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千年以来我国货币和准货币的增加量惊人：2010年末高达72.6万亿，比2000年末绝对增加了59.14万亿！有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妥，我以为是危险的短见

　　【财新网】（专栏作家 周其仁）、很佩服艺术家的直觉。多少年前，姜昆在春晚说北京的广场过于空旷，不如改为大市场以免出问题。事后证明他的预见力超凡。

　　去年春晚，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活脱脱点出了流动性泛滥下的时代特征。还真是的，晒晒公私账本，观察各种开销记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不差钱”随处可见。

　　这当然是中国经济搞起来的结果。2000-2009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9.8万亿增加到34.3万亿，绝对数增加了24.5万亿人民币。从支出角度看，同期中国的投资从3.5万亿到16.4万亿，增加了12.9万亿；消费从5.4万亿到16.6万亿，增加11.09万亿。好家伙，不过九年功夫，中国的年度投资加消费就增加了23.6万亿，当然“不差钱”。在社会总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开支增加了6.98万亿，政府消费增加了3.26万亿，人数最多的农村居民最不济，但也增加消费开支8270亿。这些总量和结构的数据，可议之处不少，但打下了中国经济“不差钱”的基础，却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是，“不差钱”的增加程度，远比国民经济增长来得快。2000年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存量13.46万亿，到2009年年末已达60.62万亿，增加了47.16万亿。这是说，九年之间，我国现金和银行存款（M2）的增加额，比GDP的增加额（24.5万亿）和投资与消费开支的增加额（23.6万亿），分别高出了23万亿-24万亿！

　　这里话分两岔说。一是上述货币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二是如何理解这个现象的含义？

　　关于第一点，本系列发表了的评论已提出作者的阐释。中心论点是，人民币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总是在制度约束下人的行为的结果。具体讲，近年中国的货币运动包含两个圈圈，其一是出口导向驱动的经济高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累积起数目惊人的“净出口”（2000-2009年中国的净出口累积达10.4万亿人民币）。这部分“国民生产”在中国境内完成，商品和劳务净输出到境外，但相应发生的工资、税收、利润和其他服务费用却作为人民币购买力留在了境内，成为追逐国内“不足额”商品与服务的货币力量。与此相匹配，央行不断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在形成过量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也向商业银行被动注入流动性。其二，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条条块块政府主导的投资，更偏好银行信贷杠杆，在“供地融资”机制下，加速商业银行的货币再造。讲到底，货币供给远超过经济增长，其实就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过度依赖投资在货币上的表现。

　　本文要讨论的是第二点，就是怎样看待远超过经济增长的货币增长？最近看到一些评论，主要观点是“不差钱”何惧之有？无非就是通胀，而中国的通胀并不十分严重，或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即便有5%-6％的通胀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能同意这些观点，讲讲自己的理由以求批评吧。

　　说中国通胀不严重，根据是CPI，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表现。从数据看，上世纪80年代的CPI比进入新世纪以来要高得多，1988年的峰值为18.8%，次年还是18%，平均算，1980-1989年间为7.45%。90年代的通胀更高，平均算7.77%，峰值是1994年的CPI冲到过24.1%。比较而言，2000-2009年间的CPI平均仅为1.87%，峰值不过是2008年的5.9%。以图形描绘，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通胀指数下了一个大台阶，似乎是一只已被降服了的老虎。

　　但是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首先是新千年开始的头几年，中国还没有走出上一波通缩，由此2004年以前的CPI很低，其中有一年还是负值。到了2008年，CPI再次冲高，第一季度有8.7%的记录，不料美国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现，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首当其冲，物价纷纷跳水，结果2009年的CPI不但没有继续上行，反而又一次跌为负数（-0.7%）。这一头一尾共5年，当然把CPI的平均值拉了下来。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最近十年平均的CPI虽然不高，但资产市场的价格却冲劲十足。上证指数在一年半时间里从1000点冲过6000点，就发生在这个时段。房地产就更不用说了，“房价必升、炒房必赢”的预期，是在这十年形成并普及开来的。否则，何苦发这么多管制房地产市场的文件？“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又岂不是空穴来风？至于其他投资品，从商业店铺、古玩首饰、红木家具、中外艺术品、邮票、园林树木、普洱茶、大红袍直到墓地，无一例外都在这十年之间出现了史上最牛之价。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究竟能不能完全地度量出通胀的严重程度？我的看法是不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对于可应市的商品与服务量太多，所以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提升。消费品物价呢？不过是物价总水平的一部分。上世纪80年代，国人平均收入水平低，花销结构单一，人们有了钱就消费，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活动限于教育和养儿育女，一般也表现为消费开支的增加。90年代有点变化，但很多普通人家卷入日益多样的投资活动，却是新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从这点看，越靠近今天，CPI反映通胀程度就越不足。到底拿什么测量更准确，见仁见智，要统计专家下定论。我自己倾向于按中文的“通胀”定义，直接看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这一看，新千年以来我国货币和准货币的增加量惊人：2010年末高达72.6万亿，比2000年末绝对增加了59.14万亿！

　　货币决定潜在的物价总水平。现金在手，想买什么，说出手时就出手。持币而不购物的，那也是为了将来购物的方便。前提是，行为者相信未来买不会比现在买要吃价格上的亏。这就是说，预期很重要，一旦通胀预期形成，人们觉得将来买不如现在买，流通中的现金量多大，市场的“买压”就有多大。至于“准货币”即在银行里的存款和储蓄，是不是冲到街上来也成为买压的一部分，关键看真实利率。讲过的，不喂上一大块肉，笼中之虎饿极了会想办法往外冲。还没有全部冲出来吗？我的理解是历史记忆还有作用，存款人相信通胀指数过一段终究会下来，忍一忍不悖理性原则。

　　目前的形势是，远超经济增长的广义货币增量惊人，真实利率为负，通胀预期又已形成。在此情况下，还以为“不差钱”舒舒服服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我以为是短见，而且是危险的短见■。

　　（本文首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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