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退休年龄是否适宜引热议 专家称应兼顾公平

　　国际在线报道：最近，关于推迟退休年龄的争论又闹得沸沸扬扬。起因是人社部近日表示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然而，对于这样的政策，更多人表示了反对。截至6月12日，人民网关于此问题的调查中，93.9%的网友反对“延退”，只有2.4%的人接受。

　　反对者认为，此政策将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支持者的态度是，现如今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加之养老金缺口的现实，确需“延退”。

　　讨论了多年之后，普通民众们也都认为，这和养老金缺口有关系。一旦推迟了退休年龄，养老基金的收入增多，支出又减少，好像缺口就小了。事实究竟如何？

　　核心问题一：推迟退休年龄对养老金缺口其实意义不大

　　全国范围内，养老金不差钱，几乎每年都收大于支

　　根据人社部历年来的统计公报可以看出，养老基金除了个别年分外都不会出现赤字。每年养老基金大致上有三个来源，一为从企业和个人那里征缴的收入；二为政府财政拨款；三为利息等其他收入。而征缴的收入占了养老金来源的八成以上，是绝对主力。单单征缴收入也足以应付每年的支出，还能略有结余。

　　全国范围内，养老金还有近两万亿结余，和个人账户的空帐规模相差无几

　　企业上缴的养老金占工资的20%，用来现收现付，应付当下的养老金开支。个人上缴的占8%，计入个人账户，也就是国家为个人存着的，相当于一笔专门保障个人老年生活的储蓄投资。按理说，既然是个人的钱，就该在个人账户里好好呆着。可是，这笔钱却被挪用了。绝大部分个人账户都是有名无实空着的，这也就是“著名”的养老金空帐。可事实又非如此简单。根据人社部的数据可以看出，除了1998年而外，养老金每年都会有当期结余，而这个雪球也越滚越大，到了2011年年末，这个数字是1.9497万亿。而在2010年年末，养老金的空帐是1.7万亿，当年的结余是1.5365万亿。

　　换而言之，其实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钱大部分被混在了用于现收现付的统筹账户中，如果再重新填补进个人账户去的话，缺口不会太大。

　　但是，从区域范围看，有10多个省份已经收不抵支，而“富有”的省又有千亿结余

　　2010年，剔除财政补贴之后，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含兵团)有15个，缺口总计高达679亿元。在15个收不抵支的统筹单位中，有三个是直辖市(上海、天津和重庆)，还有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很多地区之所以入不敷出在于它们的历史包袱太重了。以辽宁这个老牌工业省为例，截止2011年年末，它有451万退休人员，是全国同期的八分之一。而参保人员有1400多万。

　　可是沿海地区又是另一番景象，早在1999年，沿海七省的结余就占全国结余总量的62%。而到了2011年年末，光广东一省就有累积养老金结余2892.61亿元。这当然是因为广东有着全国最大的流动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广东只缴费不养老。当年的农民工退保潮也为广东带来一笔“收入”，农民工退保后单位缴的那20%还是留在广东，自己能带走的是那8%。

　　那么，推迟退休年龄对那些收不抵支的省份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意义吗？也并非如此。以上海为例，它早就开始试点弹性退休了，但是在2010年也有35亿的资金缺口。

　　要缓解现阶段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提高行政水平比延迟退休年龄要管用得多

　　据郑秉文教授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当然，这个数字是在好多年前估算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减缓的资金缺口会更多。

　　不过，问题是：

　　其一，散在2000多个账户的万亿养老金结余有90%都被随便存了活期，跑不过CPI

　　根据十几年前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只能是存银行和买国债，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90%以上的资产状态是银行存款，持有国债不到10%，投资利率平均每年不到2%，而2001年到2008年通货膨胀率为2.2%，显然是负利息。按照正常估算，12年损失了6000、7000亿利息。而就算推迟退休一年能补300亿的缺口，12年也只有3600亿。

