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蛰 | 文

　　前些日子，孔二先生被安排在单位门口值班，没戴红箍，腰里还别把剑；既不像“门前三包”，也不像维稳志愿者，让人怀疑他无证上岗。

　　孔二先生是老运动员了，一遇运动，便遭批斗，在单位里一直充当反面教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渐渐落实政策，到了后来，竟成了镇馆之宝。

　　说到孔二先生的境遇，就不能不提五四新文化，那是他第一次充当运动对象。至于五四新文化，不光是跟个人的恩怨，就连他自己跟自己也夹缠不清，要把它弄清楚，还真是件挺绕脖子的事。

　　五四新文化是个烂线团

　　所谓烂线团，就是说，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缠得挺好的线团，但动手一拆，发现其中有断线，有活扣，有瞎扣，并像不看上去那样顺溜，一上来就抻不动了。通常我们都说，五四和新文化，科学与民主和反帝与反封建，前者是运动，后者是口号。但这样一来，顺序就发生了问题。众所周知，五四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新文化的口号才是科学民主；因此需要把顺序颠倒一下，把五四新文化改成新文化五四，就对上了。

　　有人会认为这是较真儿，理由是五四运动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可算作一回事，再说一直这么叫也习惯了。笔者以为不然。因为这样一来，就遮盖了二者之间的一个断层。也有人认为，既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和陈独秀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那么这个断层可看作领袖思想的转变导致了运动的转变。这么说当然非常有道理，但不足以体现这一转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发生过两次大的断裂，造成了“知识型”的转变。第一次断裂的标志是严复先生翻译《天演论》，第二次的标志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第二次的断裂就发生在新文化与五四的转折处，从科学民主到反帝反封建这两组口号的转变，就反映出这一断裂。

　　如果说在严复先生以前两千年，中国是孔二先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他之后，是半部《天演》治天下（他只翻译了半部），那么，到了五四以后，就轮到半部老马了（其实是列宁）。

　　科学与民主的解析

　　科学与民主，也就是德赛二先生。想象中，这二位都是西洋绅士，类似于北洋政府聘用的工程师或政治顾问一类；或者抽象一点，它们都是当时中国有待实现的现代化目标。其实，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一直到北洋政府的制度实验，不都在践行科学与民主吗？但都失败了。失败倒不要紧，却带得科学（改技）尤其是民主（改制）声名狼藉，让人怀疑它们究竟是中国之福还是中国之祸。

　　那么，新文化的导师们为什么还要把它们重新捡起来，当作旗帜来挥舞呢？这是出自他们对以往失败的原因的判断。他们注意到，无论满清朝廷、袁大总统还是北洋政府，在改技改制的同时，都尊孔。比如当时的北洋政府，由于是枪杆子夺权，缺少正当性，所以要做两门功课，一是祭孔，一是制宪；前者是中国的正统性，是天意，后者是当代的合法性，是民意，取顺天应人之意。结果是一塌糊涂。

　　于是，改技改制失败的原因，就归到孔二先生头上：科学民主没有错，都是孔二惹的祸。于是，就有了“要实现科学民主，就要打倒孔家店；要打倒孔家店，就要提倡科学民主”这么一个循环论证。改技、改制失败后，要改道了。此时的科学民主，不再是制度的实验，而是打人的棍子。换言之，不是用来“改”，而是用来“打”。

　　至此，科学民主的原有之义丧失殆尽。从本质上讲，科学与民主都是建制性的，都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而不在具体目的；前者是为了形成抽象的定理，后者是为了形成抽象的规则，以适应普遍的对象。那意思是说，科学定理和民主规则，无论在胡适之、陈独秀那里还是在孔二先生那里，都顶用。有点像孔二先生的“有教无类”，或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

　　有鉴于此种本性，日后人们发现，把科学民主当棍子并不好使，用来打孔二先生，虽然可使他斯文扫地，却结果不了他的性命，得有更称手的家伙。

　　反帝反封建的解析

　　到了五四，更称手的家伙就有了。这次出手不像新文化的单打一，而是两个靶子；也不像新文化那样纸上谈兵，正像五四新青年们用肢体语言预示的，这一批判的武器可以转变成武器的批判。这个武器，就是反帝反封建。

