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智海讲话时常低头看桌面，视线对着他弯曲的指关节。你想迎他的目光，往往接住的只是他长睫毛覆盖下幽黑眼瞳的暗影。这个肩膀窄瘦、身子轻薄的34岁漫画家，因为害羞，看上去似乎永远只是20出头。

　　梁文道曾将智海与哥哥李智良称作“香港近年文艺界的奇葩”，弟弟画漫画哥哥写文章，“两个人都表现出非常阴郁的一种性格，很有欧陆的一些文艺的色彩，很像卡夫卡的格调”。梁文道那时看到的只是智海的一个面向，如果读了他新近出版的《花花世界》系列，相信也会惊讶于那个以黑白沉郁画风闻名的智海，原来笔下还有这样的温情。

　　漫画启蒙始于黎达达荣

　　智海从未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因为数理成绩好，尤其生物科优异，他考入香港中文大学时选择了食品营养科学专业。在这个人人都想瘦身减肥的时代，若他循规蹈矩毕业，按所学学科就业，现在大概是个吃香的营养师。但他几乎把大学的所有时间用在了画画上。起初画单幅，后来受黎达达荣处女作《慢慢猪?凸凸交》的启发，开始画漫画。

　　在与黎达达荣作品相遇之前，智海并没有阅读漫画书的习惯。尽管他出生的1977年，正是香港主流漫画的黄金时代。智海这样形容主流的“港产”漫画书：题材永远是武侠、功夫、黑社会、古惑仔，最繁盛时一周销量几十万册。1960、1970年代的香港主流漫画家，对应的社会想象是“发达”，买楼买车，开大公司流水线生产，雇一群笔手分工作图：有的专门负责编故事，有的专画人物，有的添加背景……以暴力、色情刺激视觉的封面，公然摆上报摊。父母和学校都禁止智海接触这样的漫画书。他童年的记忆里，漫画几乎是“学坏”的代名词。

　　直到大学由黎达达荣“启蒙”，他才逐渐发现，相对于主流漫画的传统，香港早已生发出另一个“独立漫画”的脉络。独立漫画家坚持“个体户”式的创作，探寻漫画更新更深刻的叙事与表达，关注的题材往往根植于日常生活。这些个人化的美学实践，自成系统，让智海发现了漫画丰富的可能性，也使内向的他，终于为自己强烈的表达欲望寻得了一个最恰切的出口。“看了独立漫画家的作品，我反而觉得那些主流漫画家关心的题材真的很另类。因为大众的生活根本没有武打功夫跟黑社会。”

　　从在学校食堂门口派发自印的作品，到在报纸副刊发表漫画、插图，自学画画的智海，天分很快获得认同。1997年他出版第一本漫画集The Writer and her Story，此后十余年陆续推出Piece of Mind、《默示录》、《路漫漫—香港独立漫画25年》（欧阳应霁合编）、《灰掐》（鸿鸿合著）、《大骑劫—漫画香港文学》（江康泉合著），不少作品被引介至欧洲。

　　漫画与文字的“大骑劫”

　　智海被看做香港独立漫画家中的“诗人”。他的《大骑劫》、《灰掐》等漫画集，是对当代文学文本作视觉化的改编与再创。

　　用漫画与文学作对话，始于2005年9月。“《明报》的星期天副刊要改版，找我和江康泉（另一位漫画家），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想到改编香港的文学作品，觉得这样很方便，不用每个星期想新的故事。结果这样每个礼拜要看很多书，花的时间比自己想故事还多得多。每个礼拜天，《明报》星期天副刊用一整版刊登我们的漫画，上半版是我的部分，下半版是江康泉的部分，每个月我们主打一个作家的作品，大家可以同时看到我对这个作家的诠释、江康泉对同一个作家的诠释，这样每个文本都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图像版本。”做到2006年暑假，报纸再度改版，这个专栏结束，但适逢《字花》文学杂志创刊，担任《字花》美术总监的智海与江康泉继续在杂志上连载这个漫画计划，一直持续至2007年中。他们对12位作家作品的漫画阐释，于2007年底集结成书《大骑劫》，“骑劫”对象包括刘以鬯、蔡炎培、昆南、西西、梁秉钧（也斯）、吴煦斌、饮江、淮远、黄碧云、罗贵祥、董启章、韩丽珠，既有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也有他们自己的同代创作者。

