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住建局原副局长李志强借职权之便贪污、受贿，违法违纪所得高达2293万余元，且横行当地多年，刁难、凌辱，甚至殴打不顺从他的干部群众，成为一大“官霸”。

　　按理说，一个县的住建局副局长，不过是副科级，然而，他却能毫无障碍地地将2000多万非法所得纳入自己腰包，如此小官大贪绝非个例：比如原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分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一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官员，却是坐拥数以亿计财富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副检察长、反贪局长穆新成，个人资产高达两亿。

　　这种现象，用反腐败专家林喆的话来说，就是“腐败落势化”，就是指腐败现象从较高的职位向下落，向基层渗透。根据《南方周末》统计，10年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上千万的贪腐案例，科级（及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官员腐败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

　　其实，“腐败落势化”并不难理解。从政治学角度上讲，腐败与权力滥用只和权力大小以及权力是否受到监督与制约有关，与官员本身级别大小并无直接关系。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这就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深刻道理。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与小官大贪对应的，是许多厅级干部会在人大、政协会上诉苦，称他们买不起一套房子，因为，前者掌握了实权，而后者所掌握的权力委实有限。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腐败落势化”，跟另两种趋势也有很大的关系：一种趋势是，科级以及科级以下的干部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至关重要的权力掌握在了科级及其以下的干部手中，给他们以“权力寻租”极大空间。第二种趋势是，基层小官权力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仍然很不健全，预防腐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建设仍然停留在“雷声大、雨点小”的程度，体制与机制建设无法起到有效预防腐败的作用。比如当年李志强的同事郭玉玺说，和李共事期间，他曾多次找县委县政府的相关领导反映问题，总被告知“完了咱再研究”。最后他被调离了，李志强却还稳坐其位。

　　消除“腐败落势化”，首先要加大打击力度，加大打击力度始终是震慑贪官的一个有效武器。但是，对于科级及其以下的干部贪腐行为的打击，特别要警惕地方保护主义，要打掉小贪官背后的“大保护伞”。其次，仍然是要把制度建设摆在头等重要位置，这种制度建设，从宏观上讲，则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比如纪委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官员的民主推选等。从微观上讲，我们给官员多大的权力，对于权力的公开透明和监督同样要有多大，不能让权力与监督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