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斌

　　高度重视“倒国企”思潮危害

　　当前中国出现了一股“倒国有企业”的思潮，其危害性不容小视。

　　当前“倒国有企业”思潮的主张

　　当前“倒国有企业”思潮的推动者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的合理性，主张全盘西化，以反垄断、反腐败为借口主张国企退出一切竞争性和垄断性行业。这种思潮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出现，相比以往又具有新特征。

　　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垄断性行业。这些人过去曾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行业，现在却又宣称国有企业还必须从垄断性行业退出。这些论调充分暴露出他们所谓的“改革”的目的在于消灭国有企业。以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只是出于策略性考虑。当前，中国应对国内外主张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的声音保持高度警惕。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在自然垄断行业推行国企私有化，这同他们主张的政治全盘西化一样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利益。他们误导舆论，将腐败和分配不公现象归咎于国有垄断，试图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来推动私有化。

　　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鼓吹彻底私有化和倒国有企业的某些人，也积极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公然违背中央精神，主张中国按西方模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充分暴露了他们所提出的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的主张，已不再是打着提高效率旗号的单纯经济政策主张，而是明确作为推行“颜色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全盘西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颠覆目的。而那些主张国企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人所成立的基金会组织，其成员甚至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这暴露出其组织同美国高级情报部门官员之间非同寻常的密切联系。

　　至此，当前倒国企思潮的实质已完全暴露：其以经济理由为借口，以鼓吹彻底消灭国有企业为手段，以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而实现瓦解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为实质目的。这种思潮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党中央历次决议中都强调必须坚持的公有制主体地位。

　　当前“倒国有企业”思潮的危害

　　当前鼓吹彻底私有化并推动“倒国有企业”的某些人，所采取的种种做法同美国在前苏联、东欧、拉美实施的策略非常相似。例如，宣扬 “普世价值”，推动颜色革命，以“国有资产分给全民”为欺骗幌子推动全面的私有化，以反垄断、腐败为借口出售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帮助西方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命脉，通过垄断行业国企私有化谋求垄断寻租的超额利润并转嫁危机，等等。他们的实质目的是彻底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动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加速按照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种思潮直接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国有企业的广大干部职工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同国家宣传部门、理论界和舆论界密切配合，加强党中央强调的“六个为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抵制和有力反击。

　　2005年，中国就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大争论。当时美国大金融财团深知次贷泡沫繁荣正逐步走向破灭，加紧施压中国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销各种“有毒资产”，诱迫中国加快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大中型国企私有化。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与之呼应，配合推动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指责反对“华盛顿共识”就会干扰改革开放大方向，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美国对华舆论攻势的配角。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社会并不受欢迎，它是靠独裁军事政变才在拉美推行开来的。即使是崇尚民主社会主义的西方社会党国际，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代表大资本的极右政策，深感“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倘若当年中国依照美国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无疑会在后来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蒙受巨大损失。那么，中国就无法依靠强大的国有经济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就很难有今天世人称颂的“中国模式”的出色表现。

　　每逢面临危机形势时，美国都会加紧对外施加压力、转嫁危机。中国应该立足事实，避免盲从，切实维护国家利益。

　　以私有垄断替代国有垄断不是改革出路

　　国企改革需不断深化，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私有垄断替代国有垄断并不可行。

　　新自由主义是旧自由主义“更极端的翻版”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国家政府虽然普遍奉行不干预政策，但对于少数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部门，仍然存在较多的政府监管和公共企业。这说明工业资本当时具有较多的进步性，他们反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私人资本为获取利润，利用垄断力量寻租提高价格增加工业生产成本。

　　但是，当代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为垄断寻租获取超额利润而鼓吹市场万能论，甚至否定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承认的少数“市场失灵”，主张即使在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也必须取消政府管制和公共企业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包括铁路、公路、供电、燃气、自来水、医院等等。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在论述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时，将其称之为旧自由主义的“更为极端的翻版”。

　　垄断行业私有化恶果难食

　　美国长期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范围推行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私有化，逼迫发展中国家向跨国公司出售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可实际情况是，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垄断行业私有化的灾难例证。在拉美，美国诱迫推行的垄断行业私有化使得拉美民众深受其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美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暴涨数倍之多，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甚至经常引发社会暴乱。在英国，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减技术人员和职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视了长期设备投资、更新，结果恶性事故频发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最后因亏损严重、负债累累而被迫重新国有化。

　　然而在中国，中国铁路由于走坚持公有制和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无论在技术装备还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居世界第一。现在美欧国家改造、建设铁路时必须向中国求助，中国铁路国企的成功与英国铁路私有化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私有化腐败危害严重

　　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的确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但程度远远低于私有化过程中廉价出售巨额国有资产的腐败程度。两者的差别仿佛是水渠管理者多喝水与侵占整个水库的差别一样巨大。正因如此，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国有化浪潮的时期虽然也有腐败，但整体上来说是高速增长和社会分配改善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时期腐败严重恶化，以至于出现危机频发、经济停滞和贫富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私有企业具有利用垄断地位抬价追求暴利的倾向，其带来的社会弊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垄断。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政府可通过价格控制来限制垄断寻租，还可直接下达经营效率指标和上缴利润指标，并且通过分配政策将垄断租金用于公众利益，必要时还可通过政府补贴和要求企业补贴的办法，促使公共企业消化成本上涨压力并减轻消费者负担。

　　中国自然垄断和公益事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应当是进行公众作为全民股代表参与监督管理的制度创新，由公众直接掌握内部成本数据并参与制定公众接受的合理价格，确保对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合理社会分红并造福于全体人民利益。

