。公务员法规定，生病的，不得辞退。另外病假期间，可以继续享受单位的福利待遇。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规定》中也写得很清楚，“工作不满10年，发70%的工资，满10年的发80%的工资”。

　　南方周末记者实地调查发现，永康市纪委公布的69个“长期病假”者中，像胡军这样的情况占绝大多数。他们中有的是精神性疾病，有的是车祸，有的是得了癌症。

　　胡军在学校劝他不要辞职的时候，才明白当年父亲执意要让自己顶班进入体制内的良苦用心。1979年，做了一辈子老师的父亲退休，最终还是把顶班的机会留给17岁的胡军。

　　在胡军病休6年后，1995年前后，一场“勤工俭学，校办企业”的浪潮席卷全国。按照国务院1989年的一个鼓励勤工俭学的政策，老师“下海”后可以“保留教师职务及待遇”。此次永康公示的46个停薪留职人员里边，有一半人正是在此背景下“勤工俭学”的。

　　改革开放初期，停薪留职一度是“下海”的代名词。“要是在外边混得不好，可以随时‘上岸’。”永康一位知情官员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两头的好处都占了。

　　不过，同样出现在“停薪留职”名单中的另一拨人、永康公路管理段8名员工，就没有这样幸运。2002年10月，一场事企分家的体制改革在永康交通系统打响，“原先100个在编人员被迫就地解散，全部竞聘上岗，争夺44个编制。”永康市公路管理段书记楼振良回忆，剩下的有的内退，不想干的就办理了“停薪留职”，不享受任何待遇，另谋生路。

　　公务员进“城”难，出“城”更难

　　老应原来是执法局下边市政园林管理处的主任，一个正股级干部。2010年11月，组织上宣布，他55岁了，可以退二线，给年轻人“让位”了，但待遇不变。

　　“55岁现象”在中国出现了至少20年。这个原本为了促进官员新陈代谢的制度，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年龄“一刀切”，会资源浪费，不“一刀切”，又“青黄不接”。

　　老应1971年参加工作，在永康市政园林系统干了40年，经验丰富，身体也还不错。退二线后，他心里觉得空荡荡的，在家又呆不住，平时老往办公室跑，要么到外面去巡查桥梁，即使是周末也要出来转转，发现有问题，就跟现任领导反映。

　　“我比较自觉，不让现任领导为难，一般都是自己把工作做好。”老应说。他努力回忆，唯一“上班不够正常”的“罪状”可能是他腰不太好，每周四去做盲人按摩。

　　但不是每个“55岁现象”的当事人都像老应这样，有事可做。永康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科室里，他们往往很难施展拳脚。现任领导往往也不希望他们来，担心他们指手画脚。”

　　退二线的退二线，病休的病休，但国家给的编制就那么几个，还有那么多新设的临时机构，活总需要有人干。机关里一般有两个办法，要么招临时工，要么从其他部门借调。

　　像公安、行政执法这些编制相对比较多的部门，都是其他单位借调的重点单位。在这次永康公示的23个“借用借调”人员中，有9个来自行政执法局，是被借调最多的一个。

　　如果按规范，借调都得经过市委组织部批准，要上书记办公会讨论同意才行。但据永康一位知情官员透露，在现实中，两个单位之间互相协调一下就借调的，也不少。

　　这部分借调人员处于无人监管的真空地带。“有些是老领导在的时候定的，新领导来后一般很少管。”一位知情官员说。

　　由于没有很好的退出机制，中国的公务人员往往是“进城难，出城更难”。

　　按照永康1989年的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公路管理段的一位人员说，他们有个同事时限到了，去劳动局办离职，但劳动局当时没批。永康一所中学校长说，“对于停薪留职人员，学校没这个辞退权力，需要劳动人事部门的批准。”

　　但学校不辞退，可能也有“私心”。上述校长承认，他们学校有几个“勤工俭学”的老师，他们的工资都由财政局打到学校专用账户上，当作学校的办学经费。

　　现在，“停薪留职”、“子接父班”这些政策已成明日黄花，“进城”“出城”比过去都更难。

　　公示上提到的那位“未办理辞职擅自离岗”的小池，是在2009年前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考进永康财政局的。那一年，国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百万大关，在永康，竞争同样惨烈。有官员记得，2011年信访局只招一个人，结果报考的有146个。

　　2012年3月，小池因为要照顾家庭提出请辞，结果被劳动局拒绝了，理由是“工作未满5年不能辞职”。这是全国许多地方针对所有公务人员的硬性规定。

　　被倒逼的改革

　　早在这次公示之前，很多永康官员就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雪”的即将到来。

　　从3月开始，永康市委号召各个单位展开“解放思想，转变作风”主题实践大讨论。行政执法局的局长在抓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反映，老应他们几个偶尔迟到早退。

　　永康纪委书记蓝群英在走访中，也发现干部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有的干部说：“我们能来上班已经很好了，有人常年请假不来。”

