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十字岔口的故宫

　　故宫需要“拯救”吗？

　　在今年5月8日一蟊贼盗走昔日公众眼中神秘、高雅又森严的“紫禁城”内展品以前，也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词。但现如今，媒体与公众均称：故宫“碎”了，“碎”成了一个个“门”。

　　从5月的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到8月的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屏风门、封口门，“八重门”的接踵而至，不仅令故宫博物院忙于应对，也令公众多少有些猝不及防。“故宫到底怎么了？‘碎’了的故宫，靠什么弥合公信力的裂痕？”不仅成为故宫博物院必须思考的沉重话题，也是普通公众心中的迫切追问。

　　“故宫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但是这个最该有文化的地方，却屡屡犯下低级错误，成为被人调侃的对象，实在是令人痛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专业”和“透明”是博物馆应有的两大特点，但长期的封闭行政体制，已令这两个词离故宫博物院越来越远。

　　“虽然身陷各种‘门’，但我认为故宫最大的一个‘门’，就是它自己的那扇大门。”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内部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表示，“因为它不是向它的真正所有者——— 普通公众敞开，公众就难免猜测它已经蜕变成一扇为私利者打开的门。”

　　在多名受访的文物界专家看来，要“拯救”故宫，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势在必行”。“而设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委员会，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举措。”

　　故宫内部人士：故宫文物管理规定并不少

　　为了解故宫内部的文物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中国青年报曾致函故宫博物院，但故宫方面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公允地讲，故宫博物院对文物管理的制度规范还是很严格的，我身边的绝大多数故宫人，对待文物也挺细致。在那么充足的经费投入之下，故宫的文物管理水平，很难说不是国内最好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基层文物管理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

　　这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就文物管理而言，目前，故宫博物院共有180多万件文物，主要由古书画部、古器物部、宫廷部和图书馆这4个业务部门直接负责日常保管。“其他部门配合协作，比如，文物管理处负责文物的书面档案登记，定期抽查文物数量；文保科技部根据我们的修复、除尘等请求，让里面的老师傅做修复；展览部会具体为一些文物展览做形式设计；科研处则负责组织申报项目、课题。”这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他同时透露，每个部门的权力比较小，“决定权几乎都在院一级。”

　　文物平日分别存放在地上、地下两个库房里。“为了保证安全，防止日晒雨淋，地下库房存了2/3以上的文物。”他介绍道，“我们有3层、每层4～5米高的地下库房，由4个业务部门共用，一般珍贵一点的一二级文物都放在地下。”

　　故宫博物院关于文物管理的内部规定并不少。据记者能够查阅的公开资料，故宫内部关于文物管理的规定就有《故宫博物院藏品管理规定》、《藏品库房检查规定》、《在陈藏品的管理规定》、《文物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观摩文物须知》等多部。“网上能查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名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院里落实在纸面上的内部条文和各种不成文的操作规程，另有一大堆。”“比如，按照内部规定，各业务部门至少一周‘查库’一次，每次至少两个人。地上、地下都有全程监控，进地库还要同时有两个人的指纹识别。”他说，“查库的每一步，包括文物怎么拿放、是否要戴手套等，也有规定。你怎么操作的，院里都看得到，监控录像会保存挺长一段时间。”“查库”期间损坏了文物怎么办？“这要看你是怎么做的，故宫有那么多数量庞大的老旧文物，一个花瓶嵌件自己脱落了这类事情，也不时发生。如果你每一步都按照规程做，一般不会‘怪罪’。如果不是，事故就要自己承担责任。”这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一般惩罚措施是扣奖金、记过，严重的还会调离部门。“但是，因为损失记录会写在卡片上：‘某年某月某日被某人损坏。’一般人都会很注意。毕竟谁都不愿意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不光彩的原因，经年累月地流传下来。”

　　故宫博物院里的员工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这名内部人士表示，据他了解，在有编制的一千四五百余名故宫人里，大致是老职工、内部子弟和社会招聘大学生“三足鼎立”。“故宫从2000年开始比较多地向社会公开招聘科班出身的人，此前，在35岁以上的故宫人里，大学生少，内部子弟、北京人、复转军人多。现在好一些，像我们业务部门里，科班出身的人能占到40%～50%了。”

　　这位内部人士还称，总体而言，故宫博物院的待遇水平不低。“本科刚去税后工资能拿5000元左右。资历老、职称高的人工资就高，平均税后6000元是可以达到的。”

　　专家：故宫管理难称专业透明

　　尽管故宫博物院的内部规范不少，但哥窑门、瞒报门、拍卖门和屏风门相继出现，仍暴露出故宫在文物管理上不无问题。而错字门、会所门和封口门，则从另一角度折射出其员工素质堪忧与潜在贪欲。也许，后来发生的“几重门”都如最早的失窃门一样，表面上是安保等一个环节的问题，实际上，莫如说是故宫博物院“技防”和“人防”的双重失守。“故宫虽然有自己的管理制度，但有制度不代表制度行之有效，也可能‘老旧不堪’或者‘形同虚设’。”李建民研究员告诉记者。

