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普华永道全球掌门人

　　■本刊记者 李路阳 唐玲

　　和往年一样，2011年冬季达沃斯论坛召开前夕，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普华永道”)发布了其第十四期《全球CEO年度调查报告》。该报告向全球69个国家的1201名商界领袖进行调查，并与31名CEO进行了深度访谈，在此基础上，报告亮出了崭新观点：增长在望——新兴市场前景加强CEO信心。借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Dennis M. Nally)访华之际，《国际融资》记者就读者关注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在普华永道北京金融街办公室独家采访了这位国际金融服务行业中的权威人士

　　PwC launched its 14th Annual Global CEO Survey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1. In this year抯 survey, over 1,200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69 countries including 31 in-depth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emerging economies are growing faster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re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ain drivers of the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our reporter met with Dennis M. Nally, chairman of PwC International。

　　记者：今年1月份，普华永道发布了第十四期《全球CEO年度调查报告》，该报告揭示了全球CEO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形势的信心在增强。您认为，这种信心是否是可持续的？

　　戴瑞礼：是的。普华永道今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CEO的信心已经恢复到接近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历史最高水平。在普华永道调查的1200多位CEO中，有51%的人对其公司收入增长前景非常有信心，这个数字在2007年的统计中是52%。我们还看到，这种信心增强的趋势并不仅仅表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呈现出跨区域的效应。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欧洲各国、美国、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于未来12～18个月的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这一调查结果跟一年前是完全相反的。2010年初，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各方的信心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在被调查的CEO们的内心仍旧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复苏的迹象是否可持续？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二次危机？而现在，从全球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我认为，这种信心的上涨是可持续的。这也体现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机遇、成长、增长点、再投资、新产品、新服务等话题成为大家谈论的核心。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与前一年完全不同的根本性变化。另外，我必须提及的是，中国CEO的信心指数是普华永道调查的千余位CEO中最高的，我认为这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记者：您提到了达沃斯论坛中大家都在谈论“机遇”、“增长点”，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戴瑞礼：此轮经济复苏的背后隐含着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或者说动力正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CEO们关注的是如何使企业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把握机遇。我认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是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全球CEO们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来达到自身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各国企业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化，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经营更接近本土市场的模式，如何为目标市场提供独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如何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以及致力于创新研发等等。我觉得很振奋人心的一点是，现在有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被推出，这表明企业在创新上投入很大。

　　记者：最近出现的利比亚动荡和日本核泄漏危机表明，世界经济发展中目前存在很多不确定政治风险和自然风险，您认为这些不确定因素会不会引发世界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戴瑞礼：您提的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普华永道之前对全球CEO的一项调查，即现在全球CEO们最担心的是什么。这些CEO们表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不确定性，包括来自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些对全球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我们刚刚谈到了企业商业模式的转换，谈到了经济重心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的转移，转移过程本身对企业就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发达经济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而发展中经济体就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说现在利比亚和中东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说到日本，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灾难，不仅仅对其自身的经济复苏造成了影响，也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了一定影响。比如，供应链的问题，日本的汽车零配件减产，马上就会对美国汽车市场产生影响。

　　但是，我认为，这些不确定因素是商业运行中必须要面临的现实因素，是所有企业家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举个例子，如果美国企业到巴西去投资，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同样，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比如说到美国、德国或者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因为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对未来的可预见性就比较高。而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对未来的可预见性就相对比较低，对于这一点，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的存在，对全球的CEO们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备全球观，还要求他们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做到更加灵活并具备可调性。如果企业想要利用当前全球经济的转型来获取最大的收益，如果企业想要在运营中取得很好的成绩，那么，企业的CEO们就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在增强，而且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家们要做的就是接受事实，并且调整企业的商业模式，以便有准备地迎接各种潜在的风险。

　　记者：普华永道在CEO报告中预测指出，在未来25年，中国很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做出这一预测的理由是什么？

　　戴瑞礼：普华永道做出这个判断是基于很多的经济指标，比如说中国的市场规模，中国的人口数量等等，是通过这些指标数据和美国的数据对比得出的判断。另外，中国的经济转型政策也是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此前，中国是一个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而现在正转向以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就是发展内需。长久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稳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相信中国的增长是可持续的。而美国、欧洲国家等发达经济体，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都不太可能再现过去的GDP高速增长。美国是以消费为基础的消费型经济体，经济的杠杆作用非常强。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源于美国以杠杆效应支撑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这势必打击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而导致美国消费者越来越保守，储蓄越来越多，从而撼动美国经济的基础。我很难判断美国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永久的，但至少是现在的真实情况。相反，中国正在向消费型的经济体迈进，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的居民消费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关于发展内需的政策是可持续的。虽然我们普华永道的预测包含了很多假设条件，但是，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在未来25年经济发展期间，随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您谈到中国可能在25年内超过美国，但从目前看来，尽管中国做了很多努力，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在技术层面和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中国企业还是需要向美国同行学习很多东西。您拥有服务于科技产业大型跨国企业客户的广泛经验，您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向美国企业学习什么？

