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友良 发自上海

　　时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著名历史学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专家雷颐先生所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一出版就引起各界的关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里的一声枪响，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对于这场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多次提及的‘辛亥革命’，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有人肯定，有人否定。但是，比这些‘价值判断’即个人的好恶更重要、更基础的，其实是认真理清它的来龙去脉，细心爬梳整理复杂纷繁的丝丝缕缕，才能慢慢解开纠结不清的环环扣扣。”雷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写作此书的初衷。

　　“辛亥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不能说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在雷颐看来，晚清七十年上演着“温和立宪”和“激进革命”的竞赛，而最终以 “激进革命”胜出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晚清的统治者—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现代化”这一挑战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改革是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成为“制造革命党之大工场”。

　　“细说”“历史边角料”

　　这本《走向革命》一书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为“1840定势、1851求索、1863接轨、1875政争、1898变局和1911革命”六辑，具体采用的是“细说”形式。

　　“细说,是细微的细和细致的细。”之所以如此，雷颐指出这和他多年养成的“历史性思维”有关。“撇开那种大历史的叙事，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一些历史的细节上。这种注重历史细节的陈述会带来强烈的历史现场感，一读之下颇为难忘。能令平时那些在大历史的脉络中，被脸谱化和定格化的历史人物，一下子具有了本应该具有的鲜活的生命感和更为复杂的心理纵深感。”

　　有学者将此视为利用“历史边角料”。事实上，这种写作方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同为历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甚至出版过一本《大历史的边角料》的著作，而雷颐本人在2008年也“采用此法”推出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这一被评为该年度“十大好书”的著作。

　　与通过奏折呈现“历史漩涡里的李鸿章和晚清帝国”的前一本著作一样，在《走向革命》中我们看到：林则徐再也不是那个简单的民族英雄，这位近代史上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世界和西方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愚昧到清醒的痛苦转变过程；曾国藩与他的幕僚赵烈文偶尔一次闲聊，预测清廷还“有国半纪”（50年），结果是47年后迎来了覆亡。

　　在写作的过程中，雷颐还特别采用了叙述加议论的方式，给读者“不断产生抚今追昔，从历史中找到钥匙的感觉”。譬如，在点评清末铁路和近代企业“国有”和“民营”的激斗一事当中，他就特别提到，“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不会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

　　“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几句话被广泛地引用，即‘一切历史均是现代史’，这意味着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会随着社会发展和学者们本身阅历的增长有所变化，所以在一些事件之后加上个人的评论更多的是为了记录自己当时读到这些材料时的体会。”雷颐说。

　　清政府改革看起来很假

　　“尽管全书对革命党的宣传、动员等革命的过程几乎没有多少描写，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还是为了讲辛亥革命，在我看来它描述的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史。”雷颐说。

　　雷颐告诉记者，作为一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变动，学者们对辛亥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十分正常，但是就目前学界出现的一些研究取向，他还是想就一些问题做些整理和爬梳。

　　他特别注意到了目前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有不少论者极力想搞清清政府究竟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并有论者认为此时的清政府是“真立宪”，甚至就此认为“辛亥革命打断了晚清政府的改革，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走上了不断革命的历史循环”。

　　“这种探索自有其意义，但在我看来对于研究清王朝为何灭亡、激进的革命党为何成功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探索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究竟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一般说来，如果普通的被统治者认定清政府是真立宪，则激进的革命党的活动空间将十分有限，万难成功；如果他们认定清政府是假立宪，温和变革的前提就全然而失，激进的革命党就能轻易得逞。”

　　“显然，最终的事实是在普通的民众看来，清政府的改革是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雷颐特别告诉记者他在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

　　1906年9月1日，当清廷终于发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时，当时国人对这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依然是万众欢腾，很多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然而，清廷却依照日本模板在1908年推出《宪法大纲》，强调君主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明治宪法》。1911年5月，其又利令智昏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

　　“这些做法甚至连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维新派都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事实’。”雷颐指出，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使得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们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我这本书之所以对革命党着笔不多而重点分析的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究其原因就在于想告诉大家，如果连原本支持清政府的‘洋务派’与‘维新派’都开始反对了，那问题十分清楚了，即七十年的晚清历史只不过是为‘走向革命’做好了铺垫。”

　　“事实上，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雷颐指出，从晚清政府对电报和海军衙门的设立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即可看出晚清政府“温和立宪”和“激进革命”的竞赛中，最终胜出的会是“激进革命”。

　　1865年李鸿章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然而朝廷却一直不批准，最主要的理由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认为电报之铺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安”。而在设立“海军司令部”上，1874年李鸿章即提出设立，但是直到1888年，中法战争失败之后才正式成立，即便如此它的总理、会办、帮办却全是兼职。

　　“如果说裁撤机构会引起原来的官僚集团反对，增设机构也遇到如此阻力，只说明清政府没有冲破旧的意识形态的识见和勇气，从中亦可以看出，无论大事小事，清政府很少事前主动变革，大多是事后被动应变，最终被‘激进革命’推翻也是势所必然。”雷颐提到从他对这段历史的整理看，基本结论如此。

　　“任何社会，真正的‘革命党’目的只有一个即推翻现政府，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人数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这七十年的历史中，清廷将‘洋务派’和‘维新派’慢慢地变成了革命者。”雷颐告诉记者，“难怪，梁启超也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历史漩涡中的帝国人物

　　雷颐表示，纵观晚清历史，虽然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更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在重压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一再错失良机。

　　在他看来，“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清廷的实际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与其否定下层人民的‘过激’，不如更好地去爬梳为什么当时清廷没有那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容纳各方的明智与气度？”

　　雷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这种情况下，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被上层的“极端”逼迫出来的。

　　不过，雷颐对那段历史当中的不少人物仍十分敬佩。从林则徐到李鸿章，从徐继到郭嵩焘，还有他特别推崇的梁启超和容闳，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的这些有识之士不惧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