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在此影响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更是复杂多变。2011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中国经济虽继续保持高增长，但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利比亚危机、日本大地震、北非及中东地区政治局势动荡等，这些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日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等出席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商务发展论坛”，就如何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新特点、中国国际商务如何顺应政治经济形势的挑战献言献策，共同探讨中国国际商务的未来发展之路。

　　李稻葵：中国未来十年需做好三件大事

　　李稻葵认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会出现长达十年比较混乱的调整期。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尤其重要。中国在未来十年需要做好三件大事，即保持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保持国际金融的稳定和推进改革。

　　“今天发达国家出现非常大的危机和矛盾，表现在除了个别国家外，各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出现不同下降，财政问题非常严峻。客观上说，发达国家需要呼唤新一轮深刻改革，类似于里根似的政治人物，需要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发达国家出现这样的政治英雄，也没有提出一个系 统 的 、 在 全 球 化 时 代 进 行 深 刻 社 会 改 革 的 理论。”李稻葵说。

　　李稻葵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未来五年左右会出现新的一轮自己的金融危机。新的形势非常严峻复杂，未来会经过比较痛苦的调整阶段。

　　李稻葵表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尤其重要。具体说来，中国在未来十年需要做好三件大事，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第一，中国需要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做出贡献。近两年，这件事情中国一直在做。以国际贸易领域为例，在金融危机前，我国的贸易顺差大概在3000多亿美元，占G D P的比重高达9%。经过两年多的调整，贸易顺差在去年已经降到1831亿美元，占G D P比重达3.03%，今年的贸易顺差还会进一步下降，第一季度11亿美元逆差，四月份仅仅出现114亿美元顺差。去年底我们曾经预测，今年的贸易顺差会从1800亿降到1500亿，现在看来今年很可能会降到1200亿，甚至1000亿美元左右。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成，外贸顺差占G D P比重将会降到2%以下，甚至1.5%。如果美国、欧洲能够和中国一样，把贸易逆差降到G D P2%，或3%左右，这个世界很平衡了。

　　李稻葵认为，对中国经济而言，我们应该提出以贸易顺差占G D P的比重作为目标，而不能笼统用经常顺差除以G D P。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经常账户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贸易顺差，另外一部分是长期积累在境外的索取权，比如三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获得的投资回报，这两件事情本质不一样。

　　我国的经常账户贸易顺差已经下降，给国外贸易伙伴的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市场，让他们有更多当地的就业，但是我们经常账户余额中投资回报外国人这部分不纳入经常账户指标，这是不平衡的积累，不影响目前的流量。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的外汇储备或其他的走出去企业，境外获得更高的回报时，恰恰证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上升的。

　　第二，在国际社会承担责任，主要是保持国际金融的稳定。当今世界，当发达国家进行长期调整时，这些国家的信用不断下降。大量的国际投资者会逐步把美元、欧元、日元的计价产品转到人民币或其他计价产品中来。

　　这个过程中，国际金融一定会出现波折，美元、欧元、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可能会出现大的下降。大量的国际投资者会把自己的资产转换成人民币，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平稳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作用。

　　第三，推进改革。国际经济界重大改革要求国际上的金融交易和世界实体经济的规模和格局要相配合。未来世界金融交易，贸易交易，结算货币一定要和实体经济相配合。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地位一定会逐步下降，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一定会提升，这是大趋势。

　　李稻葵表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做两件事情：

　　一，在国际上创造更多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让养老投资者、国际保险金投资者逐步把日元、欧原等等资产卖掉，换成人民币，投资在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里。“我们一定要产生越来越多的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包括国债券，公司股票、债券到国际上发，让国际投资者买。”李稻葵说。

　　李稻葵同时也提醒政府和企业，这个过程要非常谨慎。一旦我们的资产由国际投资者持有的话，

　　我们信息披露的质量就受到了国际的监督，一定要避免大起大落。一定要产生稳健、严格监管的高质量的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中国自身的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尽到国际责任是紧密相关的，只有把自己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的质量稳健度大幅度提高，在国际上产生有质量有吸引力站得住脚的金融资产。”

　　二，当国际投资者把金融资产转换成人民币的时候，境内机构、家庭，或央行必然会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欧元、日元等等。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还会上升，现在三万多亿外汇储备已经管不过来，怎么办？把外汇储备交给民营企业，交给家庭，由他们出国投资。

　　李稻葵表示，国际社会需要我们成为国际货币，希望人民币能够提供大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需要我们的人去投资，当前最严峻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才和机构，保证出国投资回报率超过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购买人民币计价的金融投资回报率。

　　张燕生：2016年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坎

　　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到2016年，中国的G D P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假定中国和美国之间一步一步趋同，最终我们能够完成弯道超车，前提是趋势不会减速，不会逆转。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坎。”张燕生表示。

　　根据WT O的规定，成员在入世后满15年后，将自动得到所有其他成员对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正式承认。2016年恰好是中国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一年。

　　张燕生认为，2016年至2019年将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的时间，同时，也是印度近4亿15岁至34岁年轻人参与国际分工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我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当综合投资成本上升的时候，加工贸易的巨额顺差可能在2016年出现拐点性的下降。调查发现，现在引进来的外资越来越多的投资房地产业、非制造业，投资是内销而不是外销，而且越来越多的投资来自于避税天堂、自由港和短期资本。

　　“下一步，尤其对中国来说，有着很多严峻的挑战，也有很多新机遇，从外贸和外资的角度来说，中国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将是走向大国经济的新阶段。”张燕生说。

　　第一，走向大国经济，中国在外贸和外资领域的第一个变化是定价权方面。中国将成为一个真正经济意义上的开放大国，成为世界主要产品价格的决定者而不是追随者，是国际主要规则制订和修改的决定者，而不是接受者；是国际重大责任承担者和逆周期的调节者，而不是责任推卸者或顺周期参与者。

　　第二，走向大国经济的金融实力，金融的竞争力和金融的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道坎。三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累了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我们会发现我国对外资产结构中股权投资只有7%，而美国人持有亚洲人的资产股权投资占到70%以上。也就是全球的控制力，全球剩余的有序索取权。

　　从这个角度，中国下一步怎么调整对外金融的资产，怎么能够渡过金融的开放，深化和市场化的坎，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三，走向大国经济下一步如何能够成为创新策源地。从对全球的研发创新活动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全球的研发创新高度集中在大三角地区，即美、日、欧地区，研发的全球化和研发的含量是呈反比的。越国际化，技术含量越低；技术含量越高，越本地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下一步如何迈过研发创新这个坎。

　　第四，走向大国经济下一步要学会如何承担大国责任。张燕生表示，对“十二五”为起点的外贸和外资来说，如何能够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于下一步来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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