　　戴瑞礼：我认为，一个经济体若想成功的话，必须适当地专注于像您说的科技研发，专注于高新技术的使用和创新。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当然，经济体之间也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如果一家企业想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水平的企业，他面对的就是一个世界水平的竞争。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创新和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国过去的持续发展来看，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取得更多、更大的进步。这也是我认为中国在未来会超越美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可以学习的对象是德国。德国的成长得益于它产品的质量，它的产品在高精工业领域排名数一数二，产品的需求来自全世界，全球的经济体都愿意为德国高精工艺买单。因此，德国应该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记者：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中国经济将出现高增长，作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金融服务公司，普华永道的发展战略会有哪些新举措？

　　戴瑞礼：普华永道的主要服务领域包括审计、税务和咨询。我们通过制定解决方案及提供实用性意见，不断为客户及股东提升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业务是随着客户的需求做调整的。现在，全球CEO们都认为中国是最具有吸引力、最具有增长潜能的市场。鉴于此，我们未来业务的调整就是要以持续的发展来满足越来越多在中国投资的客户的要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目前，普华永道全球有20%的收入来自于新兴市场。我们预计，这个比例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增长到40%～42%。我们将致力于更好地服务客户，帮他们解决在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并可以带来增值的服务。

　　记者：全球经济正在复苏，未来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企业若要保持可持续的领先地位，需考虑哪些前瞻性的问题？

　　戴瑞礼：我认为，综合起来共有3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才。现在的时代是争夺人才的时代，企业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一个企业若想获得竞争优势，那就必须花大力气去找寻、培养人才。如何吸引、保留并且培养这些人才成为成功的商业领袖，是企业必须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后危机”时代，全球CEO们对人才培养和储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我们的调查当中，83%的CEO都认为，企业的人才管理战略需要调整，这样才能应对全球商业环境的变化。同时，还要在企业中培养一种适合人才发展、尊重人才的文化，让企业的员工有主人翁的感觉，从而为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二，创新。创新的对象可以是产品，可以是服务，也可以是一种企业文化。在以创新文化为主导的企业中，不仅高层谈创新，每一个员工在日常工作中也都会思考创新这个概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才是成功的。第三，适应性。企业必须具备快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为现在的经济环境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环境，能否适应这种快速的变化对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问题？

　　戴瑞礼：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中国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世界其他经济体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困扰。通货膨胀是全球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来源于一些货物和原材料以及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它确实会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且已经把控制通货膨胀提到了很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以保证它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风险。在我看来，通货膨胀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中国治理通货膨胀能否成功不仅仅受制于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也取决于全球各国的努力。遏制通胀的政策是否有效，最终只有时间才能够验证。我注意到，中国政府提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还需要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不能松懈。

　　记者：全球目前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您怎么看今明两年的经济形势？

　　戴瑞礼：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体确实还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还存在赤字问题、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以及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问题，还有像刚才提到的政治问题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不仅今年要面对，以后也要持续地面对。在今年普华永道《全球CEO年度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其实CEO们很清楚地了解这些问题和风险的存在，但是，他们对经济发展仍旧表现出来那么高的信心，其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新的机遇，即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这些新兴经济体幸运地躲避了金融危机，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给自己的发展做出了恰当的定位。我们会看到，在未来的1至2年，世界投资的重点将会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内，这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驱动力。(摄影  王南海)

　　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素描(Dennis M. Nally)

　　戴瑞礼先生现任普华永道全球有限公司主席，是这一由全球各地独立运营的成员公司所组成的机构网络的掌门人。

　　戴瑞礼先生于1974年加入普华永道底特律分所，1985年升任合伙人。1985年至1988年间就职于纽约的普华永道全国总所会计服务组。1988年至1992年，担任普华永道美国俄亥俄州但顿(Daytona)分所主管合伙人。1992年至1995年，担任普华永道美国事务所全国战略规划主管。1995年至1998年，担任普华永道美国事务所副主席，主管财务与大客户服务，职责包括技术与行政支持，同时他还兼任普华永道美国事务所政策委员会及美国事务所管理委员会成员。1998年至2000年，他担任普华永道美洲业务区审计及商务咨询主管合伙人。2000年至2001年间，他担任普华永道美国事务所主管合伙人。2002年，戴瑞礼先生被推举为普华永道美国事务所主席暨高级合伙人。

　　戴瑞礼先生拥有服务于多个行业大型跨国企业客户的丰富经验，主要集中在科技产业，包括计算机与生命科学领域。

　　他具有演讲天赋，在涉及会计行业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话题方面多次受邀演讲。曾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财务执行官、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剑桥能源研究协会全球能源年会、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Coach K领导者会议、威克弗里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希尔顿系列讲座以及伊利诺伊大学雷顿系列讲座中多次发表演说。

　　他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及纽约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成员。此外，他也是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访问学者委员会、Carnegie Hall Society信托委员会、商业圆桌协会、Bridgeport教区及康涅狄格州财政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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