　　蓝群英觉得如果只是教育这些上班的人，叫他们提高效能，其实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有一次，蓝群英碰到永康市委书记张伟亚，就聊起这个话题，蓝回忆，当时，张感慨道：“永康还有这种怪事的？！正式工不上班，临时工来上班。”蓝说，纪委以前查过个案。张说，这个不行，要彻查，跟组织部一起搞。

　　4月6日，永康市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发文，要求对本单位的在编不在岗人员进行自查，对瞒报、漏报情况的严格责任追究。自查范围涵盖了永康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共1万多名在编人员，其中包括9455名事业人员，2404名公务员，以及541名参公人员。

　　自查结果各有不同。像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市委市政府等大多数单位，自查结果都是零，而自查最为积极的教育系统却查出了88个人，占了公示名单的将近一半。

　　教育系统这么配合，也是因为有教训在先。2011年8月，永康纪委查处一起教育系统的腐败窝案，12名校长和教育局长被判刑，主要是因为贪污学生午餐费。

　　以往，纪委拿到自查结果之后，一般就内部通报一下。但蓝群英觉得，那么温和起不了作用。“我们发现有些部门没有如实上报。”思考再三之后，她决定在报纸上公示，“让那些故意瞒报的有压力”。

　　两年前，永康纪委曾经尝过在报上公示的甜头。当时永康要搞600多套保障性住房，但申请的人有1500多个，纪委拿捏不了真实情况，便在《永康日报》上公示申请人员名单，接受群众举报。

　　“结果有举报说，这个人明明在机关里上班，收入不可能那么低。最后审核时，剔除掉了三百多个不符合条件的。”蓝群英说。

　　组织者以为这次的公示，还会像上次那样“有序”、“群众满意”，结果影响远远出乎组织者的预料。

　　“我爱人是正儿八经生病的，你们还要公布？”

　　5月4日，有朋友打电话给胡军，说你出名了，上报纸了。老胡才知道，自己“吃了23年的空饷”。很多被公布的人都跟胡军一样，觉得这事倒是好事，但觉得程序上有些欠妥。“没经本人同意，就糊里糊涂地上了报纸，还被说成是吃空饷？”

　　随着网络舆论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抱怨，涌向被公示单位和组织者。

　　有个“请长期病假”的癌症患者，她老公看了很气愤，在电话里把她领导“教训”了一顿：“我爱人是正儿八经生病的，你们还要公布？”其实公示之前，蓝群英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还特地删去了这些人的具体病情，只一律模糊地说：“因病请假”。

　　一位被“点名”的借调人员给蓝群英发来短信“抗议”：“如果我们这类都算吃空饷的话，以后市重点工程、临时机构抽用都没人愿意去了。”

　　还有个借调人员，一听说公示上有他的名字，第二天就申请回到了原单位，但其实他借调期还没结束。

　　蓝承认像借调这部分是可以不用公示的，因为没有不在岗的问题。公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那种长期脱岗的借调。永康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借调单位的工作已经结束，但人又没回到原单位，两头没人管，那就真的是吃空饷了。

　　公示之后，许多单位领导觉得很没面子。多名单位负责人称，只以为自查是“作风建设”中的一环，顶多内部通报，根本不知道要公示。“早知道要公示，我肯定不会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生病请假的、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肯定不止我们一个单位，而且他们不能算‘在编不在岗’。”一位单位领导说，公示的标题有欠考虑。

　　永康一所中学校长听说南方周末记者来采访，马上面露难色，“你们这些记者不要来搞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老师，他们又不拿国家一分钱。占不占编制，你应该去问劳动局，他们连定编定岗都没搞好。”

　　但也有不少人给蓝群英打气。一位朋友在短信中写道：“很佩服你们正义的勇气，但压力一定很大，会得罪吃闲饭的人。”

　　永康纪委本来打算公示一周之后，接受举报之后再核查，但现在各方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工作节奏。一边接受举报，一边复核监察。

　　5月7日上午，永康纪委调集了一些来自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人手，兵分四路展开复核。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见证了对执法局、交通局的复核过程。核查人员特别交代对方填复核表的时候，一定拿出证据。“如果是长期病假的，除了附上请假条、病历之外，还必须贴上住院、出院小结、主治医生建议休息的证明等等。”财政局的一位核查人员说。

　　纪委至今只接到了零星的几个举报，蓝群英期待举报能发挥作用，“举报不外乎可能有两类。一类是他说是因为病假，但其实根本没病的；另一类就是有人发现，我们单位也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公示出来？”

　　对于老应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公示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早在4月份，局长为了能让他们“有点事情做，体现人生价值”，每周都带他们巡查一次市容。

　　5月8日上午，是他们第六次市容巡查。他们没有撑伞，在细雨中沿着南苑路巡查了两个多小时，其间应央视记者要求，补拍了一个镜头，才各自回单位。

　　(文中除蓝群英外的受访者，均应要求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