　　作家的文字风格迥异，漫画家也用不同的视觉表达风格去呈现，使用不同媒材配合不同的文本节奏。譬如画“70后”新锐小说家韩丽珠的作品《睡》，“故事讲一个女生，她的男朋友越变越小，小到她没有办法再看到他，联络到他。她写的风格灰灰的，我就用铅笔去画那种气氛，我的漫画的框格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终小到看不到”。

　　在香港文学书的市场很小，文学作品总显得“小众”，漫画相对来说更接近流行的形式，爱读文学的智海于是希望借由漫画可以帮助推广香港文学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更认为改编文学是对漫画叙事的丰富，“不同的作家对怎样讲故事都有很有趣的实验。我觉得漫画也是一个讲故事的形式，文学在叙事上比漫画发展得早很多，经历过的时代比漫画长久很多，漫画的叙事技巧有很多可以从文学中借鉴的东西。”他从作家崑南1950、1960年代的报馆小说中感悟到用“拼贴”来表达日常的无聊感、束缚、不自由—崑南是把香港新闻和国际新闻消息连续十几页地拼接在一起，智海则想办法把这种感觉转换为图像：“一个人物连续好几页都维持同一个固定动作，很僵硬，没办法自由活动，但是却拼贴上不同的环境：他上班时就对着电脑，对着他暗恋的情人就是扶住她跳舞，睡觉时就盖着被子……”

　　收入与生活充满不确定性

　　卡夫卡、让?热内、卡尔维诺、杜拉斯，都是智海爱的作家。他的文学品位，难免受到高中时已立志写作的哥哥李智良的影响。

　　兄弟俩成长于清贫的家庭，在狭窄的公共屋邨长大，父母一辈子是公司小职员。“从小哥哥是比较外向的，很会跟人理论，口才很好。因为家里有这么个发言人，我就不用讲什么话，安安静静坐在一旁看书画画，自我满足。所以我也是一个内向、不敢表达自己的人。小时候爸爸偏心哥哥比较多，对我比较凶，平常我就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人家有什么想法我就尽量配合，怕被骂。画图又令自己更加内向。但是我也会打篮球、游泳，在中学里是校队成员，我觉得是运动上比较ok，所以情绪上没有真的很低落。哥哥到高中就没做什么运动，情绪波动比较大。”

　　“哥哥看的书比我看的更沉重。”智海说。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李智良，后来患上抑郁症，两次自杀未遂。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先是高中时最要好的朋友去加拿大念书，遇到感情问题，自杀过世；然后爸爸妈妈展开离婚的拉锯战，到智海大学二年级时最终分手；哥哥试图自杀也在同几年。

　　这些经历，决定了智海早期作品凝重艰涩、沉郁内敛的风格。他迷恋卡夫卡，“觉得写书，要写一些深刻打动人心的作品出来，要有一个高度”。

　　父母从小寄望两兄弟读书成人，赚钱供楼，在这座疯狂的城市立足，摆脱底层移民的出身。他们又的确天资聪颖，成绩优秀，都考上了最好的大学。不过兜兜转转，他们却还是不约而同选择了那条“不赚钱”的独立之路—忠于自己内心的创作。

　　在香港，无论从事文学书写，还是独立漫画创作，生存都并不容易。买不起房是一定的。就连每天往返于租住的公屋与工作室，智海都要仔细计算交通的成本。“为了悭钱就要计数，从家里出去湾仔工作室，火车+隧巴VS 巴士直达，后者还是贵了0.5-2.7元（视乎路线）；晚上回家，小轮+走路+火车VS小轮+巴士，后者也贵了2.3元。假如每月出门25日，每月贵了70-125元，即贵了12.8%-18.3%不等，加上周六、日渡轮再贵些，不时又出差搭多几次车，所以开支又更多。”他在日记里这样写。紧接着又补上一句：“不过只要守着‘人的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原则，我就不需要为增加开支而苦恼。这到底是我的选择。”

　　他的收入与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话语里有对这个不可捉摸时代的揶揄，“父辈们几十年遭遇一次经济危机，而我们这一代可能两三年就会碰到一次经济泡沫的破灭”，但他却在用画笔、用想象营造一个岁月静好的纸上世界—世界的主角，是小女孩花花，和永远陪伴、关爱她的爸爸，还有小狗比比奥、小猫比比亚。这个虚构世界里的质朴温情，像是对现实嘈杂的静默抵抗，恍若一座搭建在心像中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