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三菱劳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签署“协定书”，劳工代表讲述当年经历。本报记者王海欣摄

　　在向日本法院起诉索赔无果后，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将集体向日本公司索赔。昨天，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三菱劳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在北京签署“协定书”，将向日本三菱材料公司递交“解决要求”，要求该公司向中国劳工及家属谢罪，并赔偿3.512亿元人民币。目前已有约300名中国劳工同意“解决要求”，将提出集体索赔。

　　二战期间，三菱材料公司(旧三菱矿业公司)将2709名中国劳工强掳至日本做苦役，致使数百人死亡。近年来，幸存的中国劳工家属多次到日本起诉，希望获得赔偿。今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判决，中国劳工案原告败诉。中国劳工通过司法途径向日方及企业索赔的努力遇挫。

　　对此，中国劳工对日诉讼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表示，虽然败诉，但法院肯定了日本企业强掳中国劳工做苦役的事实，并多次劝告相关单位给予合理解决。在司法途径走不通的情况下，中国劳工代表首次签署统一的“解决要求”，向日本企业集体索赔。

　　“解决要求”提出，三菱材料公司应对强掳3512名(包括转包的803名)中国劳工并强迫劳动的事实，承认其作为企业应负的历史责任，并对于给中国劳工带来的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向中国劳工及家属从内心表示真诚的谢罪。

　　“解决要求”第二条提出，三菱材料公司确认有义务向全体受害劳工支付全部解决款3.512亿元人民币。该解决款除了对受害者的赔偿金之外，还包括尚未找到的受害者的调查费、祭奠追悼费，面向未来的历史教育等事业费，一级信托基金的管理运营费用。

　　“解决要求”强调，这笔款项由三菱材料公司委托双方都同意的团体(中国适当的组织机构)负责履行。

　　康健说，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将共同推动全面解决有关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重大人权侵害赔偿问题。

　　日方律师团律师坂口祯彦表示，将把“解决要求”跟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律师沟通，然后正式向三菱材料公司提出，将在一两个月内实现。

　　对话律师

　　不是寻求和解必须道歉赔偿

　　记者：为什么现在直接向日本公司提出集体索赔？

　　康健：中国劳工在日本的索赔案有14件，涉及三菱材料公司的5件。这些案件的诉讼都经历非常艰苦的过程，但结果并不好，日本法院均判决原告败诉。但诉讼的过程也有很大的收获。最初，日本公司根本不回应是否存在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之后，日本法院认定了强掳中国劳工做苦役的事实，但以“请求权已放弃”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的索赔等要求。部分日本法院在审理后提出“劝告”，希望日本有关方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给予解决。这成为我们向日本企业交涉的契机。

　　记者：诉讼的途径走不通了，你们要寻找新的途径？

　　康健：是的。但跟日本公司的交涉此前也有，这是第一次集体向日本公司提出“解决要求”。

　　犀川治(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以及在诉讼结束后，都和三菱材料公司有过沟通和交涉，大约10次。被强掳到三菱材料公司劳作的中国劳工有多个工作地点，如果受害者分别与其交涉，三菱材料公司不同意。因此，我们决定统一解决要求，与其交涉。

　　记者：现在有多少劳工同意这一解决要求？

　　康健：以中国劳工联合会为核心，目前有300多名劳工同意，还有陆续在联系的。

　　犀川治：山东的部分受害者也赞同，已经和他们签署了备忘录。以“解决要求”为旗帜，只要是赞同要求的劳工，都应该团结起来。这次是第一次把统一的解决要求递给三菱。

　　记者：提出索赔3.5亿余元的依据是什么？

　　康健：人均2万美元左右。此前有国外劳工赔偿的先例，我们大体参照这一标准。

　　记者：在这之前，中国劳工和日方已经达成了两次和解，即“花岗和解”、“西松和解”。这次，你们寻求的是否也是一种和解？与前两次和解有什么区别？

　　康健：跟那两次和解相比，我们的要求有4个明显的区别。第一，不能以“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为前提；第二，不能有救济的色彩，必须是赔偿；第三，必须谢罪；第四，不能对受害者提附加体检。三菱材料公司会怎样回应，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记者：对此次解决的前景怎么看？

　　坂口祯彦(中国劳工案日本律师团律师)：不是非常乐观，需要长期的努力。

　　康健：除了跟公司提出集体解决方案的途径外，我们还在做多种途径的努力，比如在其他地方起诉，还有其他途径。

　　记者：其他途径能说得具体些吗？

　　康健：等做了再说。

　　（责任编辑：马常艳）

　　掳走4万名劳工致7000人死亡

　　 -新闻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填补日本国内战时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做出《有关向内地引入华人劳工》的决定。

