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资源民族主义回潮 中国走出去遇阻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陈少智

　　为增强控制力和提高政府分成比例，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在能源资源领域进行国有化；其虽非世界主流，但对中国“走出去”造成掣肘

　　一波能源资源领域的国有化浪潮，在5月初突然席卷新兴经济体。

　　5月1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突然宣布，对西班牙电网集团所属的玻利维亚国家电网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

　　5月4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签署法令，宣布对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控股的阿根廷最大石油企业YPF公司实施国有化；

　　无独有偶。几天后，印尼也颁布了新的矿业投资及矿产品出口条例。其中不仅大幅提高矿产品的出口税率，还重申了外国矿业公司在投产后的5~10年中，必须分阶段向印尼政府或本地合作伙伴转让至少51%的股权，外国企业持股不得超过49%。

　　很快，蒙古宣布了拟实施的新外商投资法案，拟规定“蒙古国资本必须持有战略性资产的51%”，而所谓“战略性资产”，第一项则是自然资源……

　　“近几年来，随着能源资源价格的不断高涨，全球进入了资源为王的时代”。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副研究员胡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了增强资源国的控制力和提高政府分成比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能源资源领域采取了国有化”。

　　第三轮资源国有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被称为“资源民族主义”的全球能源资源领域国有化运动，已经发生过三轮；这一点，在石油领域尤为明显。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席卷全球，拉美地区石油国家纷纷开展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1922年，阿根廷创办全球首家“国家石油公司”，拉开了全球石油资源国有化的序幕；接着，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强行将在本国经营的国际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其余南美国家纷纷效仿。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一潮流席卷中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沙特等国为摆脱国际石油公司对本国石油资源的控制，纷纷开展取消或修改“石油租让地制度”，或争取石油开发参与权，或直接国有化石油资源。

　　这第二轮国有化风潮，彻底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影响深远。

　　但是，国有企业无法克服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的弊病。上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普遍遭遇“失去的十年”；在债务危机困扰下，拉美国家纷纷进行自由化市场改革，昔日国有化的南美能源资源企业，又纷纷私有化。YPF公司，就是这一阶段阿根廷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进入本世纪后，全球出现了一轮罕见的经济大牛市，旺盛的石油需求和诡异的中东局势，导致国际油价狂飙，因此引发第三轮石油资源国有化浪潮。

　　2006年3月和5月，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分别宣布再次实行石油国有化。

　　2006年8月，俄罗斯官方宣布尤科斯石油公司破产，其资产在2007年被出售；这个被西方诸多学者批为“赤裸裸的政府抢劫”，拉开了俄罗斯石油工业“重返国有化”的序幕。

　　2012年7月1日，澳大利亚的碳税和矿产资源租赁税在经历长时间拉锯战、“损失”一位总理后，将正式实施。这两项主要针对矿产和能源企业的税收，一度遭到全球矿业巨头的联合抵制。

　　“不管是提高税收，还是直接收归国有，其目的是一致的，都可以看做是‘国有化’的一种形式”，胡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不同的地方在于，一个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资源分配，一个是用行政手段来加强对资源的控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投资合作研究所周密博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并非主流

　　从本轮资本拥有者与资源掌控者的近期博弈结果看，诸多资源国无疑正稳操胜券。

　　对这股资源能源国有化的潮流，很多业内人士早有预断。

　　2010年6月，安永(Eenst&Young)全球采矿与金属业主管合伙人Mike Elliott曾对外表示，全球矿业和金属领域“国有化”现象更明显，“政府对矿业交易的影响力加大，不仅仅是中国，全球都是一样，澳大利亚最近建议设立资源超额利润税，就是矿业国有化的一个例子”。

　　2011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美国纽蒙特矿业公司CEO理查德对外表示，在他参加的分论坛讨论中，多数小组成员认为资源的国有化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同时我们一致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趋势”。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公司，却有一些不同看法。

　　穆迪公司近期发布的“每周经济报告”称，拉美似不会出现国有化浪潮；未来可能出现的国有化，应仅局限于该地区“体制框架薄弱”的国家。

　　穆迪公司亦认为，国有化做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未来的投资或金融形势”。

　　对此胡德文表示认同，“这次的国有化浪潮，属于周期性波动；一直以来，这些国家的政策就在始终在市场与国家干预之间摆动”。

　　譬如此次对YPF公司实施国有化的阿根廷，曾在上世纪80年代遭遇债务危机重创。1989年，总统梅内姆执政后，实施大规模经济改革，大力推动国企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从2003年始，阿根廷连续多年实现7〜8%的高速增长。

　　但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债务问题恶化；自2001年外债违约以来，阿根廷至今无法重返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只能从少数国家借得高利贷。尤其是2010年，阿根廷忽然成为能源净进口国，贸易逆差严重。

