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停飞恩怨难了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广州

　　5月9日，在递交诉状4个月后，东星集团状告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民航中南局”)一案在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开庭审理。这是中国民航史上首个“民告官”案例。

　　2009年3月14日，民航中南局用明传电报的方式，要求东星航空公司停飞；在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无果之后，东星航空的实际控制人东星集团在今年2月8日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民航中南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2月24日，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在9日的庭审现场，控辩双方各执一词，主要围绕着民航中南局发布停飞是否合法等相关问题展开辩论。虽然法院并未当庭宣判，但东星航空停摆的真面目已露出冰山一角，作为一支进军民航业的民营企业，在金融风暴和政府意志的双重压力下，东星航空及其实际操纵人兰世立在商海中的问题与伤痛亦逐渐浮出水面。

　　停飞争议

　　庭审现场，最能引起人注意的莫过于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这位端坐在原告席上的年轻女子神色凝重，情绪随着庭审的进展而起伏。

　　“兰世立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总裁，虽然从今年的1月24日之后，无论是律师或者家属，我们都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与之进行接触。”在庭审完结之后，兰剑敏这样解释自己在东星集团的职务。

　　2005年6月，有商界狂人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用3.06亿元的注册资本获准筹建东星航空，成为国内第4家获批的民营航空公司。一年之内，东星航空就以武汉为基地，开通了19条航线，其扩张速度之快令人侧目。

　　虽然淡出公众视线已经两年有余，但东星集团与民航中南局的恩怨纠葛却并未了结。在庭审当天，东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有“湖北首富”之称的兰世立因为偷税漏税身陷囹圄无法出庭，主角的缺席使得约4个小时的庭审略显冗长。

　　在法庭上，其代理律师提交了长达230页的证据材料，试图表明其作出暂停飞行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

　　民航中南局的代理人认为，在作出暂停飞行的决定之前，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再加上公司董事全部缺位，员工思想极不稳定，安全投入无法保证，遵照《安全生产法》第56条的规定，民航主管部门在安全紧急的情况下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因而作出停飞的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东星集团认为，被告以明传电报的方式下达行政行为，既不能确认发出人的合法身份，又不能确认签收人的合法身份和签收的时间、时效等，不应具备合法性。

　　东星集团对民航中南局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明确承认东星航空内部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导致停飞”。东星集团代理律师严义明说：“停飞只是凭借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交给民航中南局的一纸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并没有相关证据来证明东星航空存在安全隐患。”

　　东星航空之踵

　　“东星航空本身的安全问题就很突出，停飞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民航中南局的代理律师在庭上一再强调。在该局出示的证据中，其中一大部分为其对东星航空的安全检查和检测报告。

　　据民航中南局向法庭提交的材料显示，从2006年6月份公司运行之初到破产清算时一直在东星航空担任运行副总的金正林讲述，东星航空一度曾拥有9架飞机，66名在飞飞行员，而按照中国民航局规定，东星航空本该有90名飞行员，缺额多达24人。为了解决飞行员紧张的问题，公司经常到其他航空公司外借飞行员临时飞行。

　　2008年，东星航空违规使用深圳航空飞行员谢凌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据民航中南局查明，谢凌本因身体问题被深航暂停飞行，但在2007年9-12月间，他却违反规定，为东星航空承担飞行任务。而作为副总，金正林亦经常客串飞行员执行飞行任务，并曾因虚报飞行时间被民航中南局处罚。

　　据民航中南局对东星航空的运行监测的记录，早在2007年，东星航空就已暴露出运行管理、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跟不上”的问题，并就相关问题在当年8月行政约见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金正林披露，由于飞机维修必需的航材不足，以致要在新引进的飞机上拆零件对运行中的飞机进行维修，有时甚至产生飞机带病运行的情况。

　　有司法材料显示，自诞生之日起，东星航空就受到了资金不足的困扰。在2007年7月-2008年3月，湖北机场集团曾3次致函东星航空催缴机场服务费。

　　兰世立对东星航空可谓倾尽心血。他要求集团公司和航空公司财务负责人每天用手机发短信报告营业收入、支出和银行结余数，对公司的收入等状况很清楚。但在2008年，在航油价格持续上涨、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风暴的联手阻击下，东星航空成为兰世立的烧钱机器。

　　“在其任职期间，总体感觉公司安全管理体制不完善，兰总没有从事航空企业运营的经验，对安全投入一直不足，对飞行安全影响比较大，因此公司运营一直存在问题。”金正林在其亲笔信中说。