　　事实上，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是3.5%。而但凡有一些统筹能力，就能预估到来年收支情况，从而定下用多少结余来做定期存款，如此一来也比现在这个活期要好得多。自然，这也是因为养老金结余被散在了2000多个账户，很多地方还不是在省一级，而是在县市一级统筹，管理水平堪忧。

　　其二，养老金覆盖面和统筹层次都不够，没有规模效应，又容易滋生基层腐败

　　在保险方面，有一个“大数法则”。社会保险覆盖人群只有达到一定数量后，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才能达到动态平衡。而统筹层次低会导致覆盖人群少，基金收入有限，给自身平衡带来很大的不确定因素，难以抵御风险。这点从实例就可以看出来，假若单个省份来看的话，许多省份都收不抵支，但是从全国层面来看的话，则收大于支。所以，第一应该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第二应该早日实现养老金全国层面的统筹。这样也能减少许多腐败和猫腻。否则钱散落在那些基层账户中，一不小心就被“监守自盗”了，这种事发生过多次。

　　其三，“非正式退休”蔚然成风，大大加重了养老金支出

　　虽然中国“非正常退休”人数占当期新办理退休人数的比例呈直线下降趋势，但其绝对人数呈上升趋势：2006年至2010年分别为22.3%(63万人)、20.5%(74万人)、20.1%(85万人)、15.6%(86万人)和12.5%(67万人)。

　　由此可见，中国提前退休的人非常之多。自然又造成了很大的养老负担。

　　总之，不管从以上哪个方面提高养老金的管理监督水平，能省下的钱绝对不比推迟退休少。而如果连基本的监管都没有，群众多干五年节省的养老金放那不仅不能增值，还可能被贪腐，又凭什么要求群众们多干几年再退休呢？

　　当然，更多专家是对二三十年后未雨绸缪的考量，不过这更需要的是系统性制度设计与实施

　　许多要求推迟退休年龄的专家其实都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养老金支付不会出问题，他们担心的是以后。比如郑秉文就认为中国的养老金风险会在2030年显现出来。也有学者通过模型估算称，中国的养老金盈余会持续到2038年，此后赤字会越来越大。

　　单位上缴的那部分统筹金，是用来现收现付的。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以后参保人中拿退休金的越来越多，劳动力却越来越少，负担太大。所以现收现付在几十年后肯定难以为继。制度设计者才会设计出个人账户，让个人储蓄这笔钱，然后统一投资升值，以应付后顾之忧。而现在这些结余并没有被好好利用。另外还有社保基金，这也是为未来养老准备的前瞻性措施。目前看来，社保基金运转还算正常。

　　养老计划，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只追求最看得见的效果。如果没有系统性的设计，光推迟退休年龄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把那8%的工资退还给大家，个人为自己筹谋的计划虽无规模优势，却绝对会为自己好好打算。

　　核心问题二：推迟退休年龄以平均寿命延长为理由也站不住脚

　　中国人的平均健康寿命并不高

　　中国人的平均健康寿命不高，不能让老龄人口带病工作

　　许多人提出退休年龄的表面借口都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到70多了，怎么能就再执行上个世纪50年代的退休标准呢？

　　问题是，上个世纪这个标准，其实不是“度身打造”。在50年代初，当时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40岁， 女性为42.3岁。也就是说，“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这标准其实在当时太超前了，直接就是让人们工作到死，也不用费什么养老金了。

　　而现在，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长了很多。可是平均预期寿命其实是一个加权数字，和儿童出生时的死亡率等大幅相关，用它来说事明显不妥。而根据世行的资料，其实20年来中国人的寿命也就加了5岁。