　　在李建民研究员看来，因为文物保管的技术性要求，以及藏品的公共性质，博物馆起码应具备专业和透明两大特点。

　　但是，蟊贼突破“京城第一保卫处”、锦旗上出现错字、检测者失手摔盘子、官方出版物上记录有误……令故宫的专业性备受质疑；会所门“澄而不清”的宫廷文化传播公司、拍卖门中“觅而不见”的故宫藏品名录……又让它的透明性蒙上灰尘。“以哥窑门为例，文物考古科研工作对技术人员的专业要求很高，不仅要具备科班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高度责任心。”李建民表示，从数次真真假假的文物损坏事故看，故宫员工在此方面还难称专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张晓明副主任告诉记者，由于故宫没有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职责，所以现在，“它‘到底有多少展品’、‘出展率是多少’、‘馆藏文物现状如何’，都几乎没人知情。”

　　早在2005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就在《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中写道：“故宫博物院将陆续编印《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的监督。”然而，时至今日，一套堪称完整的藏品名录，依然没有面世。只能是“故宫说啥就是啥”。

　　故宫“病根”在于封闭体制

　　“八重门”的喧嚣背后，故宫博物院封闭的“衙门”体制，成为其内外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在我看来，故宫一下子出现这么多‘门’，并不奇怪。因为它目前是典型的高高在上、关起门来办事的封闭单位。外面的先进管理方法、社会风气被挡在高墙以外，也太久没人评估它，很多问题都在积累。”张晓明副主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随着大家对故宫关注度的提升，它潜在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那名故宫内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由于故宫博物院长期封闭、与社会接触少，公众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我在工作以前，几乎也对它一无所知。”他说，“‘八重门’中的一部分是故宫自己确实有问题，但即使没有问题，这样的体制也只会让公众猜测纷纷，制造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黄震云教授看来，封闭体制带给故宫博物院的“顽症”，概括而言就是“内部缺乏动力，外部缺少压力。”

　　黄震云教授告诉记者，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故宫没有受到体制改革的影响，员工实行的是工匠型管理，既不是合格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物科学工作者。“由于一直吃官粮，没有选择、没有竞争，很多工匠型管理者又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进来，长期自由度太大，很多东西不透明，所以比较放肆。”他坦言。

　　那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内部人士也向中国青年报证实，故宫里的人事制度并不鼓励进取和创新。“据我观察，很多领导干部的任期都没有时限。有时候，一个处长只要没犯啥大错，就50岁、60岁还在干，然后坐等退休。考评、问责机制基本不起作用，自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黄震云教授还说，故宫博物院的外部监督机制，同样有形同虚设之嫌。一个典型现象是，多数老百姓连“故宫归谁管”都不清楚。8月5日，记者在第一调查网一项“你知道故宫的直属上级单位是什么吗”的调查中看到，选择“知道”的仅占58.83%，“不知道”和“说不清”的，分别占到了近30%和15%。即使在“知道”的人里，超过40%认为是文物管理局，只有15.69%选择了正确答案——— 文化部。

　　“故宫需要一个监督委员会”

　　故宫内部人士和有关专家均认为，故宫现有的体制“该改改了”。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打开紧锁的宫门，接受全社会监督。”“故宫的体制还是没理顺，一个管理公共文化遗产的事业单位，做的却是机关的事，难免会与公共服务的性质相脱节。”那名故宫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如果不加快体制改革，故宫还可能陆陆续续爆发“N重门”。“现在，故宫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比较慢，出了问题，态度也存在问题，总是习惯性地沉默或否认。”这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故宫应及时将信息公开、透明，这才是文博单位专业性的体现。“你把门打开，让公众看个明白，自然不会引起那么多误解。”

　　如何实施？李建民研究员建议，应该由文博、考古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并下设专家委员会，监督和指导故宫的文物收藏、管理等工作。“最起码应该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及文博管理工作经验”，他指出，故宫不应该变成一个行政单位，“起码应该更加专业、更加学术。”

　　黄震云教授则告诉记者，故宫这种单位是接受国家财政拨款的，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制改革。“但改革并不是让它在内部解决问题，而是把故宫大门打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他表示，“例如，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需要有人评估，故宫文物保护水平要有人监督等。”

　　张晓明副主任也表示，“不能因为它是文物保护机构，就可以关着门不让别人审查，尤其是故宫这种代表着国家水准的文化机构，更应该参照国际标准。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怎样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张晓明说，“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大家开始关注这些还拿着财政拨款的公共服务机构，到底拿着钱有没有干事？引入外部监督就更加迫切。”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