　　由于飞行人员待遇薪酬制度不规范，东星航空发生过两次飞行员要求提高待遇而罢飞的情况。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8年3月份，有11名机长罢飞。

　　政府牵头重组

　　万般无奈之下，兰世立唯有计划重组东星航空，他首先向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下称“中航集团”)抛出橄榄枝。而对于国航来说，华中市场占有率低一直是其软肋，通过接管东星航空来切入武汉市场，有助于其在国内市场的布局。

　　2009年1月7日，东星航空与中航集团在武汉签订《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意向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中航集团以1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归还东星航空向东星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 1.4亿元；东星集团和东星集团所属公司及兰世立个人对东星航空所有的债务均要进行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永久性的担保。

　　此时，东星航空总部所在地—武汉市政府也走上前台。2009年2月11日，武汉市交委在一份文件中说：“各责任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支持重组工作作为当前的大事抓紧抓好，确保20日顺利签约。”这份文件的附件《中航集团重组东星航空公司签约前相关工作分解表》，详细分解了东星航空重组的时间节点和责任落实人。

　　2009年3月10日，中航集团与湖北省正式签署《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框架协议》，中航集团将把武汉作为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而湖北省政府将在税收、土地等资源方面给予中航优惠和奖励。中航集团承诺：2010 年前，通过业务合作、通程登机等方式开通武汉至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航班；2015年前， 开通武汉至洛杉矶、伦敦、柏林等国际航班。

　　一切都似乎进行得有条不紊。孰料 3天之后，兰世立突然声明拒绝与中航集团的合作。“条约对我们太不公平了，中航想1元钱就重组我们，你说兰总有可能会答应吗？”兰剑敏说。

　　据财经评论员叶檀分析，在东星航空成为负累后，中航的进入可谓恰逢其时：中航进入可以一举解决东星航空与武汉政府之间一团乱麻式的财务关系；除此之外，中航开通国际航线的承诺，使当地政府憧憬武汉成为国际航空枢纽港，进而带动相关产业。但是兰世立的突然变卦打乱了当地政府的计划。

　　2009年3月14日，星期六。武汉市人民政府向民航中南局发出《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称“去年以来，东星航空公司出现经营困难，目前正在开展重组，但是近期重组工作遇到了人为障碍，并引发了员工罢工”，建议停飞东星航空；当天，民航中南局以明传电报的方式告知东星航空，根据《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的飞行。

　　在法庭上，法官也曾多次询问民航中南局有无相关法律条文对下达停飞决定的程序进行规定，中南局方面称并无详尽条文，他们作出停飞决定是依照惯例行事，而武汉市政府发的函只是其中一条导火索，并非决定性原因。

　　民营资本折翼

　　就在被勒令停飞的同一天，兰世立在珠海被抓。后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在去年4月份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此后，东星航空的债权人也纷纷发难。2009年3月30日，武汉市中院受理了美国通用电气商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递交的《破产申请书》，指出截至当年的3月9日，东星航空共欠其债务高达7.4亿元，特向法院申请其破产还债。

　　武汉市中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天决定受理，并在当年8月作出裁定，认为东星航空公司的净资产为-6.76亿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裁定其破产。此外，武汉市中院指派了东星航空的破产管理人成员，由武汉市法制办副主任彭国元出任组长，并拒绝了所有参与东星重组的申请。

　　据中航集团董事长孔栋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航集团来说，东星航空破产清算才是最佳的选择，中航集团可以有选择地收购东星最有价值的资产，而不必承担其债务。

　　据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2009年6月14日报道，新挂牌的国航武汉分公司录用了原东星航空公司600余名员工，约占东星总员工数1/3，而试运营的6架飞机全部为租用原东星航空飞机。虽然国航不是以收购东星航空的身份出现，但从其大量录用员工和租用飞机的举动上看，东星航空原在武汉的航线资源已被国航接手。

　　航空业曾是国内最早对民营资本开放的垄断行业之一，但在2009年，大部分民营航空公司因为资金不足而在运营时捉襟见肘。除东星航空停摆外，鹰联航空被国有企业四川航空收购了72%的股权；奥凯虽然曾一度复航，但美国联邦快递中止与其合作关系，其元气大伤，最终再次停航。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同样巨亏的国有企业东航和南航，分别从政府获得了70亿元和30亿元的资金支持。

　　在2005年发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兰世立曾以20亿元的净资产被排在第70位。他的入狱以及东星航空的停摆，给盛极一时的东星集团带来了巨大阴影。据兰剑敏介绍，东星集团旗下的东盛房地产、东星国际旅行社、东星航空等企业均已停止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