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风险刘明康

　　每经评论员 叶檀

　　刘明康卸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对很多受困于紧缩的资金链的人来说，这是个福音，而视银行风险为生命线的人来说，这是个重大损失。

　　刘明康的监管是严厉的。他对于银行风险控制的执著犹如强迫症患者，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苛刻的资本充足率迫使银行一次又一次融资，直到上市银行的估值被带到地狱。不仅如此，银监会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标准，使后任的监管者可以遵照该体系而行。从这个角度说，刘明康是一位勇敢的探路者，是一位制度开拓者。

　　刘明康的严厉监管来自于对银行技术破产的痛苦记忆，2003年前后银行不得不通过改制、注资、上市，以纳税人与投资者的资金填补了银行的坏账黑洞。在上任之初讲的是监管，在任期内最后一次风险分析会上，强调的仍然是风险。

　　我们有理由为中国的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初期拥有一位严厉的监管者感到欣慰。苛刻的要求成果斐然，银行的表观风险承受能力大大提高，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从2003年底的-2.98%，到2004年转为正值，2010年底提升为12.16%；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利润从2002年的61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91亿元；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由2003年底的0.1%和3.0%，上升到2010年的1.03%和17.5%。

　　很可惜，银行业的去风险化并未带来经济的去风险化、金融行业的去风险化。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不断融资弥补风险的过程，恰恰高利贷盛行一时。从闽北到郑州等地担保链条的断裂，证明银行的风险控制不可能单兵突进，当金融脱媒、利率扭曲、实体经济虚拟化叠加在一起时，银行的低风险成为金融货币市场高风险的缩影。

　　笔者曾经听到过地方官员甚至银行人士对于监管政策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不顾事实的过苛监管斩断了地方经济的生路，使得银行业陷入变相高息揽储、变相提高贷款利率的窘境。银行抗风险能力强，对高利贷却视而不见，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化的鸵鸟政策。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只有一位央行行长，那就是刘明康，可以一言兴市，一言抑市。

　　这是监管者的失职吗？不全是。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非市场化的金融业态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断裂，这一断裂绝非某个监管者个人之力可以矫正，但监管者起码可以警示这一风险。刘明康显然不认为将草根金融纳入监管是自己的任务。确实，不仅仅是刘明康的任务，当刘明康本人完美地构筑起体制内银行的风险长城时，已经将草根金融监管与市场化的任务交给了下一任。

　　纠结的是，即使是严苛的银监会在数据来源上依然把关不严，有注水之嫌。刘明康先生不断强调中小企业贷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从重要银行与银监会等部门传出的信息，似乎在暗示中小企业贷款难题已得到根治。在2009年全国 “两会”期间，工行行长杨凯生说，截至2008年末，工行对中小企业融资余额为18575亿元，在全行的公司客户贷款中所占比重达到55.67%。到2009年6月，该数据再上一层楼——杨凯生透露，当年1到5月份，工行在整个信贷发放中，61%的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了3254亿元。农行行长张云表示，到5月底，农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增加2400多亿元，占全行贷款增加将近50%，比年初决定的增长计划超过两倍多。中行行长李礼辉则表示，1到5月份，中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增长了44%，中小企业客户增长了22%……

　　而到了今年10月，刘明康先生论及房贷风险时，表示从房地产贷款具体结构看，目前约98%的个人按揭贷款“贷款房价比”低于80%，按揭贷款平均“偿债收入比”为33%——对比中小企业的贷款现实，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高处不胜寒，上述数据让人感受到真正的风险来自于有违常识的数据。当然，持上述言论的绝不止于银监会官员。

　　得罪人的工作刘明康已经做了不少，这为后任留下了足够的调控空间。从银行的风险管控，到风险监管体制的开拓，刘明康已经证明自己的称职，可以毫无愧疚地在绘画、音乐领域里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