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

　　作者：本报记者王敏/文

　　原材料、能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与货币政策的收紧，再次将大量中小企业逼到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的边缘。其中，以第一次人口红利起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显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其逐渐消失后还可以创造条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而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5月12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蔡昉认为，通过产业转移和教育等途径，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用工荒是中国人口红利结束的前奏

　　《中国企业报》：2011年年初，中国多个地区企业出现了“用工荒”，您觉得中国真到了用工荒时期吗？

　　蔡昉：随着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并预期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此后绝对量开始减少。这个长期趋势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相应减少，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

　　这种情况反映在企业的用工方面，则导致了普遍的“用工荒”。这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早期，适应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沿海地区则直接感受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很多内地的农村劳动力，不用到东南沿海，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实现不错的就业，而家门口消费相比沿海又相对较低，他自然留在家乡打工，这也加剧了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引起工资上涨。

　　《中国企业报》：您是如何理解“人口红利”的？

　　蔡昉：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理论概念，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从而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以及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阶段，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

　　值得强调的是，人口红利的获取是有条件的，特别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条件。

　　事实上，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是纯粹从年轻的人口结构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过去推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这种人口红利。第二种是指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人们变老了，会形成未来做储蓄的观念，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可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中国企业报》：人口红利和用工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蔡昉：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实现地区间转移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通过深化教育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潜力，可以使中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竞争优势，从而使人口红利得以延续。

　　我们讲的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

　　我个人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即将结束，但是还有制度潜力没有挖掘，比如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地区之间仍然有差别。这可以通过形成产业转移的雁阵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缓冲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报》：在中国飞速发展的30多年中，“人口红利”起了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确认了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同时，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关闭。您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蔡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样有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间，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有利的人口结构或者说潜在的人口红利。

　　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通过二元经济式的发展过程，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以实现。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

　　既然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事实上，15岁至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进入到90年代的相对缓慢增长，并预计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经接近7％，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9.6％。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届时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

　　如果遵循以往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以及相应的估算人口红利的人口抚养比，则上述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但是，也有文献指出，在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区别于前述意义上人口红利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企业报》：即使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如以前，但相比老龄化严重的欧洲等发达国家，也还是有人口优势的，这会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吗？

　　蔡昉：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上存在巨大差异，世界经济历史上发生过的国家之间产业转移模式，即所谓“雁阵模式”，完全可以成为国内产业转移的路径。即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更加充分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

　　而且，劳动力供给中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此外，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做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抚养比下降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创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而按照定义来看，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要求更高，涉及到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

　　《中国企业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内陆地区当初的高出生率正由劣势转变为优势，青壮年劳动力占当地人口比明显上升，人口红利仍处于释放期，更多企业也将搬迁到内地区域以追寻尚存的人口红利，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推动消费，有助于增强当地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您认为呢？

　　蔡昉：总体而言，这个报道来得太迟了，说的是20年前的道理。不过，我们的确可以在中西部继续这个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

　　在东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这为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后发优势。

　　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谈判提高工资，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

　　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企业可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

　　《中国企业报》：如果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慢慢下降，企业在人口红利消失之时，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蔡昉：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并非完全取决于工资水平，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具体来说，应该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结合的指标上来认识，即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之比———“单位劳动成本”。即使工资率已经开始提高，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该指标就仍然可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从而意味着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得以保持。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改善为全部是高中学历职工的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进一步改善为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

　　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教育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普及的同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教育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国内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发展差距也是巨大的。例如，发达国家的在学率一般在18岁以前都基本保持在100%，与此相比，中国在学率水平从12岁就开始陡然下降。观察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时，也可以看到几乎相同的变化轨迹。

　　这一方面固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今后通过深化教育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目的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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