　　一个人如果活到80岁，而在60岁以后经常生病，身体虚弱，这样的晚年其实质量不高，也不适合工作。而世界卫生组织就有一个单独的概念，叫做“预期健康寿命”。能查到的最新一年(2003年)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健康寿命为64岁，其中男性63岁，女性65岁。发达国家的平均健康寿命要高出很多。以美国为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健康寿命分别为67和71岁。在日本，男性可以享受72年的健康生活，女性更高，为78年。另有资料显示， 我国60岁老年人口的平均带病期占余寿(指60岁以后一直到去世的这段时间)的比都很高， 城市女性老人的带病期占余寿的78.48% , 男性老人的带病期占余寿的75.17%。

　　因此，寿命延长不代表健康，健康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实在不适合工作。

　　核心问题三：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公平”二字

　　对职工不公：让既得利益者更得益，加大收入悬殊

　　中国养老金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双轨制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参加保险，到头来养老金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参保退休人数占所有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量的7.74%，却占总养老金支出的10.85%。

　　而推迟退休年龄，对许多跟权力沾边的人更是“好事”，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权力寻租”时间，他们不退休的获益要比退休大很多。

　　而对于别的许多普通民众而言，则不是那么回事。很多基层劳动者做的是劳力劳动，工作辛苦；也有一些劳动者早年被迫下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60岁，却突然被告知不能退了，实在打击大。

　　如果一个制度不考虑广大的基层劳动者的话，这不公平。

　　对企业不公：负担着全球第一的社保缴费率，再加重上缴负担，企业还如何经营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

　　事实上，我国企业光是要缴的养老金就占工资的20%，不可谓不多。而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就意味着企业又要多缴五年费用，这样的负担实在太重。

　　而许多企业已经都无力缴费，乃至逃费，使得“逃费率”逐年上升。

　　企业和职工已经为政府历史欠债付出了很多，财政岂能坐视不理

　　根据1997年的规定，其实企业上缴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其实是要计入个人账户的。这样一来，个人未来的养老储蓄会更轻松。可是随着实践，这部分不仅没被划入个人账户，连个人账户也被挪用去“补窟窿”了。而在一些负担重的老工业区，企业上缴的费用还要超过工资的20%，这也是为了“补窟窿”。这个窟窿就是那些在旧的养老体制下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在新体制内，他们没有缴费用，退休金却要由新体制来出。这笔钱就叫“转轨成本”。

　　由于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从21.4%增长到36.5%。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拿钱出来担负这批人的养老，这也是应有之义。但是，最终，责任却被转移到了企业和职工身上。而财政并不穷，光是去年收入就超过10万亿。除此之外，国企的红利也被认为能够填补养老空缺，但是央企红利仅有0.4%来补充社保。

　　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可是政府在行政方面的支出却占到财政收入的20%。有学者就发现，在中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支出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宁愿把钱拿出来做个体形象，也不愿意做民生。

　　因此，从更大一级的层面，如果出现问题，还是使劲给企业和个人加重负担的话，这又是更大层面上的不公。不管是空帐还是历史欠债，其实都是行政部门需要负责的，可买单的却不是他们。

　　做到了“公平”再来谈推迟退休年龄

　　公共政策离不开“公平”，而推迟退休年龄，显然让广大基层劳动者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不管是利用他们的个人账户来现收现付，还是养老金双轨制，都让他们看到“不公”二字。而为了未来的养老金收支平衡，如果首要做的不是提高行政能力，加强统筹，也不是用财政资金或者国企分红来补贴，更让人看不到养老金双轨制废除的希望(因为这会触犯到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他们要求合轨不能让他们的退休金降低)，而是让他们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接受呢？诚如一些基层劳动者所言，为什么每次做出牺牲的就是我们？

　　而从养老金制度设立当初就可以看到，缺乏远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整体的配套规划，岂能一有问题就只想从企业和职工那里来想办法修正制度？

　　当然，还有一个公平问题是，舆论普遍认为，这对年轻就业者不公平，老年人占着位置会让他们失业率更高。不过，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推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不大，因为我国是结构性失业，待业者和企业的需求不一致造成大部分问题。

　　结语：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时就算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不能无视广大基层民众的心声，无视“公平”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