　　但是，“帝”和“封”都是古已有之的名词。比如帝，按照传统说法，本部之外据有藩属，即为帝国。按这种说法，从前的中国也是帝国。至于封，传统的说法是指“裂土封疆”的分封制。按这种说法，中国的封建制早在两千年以前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的时候就结束了。在五四以前，这种用法是人们的常识。但是这样一来，它们作为靶子就不够资格，空有批判的武器也无从下手，有劲使不上。所以，必须根据武器来移动靶子。“主义者”们的办法是，给它们加上“主义”二字。胡适之先生对此很是反感，说要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结果不欢而散，这是题外话。

　　“帝”和“封”后边加上主义以后，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意思也就大不相同了。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而且必将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样一来，靶子就明确了。此外，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老列强俄罗斯在无形中被排除，岂止不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先进的榜样、帝国主义的克星。封建主义的意思，则是指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但对于中国，这种解释的困难之处在于，如果封建主义早已灭亡，那么，按照上述的阶段论，此后的两千年将无以名状。对此，“主义者”们的导师马克思一句“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打发了，意思是在标准的历史进程之外，不入他老人家的法眼。

　　但照此一来，中国的革命者岂不白忙活了？如果中国社会的性质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你的革命就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孔二先生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必也正名乎。于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被正式命名为“封建主义”。

　　虽然定了性，有关这一话题争论却没结束。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革命者内部，争论再起，题目就是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先是苏共，争论的双方是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继而是中国，争论的双方是延安的“干部派”和白区的“托派”。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封建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身处农村搞农运的“干部派”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因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身居城市“托派”则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争论照例不会有结果，因为这实在不是理论上的事。这是后话。

　　俗话说，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这一“帝”一“封”两个主义，一个指向中国的过去，一个指向外来的侵略和影响，二者相交则构成了中国的“现在”，当然，是“现在”所有的罪恶与灾难。

　　两组口号的断裂与接续

　　在五四之前，新文化的导师们不懂阶段，只论新旧。因为按照进化论的新陈代谢，新的总比旧的好，少的总比老的好（相比之下，从前的循环论就像玩古董，总是越老越旧越好）。于是乎为了跟“老大帝国”相抗衡，就有了“新青年”，乃至于“少年中国”。而所谓的新，就是当时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就是科学与民主；所谓旧，就是孔二先生和他的半部《论语》之类，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虽然身受其害，却浑然不知。

　　到了五四以后，进化论的新旧两分法被革命论的帝、封、社的三分法所取代，对象变得更具体了。比如帝国主义，就是除苏俄外的所有西方列强；封建主义，就是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孔二先生；社会主义，就是当时的苏俄。而按照阶段论，在人类社会革命的序列中，苏俄比先进更先进，中国的统治者和孔二先生则比反动更反动。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抛弃进化论而选择革命论，除了社会进步的理由，还有某种心理补偿的功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落后可以变为先进。而且按照列宁的辩证法，落后是达至先进的必要条件（革命只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爆发），中山先生说，“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五四以后，最摩登的“印贴利更追亚”（知识分子）已不再谈论白话诗文和娜拉出走，而是谈论黑智儿和马克斯、蓝宁和托洛斯基、布尔乔亚和普罗列塔利亚……在租界的秘密场所集会时热血沸腾地低唱英特纳雄耐尔……官府密探则满街追捕那些“长头发破皮鞋”……

　　当人们把科学民主与反帝并称的时候，不管他们意识到没有，科学民主其实就是“帝”，这是这两组口号的断裂之处；但当人们把科学民主与反封并称的时候，科学民主就是反封，这是这两组口号的接续之处。

　　最后的问题：孔二先生跟科学民主真的就势同水火、互不兼容吗？在古老的正统性和近现代的合法性之间，难道真的不能过渡吗？我们看到世界上古老的基督教、古老的犹太教、古老的印度教乃至古老的伊斯兰教向科学民主过渡并与之和谐共存的例子，难道孔二先生和他的半部《论语》就不成吗？北洋时期制度实验因其时间太短，不足以证明其不能成功；台湾的民主转型因其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证明其能够成功。所以，只好等待历史的结论了。

　　作者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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