　　根据该决定，日本政府与相关日本企业共同强掳了约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强制在日本全国135个工地做苦役，致使约7000人死亡。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未支付任何费用，也未谢罪和赔偿。同时，加害企业由于强制中国劳工劳动，还从日本政府处得到了补偿金。

　　三菱材料公司(旧三菱矿业公司)在二战中与日本政府共同将2709名中国劳工强掳到9个工地做苦役，致使466名中国劳工死亡。

　　自1995年起，中国劳工受害者陆续在日本多家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其中，以三菱材料公司为被告的损害赔偿之诉，分别在东京、福冈、宫崎、北海道及长崎地方法院提起。

　　经过十几年在日本法院的诉讼斗争，相关日本法院认定了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在战时曾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认定了中国劳工为此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但是，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人的“请求权已放弃”这一明显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错误判断，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三菱材料公司在内相关日本公司的法律责任。

　　-劳工回忆

　　日本投降那天狂揍日本监工

　　张世杰腿老痛。这是67年前落下的毛病。

　　1944年，他19岁，年轻力壮。那时，他的家乡河北省武强县已经是日本占领区。

　　秋后的一天，张世杰到县城去卖土布，被日本宪兵队抓住。当时，和他一起被抓的有六七个人，塞满了两汽车，被送到了河北衡水。

　　张世杰等人被关进监狱，住了10多天，又被用闷罐子车送到天津塘沽。

　　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被集结到这里。他们每人能分到两个窝窝头，还是变了味儿的。如果不吃，只能挨饿。张世杰记得，当时的塘沽，天天都有劳工不幸死去。

　　几天后，张世杰和几百名劳工一起，被赶进一艘货轮，送到日本一个港口。之后换船，将他们送到长崎。

　　张世杰最终的去处，是长崎户町三菱煤矿株式会社。他的工作，是下煤井挖煤。

　　早上5点起床，下井。一个三四米宽的洞(作业面)，一天要挖出三十车煤。如果挖不出来，就不让“下班”。张世杰记得，弄得慢了，挨打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那时候，张世杰和很多劳工一样，都不喜欢上白班。因为在上白班的时候总有日本的领导下井检查，那些看护的日本人格外严格，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张世杰说，尽管他比较有“眼力见儿”，但腿也没少被踢。

　　但是，劳工们喜欢的夜班也因为一个叫“小瞎子”的日本看护者给毁了。

　　这个日本人只有20多岁，因为右眼瞎了，劳工们私下就这么叫他。夜班一般是晚上直到凌晨。其间，“小瞎子”要睡觉，就给劳工们规定超多的装车量。每过一两个小时，“小瞎子”会醒来查看，如果装得不够，就要打人。

　　这样的艰辛下，中国劳工想到了逃跑。

　　一天，一名中年劳工在下井前偷偷跑了出去。看守的日本人到处去找，也没有找到。

　　但是，两天后，这名劳工自己回到了矿区。因为他们劳作的地方是一个小岛，四周都是水，这名劳工逃不出去，又实在饿得慌，只好跑回来。

　　在被一顿暴打之后，这名劳工只得再次和张世杰他们一起下井。

　　日本人对劳工的看护更严了。逃跑未遂的经历，也让劳工们不敢“暴动”。

　　好在形势正在好转。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那一天，张世杰本应该上夜班，到第二天早上6点才能出井的。

　　看守他们的日本人突然下井，跟他们的同伴说：“东亚战争完了。”

　　然后，看守的日本人说，不用干活了，你们上去吧。这时，才是晚上12点。

　　张世杰好高兴。一出井，发现劳工们都跑出来了，高兴地大喊大叫。

　　他们想到了“小瞎子”。把“小瞎子”抓来后，大家对他一阵暴打，发泄积累近一年的怒气。一名日本看守的队长见状，说“打死不行的”，用双腿夹住“小瞎子”的头，让劳工们揍他的屁股。

　　中国劳工吃上了白米饭。在此之前，他们吃的是带糠的棒子面儿。

　　因为没有船，张世杰直到当年春节时，才坐上美军的军舰，回到了塘沽。

　　他是幸运的。

　　被抓到日本的劳工有4万多人，死亡约7000人。仅去三菱材料公司9个工地的2709名中国劳工，就有466人不幸死亡。

　　回国后，张世杰当了兵，之后收废品，在北京定居下来。他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他希望，日本企业和政府能有诚意解决被强掳劳工的问题。

　　中国劳工联合会会长、当年被强掳至日本的劳工崔书进说，“不解决行吗？不解决，我们子子孙孙找下去！”

　　（责任编辑：马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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