　　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认为，在阿的外国石油公司没有将利润用于在阿根廷的再投资，而是将利润汇往国外，“能源对任何国家都极为重要，不能将能源企业管理权置于私企手中”。

　　根据克里斯蒂娜提交的《阿根廷石油主权》法案，阿根廷政府强行收购YPF51%的股份并对其予以接管，但赔偿金数额却一直悬而不决；YPF原控股方雷普索尔公司的母国西班牙、欧盟和美国，都对阿根廷的石油强制国有化政策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此举损害该国商业环境，打击了外来投资者信心。

　　阿根廷能源分析师阿德里安表示，阿根廷石油产、储量下滑已持续多年，政府要想改变这一局面非常困难，因为“保证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并非易事，特别是在YPF国有化之后，吸引外资将更加困难”。

　　彭博新闻社报道称，YPF被国有化后，已有8家原计划投资阿根廷Vaca Muerta油田的外国公司退出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美，不主张能源资源国有化的国家却是多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所长助理牛海彬撰文称，“国有化浪潮并没有波及整个南美地区；比如智利、巴西等国家，就采取了具有不同特点的能源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委内瑞拉等国的发展模式形成竞争关系”。

　　以矿业大国巴西为例。上世纪末期，巴西一直致力于推动国企私有化进程，领域从原来的小型国企，已全面扩展至矿业、基础设施和金融等各领域，比如著名的全球矿业巨头淡水河谷，已实现私有化。

　　1999年巴西修宪，使得外资企业在该国获得国民待遇，外资在矿企的股权比率限制亦被彻底取消。

　　中国“走出去”遇阻

　　资源“国有化”浪潮，对加快“走出去”、乐于海外收矿的中国企业而言，不是个好消息。

　　2012年2月初，阿根廷政府宣布取消对大型石油企业的两项财政优惠，为阿政府节约了20亿比索的资金，但中海油(0883.HK)入股的泛美能源公司和中石化在阿根廷的子公司都遭到波及，并蒙受损失。

　　“蒙古本国资本必须持有战略性资产的51%”的消息，令神华集团和中国铝业在该国的诸多并购项目，面临重新评估。

　　“国有化风险，对投资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者的影响都十分重大，直接影响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胡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尤其是对于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周密则认为：“国有化给企业带来的最大损失，并非仅仅是眼前看到的这些。多数国家在国有化过程中，是能够适当而及时地对股东给予补偿的；真正的损失，则来自失去这些资源后的未来收益”。

　　但是，在诸多专家看来，此轮“国有化”浪潮，与过去两次相比有着很大不同。“投资的大门，并没有完全拒绝外资进入，只是提高了进入的门坎和控制得更严”。

　　摩根大通亚太区创投公司一位高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源国的国有化，带来的不仅有投资风险，同时还蕴藏着巨大机遇”。

　　“国有化运动必然造成资源国市场的重新洗牌；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从原本被国际巨头所占据的市场中获得破局，从而与资源国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础”。

　　对于诸多资源国而言，普遍存在着资金不足、经营不善、设备老化、技术力量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开发成本过高等问题。他们非常需要有实力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投入资金和技术，来帮助他们将资源开发出来，变成商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一句话，十分贴切地表达出了资源国对外资的看法：“我们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但我们需要的是伙伴，而不是资源的主人”。

　　以壳牌公司为例。目前该公司开发大多数的油气资源，多在深海和开发难度非常大的区域。“这些资源，如果没有技术上的支持，资源国是无法独自开发的”，壳牌中国一位执行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正是因为有着技术上的优势，使得壳牌和资源国的合作，有着双赢的效果”。

　　“在未来的竞争中，中国企业不能只依靠资金优势；技术优势，才是最根本的竞争力”，胡德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做足功课，才能规避相关风险”。在采访中，诸多专家特别指出，中国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积极进行海外投资风险评估，“尤其是在政治现象复杂的拉美、非洲等地区，中国企业如何应对资源国的政策不稳定性，对政局的全面了解及评估至关重要”。

　　另外，诸多专家也认为，无须过于夸大“资源民主主义”抬头造成的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于宏源认为，近期资源民族主义已屡屡受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崛起，使得“能源峰值理论”渐失市场；另外，“资源民族主义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而美国能源自给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将削弱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民族主义”。

　　兖州煤业(600188.SH)副总经理兼董秘张宝才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澳洲矿产资源租赁税的出台，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根据兖州煤业的测算，矿产资源租赁税的征收，仅会使他们吨煤生产成本上升1澳元。“还是可以接受的”张宝才解释称，“30%的税率看起来很高，不过根据详细的规定，其中有很多可以合理避税，总体算下来实际税率非常有限。所以这并不会降低我们继续投资澳洲的信心”。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大中华区资深投资专员王恒岩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资源税对于赴澳洲投资的影响并不大；澳大利亚矿产的高质量和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及舒适度，才是真正吸引全球投资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