　　发挥国企社会稳定功能，遏制通货膨胀

　　2011年，国际投机资本纷纷从即将破灭的金融泡沫领域撤出，涌入商品期货市场大肆炒作，导致粮食、能源价格暴涨，成为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众不满和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导火索。

　　当前中国面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和政治动荡的危险，党中央和政府应向国有企业提出任务并给予支持，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当作头等大事。

　　发挥国有经济的社会稳定功能

　　国有企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努力消化成本上涨压力，避免跟随国际市场投机涨价趋势谋求超额利润，向广大消费者和下游企业转嫁国际价格上涨的负担。国有企业通过苦练内功、消化成本来提高效率更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否则只会加剧经济波动，使整个社会和相关企业蒙受更大损失。国家发改委应果断将国内价格机制同国际市场投机脱离，鼓励外贸国有企业绕开西方金融资本操纵的商品期货市场，通过直接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洽谈长期交易，减少投机干扰，有利于价格更好的反映真实价值，从而减轻消费者负担和便于企业安排长期生产、投资。经济界应清醒认识到国际市场由于受金融投机资本严重操纵，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与其接轨不利于资源有效分配和实体经济正常运行。国家应建立大宗商品价格稳定基金和战略物资储备，进行同国际投机相反的高抛低吸操作稳定价格，防止市场价格剧烈波动伤害企业和消费者。

　　针对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形势，中国应尽快采取以下标本兼治的措施：强调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当前中国应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国有经济在关键生产、流通部门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摸索最适宜的比重标准，改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过高的局面。

　　当前在中国面对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下，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应像私有、外资企业一样单纯逐利，而应首先顾全大局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将维护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以平价向广大民众供应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特别是被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炒作抬价的商品。通过平抑物价、薄利多销，不仅有利于维护稳定和消费者利益，还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保证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全社会民众的存款安全。最重要的是能有效防止物价过度上涨诱发社会不稳定，避免对社会和企业造成灾难性损失。

　　注重流通领域治理

　　目前，私营、外资企业比重已经超过我国国民经济一半以上，流通领域中的外资大型超市更是占据过大的份额。这些都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利于采取有效的特殊政策措施应对严重通货膨胀。中国应继承建国初期发挥国营经济优势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将通过国营经济控制物资、商品的流通和生产，作为扩大就业和稳定物价、货币、财政的关键。

　　2011年，广州为应对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过猛的局面，建立了政府扶植兴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连锁超级市场。新型公有制连锁超市直接同菜农签订规定品种、质量、价格的长期供货合同，绕过了三四个批发流通环节从而节省了大量成本，能够向广大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多品种食品。虽然超市直接向菜农采购蔬菜的价格明显高于私人商贩支付的价格，但面向消费者的蔬菜销售价格却比私人商贩和一般超市低30%~50%。这种新型超市投资负担不大，而效益良好。政府仅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而不需要补贴销售商品。新型公有制连锁超市依靠薄利多销吸引了顾客人气，廉价蔬菜副食促进了日用品的销售和企业整体盈利。

　　可以说，广州的这种新型公有制企业兼顾了包括政府、投资者、消费者和企业职工在内的多方面的社会利益。这种遵照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建立的新型公有制企业，社会效益明显优越于依照科斯产权理论建立的私有股份制企业，可以作为维护稳定和遏制通货膨胀的有利措施在全国推广。全国从事农副产品和食品加工、销售的中小型企业，应该由类似广州的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占有主体地位。所有权上，政府启动资金作为体现社会利益的全民公有股体现了公有性质，也可广泛吸引居民、企业职工和社会投资者入股；经营上可以由政府代表、消费者代表直接进入董事会监督经营，确保企业以供应物美价廉的商品而非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全国广泛建立起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不但有利于调控民生产品的价格，也有利于保障食品质量安全，防止部分中小私营企业生产假冒伪劣食品，威胁公众食品安全，甚至引发恶性公共卫生事件。

　　实际营运中，这类新型公有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显示了较好的效率。匈牙利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期，曾广泛建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集体合作社，以取代匈牙利事件后被迫分田到户的分散个体经营。这一政策使匈牙利农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先进技术广泛应用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食品加工质量安全可靠，促使匈牙利成为了农业出口大国。集体合作社的生产效率甚至明显高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收入的增长高于城市居民，显著缩小了城乡差距。

　　坚持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对国有企业的指导

　　国有企业应该遵循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以服务包括消费者、职工在内的全社会利益为宗旨运行，而不应遵循科斯产权理论追求狭隘的产权利益。

　　当前中国开始尝试国有企业进行社会分红的措施，是符合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的正确改革。国有企业应摆脱按西方公司制企业运行的狭隘改革思路，充分发挥社会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应利用其拥有的强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组织能力，主动尝试帮助解决社会民众不满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向广大民众供应物美价廉、安全可靠的食品，消除假冒伪劣食品恶性事件频发引发的广泛担忧；按人口数据有计划地大量兴建质量可靠的保障性住宅，充分满足80%中等、中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需求，消除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诱发金融危机的宏观风险；支持扶贫、教育、就业培训、医疗、科研等公益事业，在社会群体事件频发和分裂活动猖獗的地区，兴办提供大量稳定就业和思想教育的新型公有制企业，未雨绸缪，消除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和西方干涉的土壤，真正办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样，中国广大民众也会像委内瑞拉民众一样，不但丝毫不会受到美国宣扬的反国企舆论影响，还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企和国家安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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